鲁迅《端午节》赏析和读后感

【析】 塑造艺术形象，鲁迅是推崇也擅长“画眼睛”的。他说： “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①如果狭义的理解，我们自然能够从《祝福》中找到成功的例证。祥林嫂眼神的数番变化，凝聚着她身世的悲惨和不幸。以聊聊数笔的刻划，使对象的形神凸现，艺术功力之深厚，手腕之高妙，历来为人称道。而广义的看，“画眼睛”可以被解释为选取、捕捉形象的富有个性表现力的特征，加以简洁、集中、凝炼、有力的描绘，从而显现出形象的普遍概括性和意蕴的深刻性。应该说，鲁迅推崇并擅长的 “画眼睛”，既是狭义的更是广义的。鲁迅塑造各个人物形象，总是注重把握他缘于内而形于外的个性化特征，从不专执于一个角度，固守同一模式，举凡人物形象的衣着、动作、神情、心态、语言等，都曾被灵活而有效的运用来“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小说《端午节》开门见山写主人公方玄绰的口头禅“差不多”，即是从口头禅醒目的揭示、深入的开掘、艺术的切入他个性特点的成功一例。犹如窥一斑可知全豹，一句个性色彩鲜明的口头禅，有助于洞观方玄绰精神世界的丰富、复杂性。

口头禅“差不多”，是方玄绰“发见”的运用频率极高的 “平凡的警句”。仔细分析，他自以为得意的“发见”，其实是侧重在“警句”的一面。或者说，他赋予看似平凡的“差不多”以极不平凡的内容。所谓“警句”内容的不平凡，主要指“差不多”说的构架庞大，有多种包容性和所指的多方向性。大端而言，“差不多”说有哲学基础，各色人等“性相近”。在方玄绰看来，无论是人的先天性的因素作祟，还是后天性因素使然，趋向同一。是人，不免喜恶厌善。人的趋恶性只要有适宜的土壤和条件，将膨胀和爆发； 有史实基础：“古今人不相远”;有现实基础：“易地则皆然”。历史和现实的人、事统统被他移用来证明“性相近”观的合理性，又统统由“性相近”论得到阐释。数方面交融化合，再加以素朴、通俗的处理，即结晶为 “平凡的警句”“差不多”。由此可见，“差不多”说称得上是方玄绰系统的思想体系，是方玄绰思想言简意赅的精义。

作为一种整合的系统思想，它不能被拆解为各个部分，予以孤立的评说。比如，不能因为“差不多”说揉合渗杂了“性相近”一类空洞、抽象的内容，就不加分析地简单斥责，绝对否定。也不能因为方玄绰做官兼教员的双重身份，两种职业都有欠薪的记录，和鲁迅的经历暗暗吻合；方玄绰的某些言论，外表上和鲁迅个别的观点是类似的，便得出如下结论：这篇小说“颇多有自叙的成份，即是情节可能是小说化，但有许多意思是他自己的。”②那样，显然无助于整体的认识，把握方玄绰的思想状况。方玄绰思想体系“差不多”说，是多要素的复杂统一。倚重任一方面的评说，这一形象将不复是有机完整的。

如小说描写的，方玄绰每遇身内身外的矛盾，无可排解时，“差不多”说就有了用武之地。他之所以坚信“差不多”说的普泛价值，概因他无法躲避的矛盾斗争，无以解释的复杂现象，“差不多”说往往能轻巧地化解、释明。这样看来，与其说方玄绰喜欢他认为是 “差不多”的种种事实，莫如说他喜欢“差不多”说蕴含的自控、自调功能，使他在身内身外两个方面——自我心理矛盾和人我矛盾方面——解脱了多少烦恼，获得了心灵的极大限度的平衡。

方玄绰的自我心理，具有“不平”和“安分”两种对峙成份。他承受着不合理社会的刺激，遂萌发 “不平”。他极力用“差不多”说抵御不合理社会的刺激，方有“安分”。那种易时、易地则皆然是“中国将来之可虑”的牢骚，突出反映出他“不平”的烈度，其中自有发人深思的意味，可是，遗憾在于，方玄绰本人就没有深思下去。他对中国社会的沉滞、丑恶、腐败现状，缺乏与之“奋斗的勇气”。主观上没有刺之以投枪的愿望，客观上没有加以疗救的行动。他发出感慨，为的是得到安慰。内心的“不平”情绪一旦释放，心理上马上“安分”起来。发感慨于他无所失，得安慰于他却有益。以至嘴上尽可宽泛的慷慨激愤的感时忧国，颇似“忧国的志士”，行动上是千方百计逃避现实，尽可能远离现实的矛盾斗争的漩涡。由于“差不多”说的奥秘，本来就是否定人应有所作为，能明辨是非。在这种使人麻木，沉沦的自控、自调功能作用下，方玄绰实现了心理上从“不平”向 “安分”的转化，而且丝毫没有痛苦，一点不为自己的言、行背离而惭愧，正是自然而必然的。

如果说泛泛议论时方玄绰还能发泄些许 “不平”，那么，面对具体的人际矛盾，他连空泛笼统的“不平”也 自觉收敛，代之以日益瞒心昧己的故意造出一条逃路了。这是“差不多”说的自控、自调功能发挥到极致的表现。环绕着索薪风潮，方玄绰和政府当局、同寮、大教育家、新闻记者、学生总会及亲朋，构成了直接的、潜在的矛盾冲突的可能性。事实上，经他的刻意努力，可能性无一演化为现实性。他惯于用自我调侃、自我消解的方式，委曲求全；妥协忍让的方法，避免激化矛盾，进而奇迹般地排解烦恼，求得心境的安分自如。教员们都联合索薪，他不开口，不加入。同寮过分奚落索薪的教员，他刚“略有些小感慨”，旋即转念：“这或者因为自己正缺钱，而别的官并不兼做教员的缘故罢，于是也就释然了。”新闻记者撰文鄙薄讥笑官吏索薪，他“知道这是新闻记者还未缺少润笔的缘故”，因此“毫不为奇，毫不介意”，连小感慨也没有。向亲朋借款，碰壁而还，冷静下来后又“觉得这也无怪其然”，自己也有不顾道义拒绝援助同乡的经历。凡此种种心理活动，恰映照出方玄绰的任何牢骚都是浅层次的表象。在深层次，他的情感态度乃是克己节制、顺世无为的。他浇灭了对生活的所有激情，用对社会人生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态度，用仿佛大彻大悟、看破红尘似的疏淡、超脱心情，处世行事，甚至不愿为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努力。方玄绰是把“差不多”说作为灵丹妙药服用的，可药力所到之处，只能是腐蚀了他的意志，泯灭了他的良知，使他滑入庸俗无聊、圆滑虚无的泥淖，成为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

这样一个个人主义者，他的生活目的是企求太太平平、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具体内容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 是每餐桌上有两盘以上的菜蔬，有杯酒可供小酌，有烟卷可供消遣，闲暇时读读《尝试集》，作为物质和精神的享受。在方玄绰那里，太太平平无疑是无所事事，舒舒服服也无非就是浑浑噩噩。应该说，为了达到不免卑琐的目的，方玄绰付出的代价不小。他丧失了原先多少具有的“五四”知识者可贵的锐气与反抗和进取的精神。他作茧自缚，用心造的“差不多”理论，把自己磨炼成于世无用、于人无益的庸人。

对于方玄绰而言，问题的可悲还在于他无法真正达到自己的目的。“安分”战胜并取代“不平”后，他并不能始终做到心如古井，不起微波；行如佛、道弟子，飘逸、洒脱到凡人不可及。他的“差不多”说在心理上奏效的同时，就遇到物质生活日益困窘的挑战。作为社会的人，他不得不承认“人要吃饭，饭要米做，米要钱买”的浅显又严峻的事实。不能不为孩子们的学费、餐桌上的菜肴、店家的账单去筹借资金。“差不多”说面对物质生活的煎熬逼迫，顿显得软弱乏力。本来，为物质生活困扰的方玄绰，同时也就获得了反思“差不多”说弊端的契机。但由于“差不多”说在他是积淀已久，积重难返，成为自觉清醒的评人析事的出发点和归宿，解决人际矛盾时遵循和依傍的信条和指南，且运用得十分娴熟，这就决定他不能把握住契机。“肉”的苦闷既为“灵”无力解决，理性上也不允许向社会发泄，剩余的发泄口唯有家庭了。方玄绰“没有受过新教育”，传统的文化的熏陶，使他养成在社会上唯唯诺诺做人的习性，又给了他充任家庭权威角色的权利。小说着意展示方玄绰的心理活动及流程，在学校衙门等公共场所，方玄绰的心一受到“差不多”说的理性制约，言行十分圆滑。这从他的话激起人们“怅然”、“勃然”、“微笑”的不同反应，他的行为令人产生“孤高”“有神经病”的不同印象中，可以看出。而家庭中，他无须处处设置理性的防线，思想多少显得真诚单一些。端午节前夕，多种社会矛盾汇聚在他面前，“差不多”式的敷衍搪塞已无济于事，抉择实质性的行动方案迫在眉睫：是顺从索薪大会代表的“亲领”主张，还是违逆他们的意思？是设法交付孩子的学费，还是置之不理、处之坦然？其间的区别并不是“差不多”的。唯有这时，但也只限于家里，他才喷吐出“少见的义愤”：“我钱也不要了，官也不做了，这样无限量的卑屈……” 发出 “不很顾忌道理”的反诘：“做老子的办事教书都不给钱，儿子去念几句书倒要钱？”此类偶尔一现的人格尊严感、心理情绪骚动波，正说明手段和目的的背离使方玄绰陷入了两难境地，也说明身居不安定的社会，单靠自控、自调功能的“差不多”说，慰藉自我的脆弱心理，力求保有一颗 “安分” 的灵魂，是何等可笑，又是多么困难。

从结构形态看《端午节》采取了两种时间处理法。一是前半部分的朦胧不确定，如只点到 “最初”、“后来”、“近来”、“现在”、“上月”、“这一日”等为止。与时间的跳跃、不联贯相应，前半部分没有中心情节，只有零星事件的穿插叙述。叙述者的评议自然妥贴地从非顺时序的情节中带出。它没有填满艺术的空白，以至侵犯了人们审美想象余地的缺点，反有着增强情节内容的内在逻辑的作用。鲁迅对主人公的谐谑讥讽态度，因此也得到部分体现。无论是时间的跳跃还是叙述者的介入，用意都在减少讲述故事式的铺垫、交代，以便用少许的艺术笔墨勾勒出方玄绰的心理成因，凸现出他的个性特点。证之小说的内容，这部分的时间背景可以确定为“五四”运动的高潮至狂澜退潮期。二是后半部分的集中明确。它截取了端午节前一天从中午到晚间的生活横断面，用连贯的情节反映方玄绰心理的一波三折流程。参照鲁迅自述，这部分的事即发生在小说创作的同一年即1922年端午节。③从“五四” 高潮到1922年，瞿秋白认为，中国知识界正经历着一次大分化。分化后的趋向用鲁迅的话来表述，是有的前进，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颓唐消沉。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方玄绰，不能不作出何去何从的选择。从“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的”等情况看，他分明曾受到“五四”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大潮的影响。从“差不多”说的形成和全面推广运用看，他现在的苟且偷安、自鸣清高，自私狭隘、瞒心昧己、毫无是非、冷却了愤激式的热情，消减了抗争的勇气，正是对“在先”的他的一种反动，是步向消极颓丧、虚幻冷漠大泽的表现。方玄绰集中反映为心理变化的人生历程，在当时是有一方面的概括性、典型性的。

已经失去生活激情的方玄绰，假设没有外力的强劲刺激和推动，自身很难产生新的思维机制，实现思想状况的变革性转机。方玄绰是意识到瞒心昧己、不辨是非的不妥，也略感不安，意欲“改正”的。但每次灵魂的小小震荡，总伴随着更可怕的沉寂。甚至“只要地位还不至于动摇”，勿论教育界、政界的索薪事件，勿论别人对他有什么看法，“他也决不开一开口”。如前所述，方玄绰以生活安分为人生目的和理想境界。他构建的象牙塔尚未倾覆时，他的“差不多”说不会得到矫正。他可以轻松自如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向人讨债“非其所长”; 手握经济权者的阎王脸，他“不敢见，也不愿见”。他还可以作一番无关痛痒的自嘲：“我‘文不像誊录生，武不像救火兵’。”对得过且过的现状心安理得。他安分的生活稍稍受到威胁时，也不可能严肃思考更勿论寻觅别一种出路。按方太太的设想，要济做官、教书收入的不敷，方玄绰可以向两个方面努力：一是给上海的书铺、本地的报馆做文章；一是买一张彩票，寄希望于万一。对前者，方玄绰是能做而不愿做；对后者，又以为有失体统不屑做。出路何在呢？小说开放式的结尾，事实上向各式现实中的方玄绰们提出了严重的疑问，而过着灰色生活的灰色的人们，前景是暗淡的答案，也就包孕在其中了。

《端午节》收入小说集《呐喊》。《呐喊》里的知识者形象，以封建制度的怀疑、反抗、破坏者 (狂人)和牺牲品(孔乙己、陈士成)为主，他们都生存在现代以前的那个历史时期。在描写现代特别是“五四”后的知识者形象方面，《端午节》是《呐喊》集中唯一的一篇(《一件小事》的主人公“我”，是有现代思想情绪的知识者形象，但引起他沉思的“一件小事”，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时)，也是鲁迅小说创作的第一篇。鲁迅关注现代知识者，自有独特的切入角度，那就是剖析他们的心态，批判他们的弱点，哀痛他们的悲剧，探索他们的出路。其成果大多集辑入《彷徨》。而对现代知识者的心态、弱点、出路的形象化探索，是以《端午节》为开端的。方玄绰在精神上，和尔后的《幸福的家庭》、《孤独者》 等篇的主人公更接近。这样看 《端午节》对于认识鲁迅结束小说创作的“呐喊”时期，转入“彷徨”阶段的创作情形，也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