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目录》序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①，《崇文总目》^②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 言周之先， 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作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 不得不然， 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 其旧法已亡， 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 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③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 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 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 不可不一， 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 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④则不然， 不知道之可信， 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⑤，偷为一切之计而已^⑥。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率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⑦， 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⑧也。惟先王之道， 因时适变， 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 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 “邪说之害正也， 宜放^⑨而绝之， 则此书之不泯， 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 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 然后以禁， 则齐^⑩;使后世之人， 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 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 皆著而非之⑾。至于此书之作， 则上继《春秋》， 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 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 《崇文总目》存者八篇， 今存者十篇云。

(“丛书集成”本《唐宋八大家文钞》， 中华书局1983年版)

注释 ①刘向(约前77—前6)——西汉经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原名更生，字子政，西汉沛(今江苏沛县)人。曾校阅群书，撰成我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别录》。另有《新序》、《说苑》、《列女传》、《洪范五行传》等。《战国策》，史书，内容多记录战国时游说之士的言行。西汉刘向编定。②《崇文总目》，书目集，北宋王尧臣等编辑。全书共六十六卷，著录崇文院(皇家藏书院)藏书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原书失传。今本为清钱东垣等人辑释、补遗。③二帝——指尧和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④游士——游说之士。⑤设心注意——心意所在。⑥偷——苟且。一切之计， 一时的权宜之计。⑦苏秦——战国时纵横家。字季子，东周洛阳人，曾说六国合纵抗秦。入齐，被齐大夫刺杀。商鞅，战国时法家。卫人，姓公孙，曾说秦孝公变法，后被诬谋反，车裂而死。孙膑，战国时兵家，齐人，孙武后代。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后涓为魏将，忌膑，诳膑至魏，施以膑刑(挖去膝盖骨)。后膑至齐，助齐大败魏军。吴起，战国时兵家，卫人，曾为魏文侯将，文侯死，遭陷害，逃至楚，辅佐楚悼王变法，悼王死，吴起亦被旧族杀害。李斯，战国时法家，楚上蔡人，曾助秦统一六国，秦始皇死后，与赵高合谋矫诏立胡亥为二世，后被腰斩。⑧寤——通“悟”，醒悟，明白。⑨放——抛弃。⑩齐——一致，指思想统一。⑾“是以”四句——神农，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楚人许行曾以神农之道说滕文公，主张君民同耕，遭到孟子的反驳。墨子，名翟，春秋战国之际宋人。墨家学派创始人，主张兼爱、非攻。《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了孟子不愿接待奉行墨家学派思想的夷之，并对墨学的薄葬等加以驳斥。⑿高诱——东汉涿郡(今河北涿县)人。著有《孟子章句》(今佚)、《孝经注》 (今佚)、《战国策注》(今残)、《淮南子注》、《吕氏春秋注》。

赏析 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作家，也是他的得意门生，因而时时处处以欧阳修为楷模。“言由公诲，行由公率”(《祭欧阳少师文》)，其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均与修接近。如贯穿曾巩为人为文道路始终的推崇儒道、讲究经世致用的思想就是在欧阳修的影响下形成的。曾巩为文迂徐和缓、藏锋不露、结构谨严且有条理。他的这些特点在这篇《〈战国策目录〉序》中都有很好的体现。

曾巩曾长期编校史馆书籍，这篇文章就是他在整理、校勘《战国策》时为之所作的序。为古籍作序，一般以考订原书的情况为主要内容，而曾巩作序却针对原书的内容或某些观点加以评论，且常发前人所未发，此篇亦然。

在序文的开始，他先用简洁的笔墨叙述了《战国策》的校勘情况，而后引出刘向原序及观点。刘向本是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人，在序中言必称孔仲尼，他尊崇道德教化，反对诈伪权谋，故而对游士的行为一再斥为“诈谲”、“谋诈”、“诈伪”。但他也说： “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为一切之权……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之为存，亦可喜，皆可观。”这一说法却引起更重儒道的曾巩的强烈不满，称刘向为“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

但在行文中，迂徐和缓，藏锋不露。本文驳斥刘向的观点，并非单刀直入，而是欲抑先扬，先赞“其说既美矣”，再断刘之“不得不然”之谬。展开议论之后，又不趁势予以批判，而是收敛气势，先以孔孟为例作正面阐发。他认为孔孟之道是“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且二子坚持“法以适变，不必尽同；道以立本，不可不一”的根本原则，他们才是“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这句与上文中刘向的“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相对照，不露声色地批驳了刘向的观点。

继而他才开始正面批评游士的行为，他认为策士们“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只管“论诈”、“言战”而终于导致身亡国灭， “为世之大祸明矣”。摆事实，讲道理，说明策士的危害。没有声色俱厉的指责，但实际批评的矛头已直指刘向。

此文的另一特点就是结构严谨、有条理。先叙校书情况，这是序古书之必然，自然引出原序内容和观点，展开议论。在评论中，用孔孟之道与游士的谋诈之为进行对比，刘向的“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与孔孟的“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形成对照，孔孟的“能勿苟而已”与策士们“偷为一切之计”相对立。然后由“邪说之害正”引出是否该“放而绝之”的疑问。作者指出， “禁邪说”不一定要“灭其籍”，应使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不可为”才是上策。且《战国策》“上继《春秋》，下至楚汉”记载了二百多年的史实，具有史料价值，“固不可得而废也”。这一方面解决了人们的疑问，另一方面也阐述了作者整理此书的意义，并把文章从议论又拉回到书籍本身。转折过渡自然，使文章又以校书情况作结。

《宋史·曾巩传》言曾巩“本原六经”。这篇文章确是十分鲜明地体现了曾巩这种推原儒道的思想。他的观点虽不尽完美，卫道的精神不值得提倡，但此文在创作上的特点却深为后人所称道。他与刘向的观点明明针锋相对，但他写来却不见刀光剑影，而是娓娓道来，宛转达意，且能“穷尽事理”。正如前人所云：“此篇节奏从容和缓，且有条理，又藏锋不露。”(吕祖谦语)此文确是书序中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