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原文、赏析和鉴赏

韩愈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是一篇一百五十余字的短文，但其含蕴十分丰富，构思独具匠心，是一篇深受历代散文家和评论家重视的佳作。《古文观止》评曰：“文仅百十余字，而有无限开合，无限变化，无限含蓄，短章圣手。”姚鼐说此文“冠绝前后”。这些评论都说明本文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

这篇文章的第一个特点，是作者敢于冲破赠送序这种文体的传统模式，充分抒发真情实感，使读者耳目一新，从而产生强烈的感情共鸣。序本来是一种评介作品内容的文字。古人在与知交分别时，常赋诗相赠，而在诗前写一篇序，叙述赠诗的意旨。后来有人只写序而不作诗，于是渐渐形成了赠送序文体。赠送序既然是临别赠言，说一些吉利的话、诉一番彼此的友情，就成了常见的内容，本来也无可厚非。但久而久之，赠送序就变成了一种充满客套的应酬文章，不但缺乏真情实感、缺乏生气，而且有许多违心的假话。这种传统的模式，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也使赠送序文体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韩愈对赠送序文体这种缺乏真情实感的传统模式是十分反感的。他批评这类序文的作者“有违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内愧之名”，同时提出了“引物连类，穷情尽变”的创作原则，要求作者运用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充分抒发真情实感，并依照主题的需要在文章的形式上尽力变化，从而创造一种崭新的生动活泼的赠送序文体。本文充分体现了他所提倡的这一创作原则。

董邵南是寿州安丰 (今安徽寿县) 人，隐居行义，颇有才学，但不为所用。韩愈对他的遭遇很同情，曾写过一篇题为《嗟哉董生行》的诗，赞扬他的仁义慈孝，认为他是国家的有用之材，对他那种“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遭遇深表遗憾。后来董邵南到都城长安考进士，接连几次都没有考中。他心情郁闷，甚为失意，一气之下，便决定到河北去另谋出路。当时的河北三镇，是藩镇割据的地方。这些军阀上抗朝廷，下害百姓，是严重危害国家统一、导致战乱的祸根。韩愈一贯主张削平藩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对那些投靠藩镇的人，他是坚决反对的。在统一与分裂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认为没有退让的余地。由此可见，韩愈写作此文时，既同情董生，不愿意伤害朋友感情； 又不同意他去投奔割据一方的军阀，不能不批评挽留，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在朋友分别之际，韩愈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没有用一些毫无意义的奉承话来敷衍应景，而是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使人倍觉情真意挚。他满怀深情地抒写了他对董邵南的同情，对当权者不知爱惜人才深表不满，暗斥他们为渊驱鱼；他指斥了当时割据河北的藩镇，并通过对往古燕赵之士的怀念，号召今之燕赵之士回归朝廷； 他对董邵南游河北提出了巧妙的批评，善意地规劝他明辨是非，慎处去留。这些内容，都是传统的赠送序难以包容的。

然而，既要客客气气地送行，倾诉对朋友的深情厚谊和无限同情，又要坚持原则，批评他投靠藩镇的错误行为，设法挽留他，这毕竟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如果在送别之时，声色惧厉地斥责人家“非义”，阻止人家“从贼”，那还叫什么送行？ 如果只叙友情，不论是非，岂不是又成了应景文章？ 因此，这篇文章确实很难做。韩愈却能因难见巧，以巧妙的构思解决这些难题。这就是本文的第二个也是最突出的特点，即构思巧妙，布局新颖，波澜起伏，神妙莫测。

前人评论此文是“送之所以留之”，是“心否词唯”，这的确是本文构思的巧妙之处。文章的第 一段，完全是送行的口气。董邵南要去河北，那里是燕赵故地，古多豪杰。仕途失意的董生去那里，“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表面看来，这几句话和常见的赠送序中的“吉利话”没有什么区别，作者好象是在预祝董生到河北后得遇知已，干一番大事业； 对这位“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而又心情郁闷的董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对于不辨贤愚的“有司”即那些主考的官员，对昏聩的朝廷，流露了不满。然而，表面上说得非常肯定的“必有合也”是有先决条件的，这就是文章开头一句中讲到的“感慨悲歌之士”。如果没有荆轲、高渐离那样的豪侠之士，董生的“必有合”自然无从谈起。但是，作者只是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现在如何呢？ 也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因此，董生的“必有合”，其实是也可能有“合”，也可能无“合”。这一段写得既符合赠送序的体例，使被送者易于接受，又通过“古称”这两个字，为下文的批评和挽留埋下了伏笔。尤其是开头一句，看似平易，实为精妙之笔，是全篇布局和起伏变化的枢纽，下文始终是围绕“古”与“今”，“合”与“不合”展开的。前人说“韩公为文，每争起句”，本文就是一个好例证。

从“夫以子之不遇时”到“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这一段中，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前文留下的伏笔要在这里破题，批评和挽留之意要在这里体现。但是，这些意思都不能直接了当地讲出来，不能与第一段形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因此，作者表面上仍旧在做送行文章，同时把大量的潜台词掩藏在送别之中，对董生提出了恳切的批评，并诚心诚意地希望他回心转意。作者先紧承第一段的意思，深入一层说： 象你这样的怀才不遇之士，只要是“慕义强仁者”，都会爱惜的，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怎么会不爱惜你呢？ 这几句话，把送别、祝贺推向了高潮，显得很自然。同时，这几句也把前文埋下的伏笔引深了一层，即“必有合”的条件是有仁义之士。因此，古代那些“慕义强仁”的“感慨悲歌之士”今天在河北还有没有？这个疑问就非回答不可了。所以，当作者把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时，读者感到完全顺理成章，毫无生硬唐突之感。然而这一转，原先表面上讲得十分肯定的“必有合”便大有疑问了。因为“风俗与化移易”，即风俗人情是随着政令、教化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如今的“燕赵之士”是否和古时候一样，实在成问题。当时的河北，已被藩镇割据多年，他们“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胁百姓，加锯其颈”(《新唐书·藩镇传》)，这样反叛朝廷的政令、教化，怎能不使燕赵的风俗发生很大的变化呢？这时的燕赵之士，怎么可能还象古之燕赵之士一样“慕义强仁”呢？ 既然没有“慕义强仁之士”，董生去那里还能有“合”吗？ 结论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韩愈却没有把这一必然的结论直接道出，因为那无异于直言劝阻董生游河北，不合赠送序的体例。他不下肯定的结论，只提出“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耶”的疑问。进而说“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这就与第一段一样保持了送行的口气。背后的潜台词已经非常明确了： 由于“风俗与化移易”，藩镇割据多年的河北已经不可能有古代燕赵那些“慕义强仁”的“感慨悲歌之士”了； 董生去河北，是不可能“合”的； 如果有“合”，也不是与仁义之士“合”，而是与不仁不义的藩镇割据势力“合”，那无疑是“从贼”，是万万行不得的。

经过以上两段中的几次起伏转折，作者已经把大是大非讲得清清楚楚，明送实留也表达得很充分了。但作者还嫌不够，他又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提出了新的问题。凭从“吾因子有所感矣”到结尾这一段，再一次照应开头的“古”字，托董生去吊望诸君即古代燕国大将乐毅的墓。请他到燕市上去看一看，还有没有当年与荆轲、高渐离那样的豪侠之士为友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他们入朝为国效忠。从字面上看，这一段仍然是在为董生送行。而实际上是巧妙地借历史人物来点醒董邵南。当年的乐毅曾受到燕昭王的重用，他大败齐军，几乎占领了整个齐国。但燕昭王一死，燕惠王就听信谗言，收回了乐毅的兵权，迫使他逃到赵国，最后郁郁而死。乐毅的遭遇，是值得董邵南借鉴的。“屠狗者”见于《史记·刺客列传》的记载：“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后来荆轲刺秦王，死于秦；高渐离替荆轲报仇，被秦始皇杀害；至于“狗屠”，则不知下落。当时燕太子只重用了荆轲一人，狗屠并未被用。可见韩愈是借“狗屠”指那些身居燕赵而被埋没不用的人才。韩愈号召他们复归朝廷，言外之意显然是不赞成董邵南赴河北；同时也批评朝廷践踏人才，以致董邵南这样“怀抱利器”的人不为所用。一个复杂的主题，一篇很难做的文章，经过作者的精心布局和巧妙构思，表达得十分完美：既符合送行的口吻，又写出了情真意切的挽留；既抒发了对董生的同情，又委婉地提出了批评；既赞美了古代的燕赵之士，又间接地指斥了今日的藩镇割据；既坚持了维护统一的大义，又谴责了唐王朝仕路壅滞的现实。微情妙旨，尽寄于笔墨之外，实在是言止而意不尽啊！

这篇文章在修辞手法上也有许多特点。一是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揭示事物的内在矛盾，达到不言自明的目的。明显的对比，是贯穿全文的“古”与“今”的对比。暗含的对比，则是古代“慕义强仁”的“感慨悲歌之士”与不仁不义、割据一方的藩镇的对比。与此紧密相连的，则是“合”与“不合”、去与留的矛盾。对比步步深入，矛盾也揭示得越透彻，主题自然就不断深化了。二是语言形象、精练、感情充沛。比如写董生，“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一个失意之士的形象来。文中写到“吊望诸君”与“屠狗者”，都能引起读者的艺术联想，借助生动的历史故事来形象地说明道理，用笔甚少而含蕴甚丰。他两次写到“董生勉乎哉”，使人深深感到他对朋友的真挚情谊和内心的焦虑。最后他大声疾呼：“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更是一位忧国忧民之士鲜明的爱憎与强烈情感的不可遏制的进发。总之，这篇文章写作技巧纯熟，颇有可资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