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邹平乡村建设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10月19日生于北京。父梁济举人出身，曾做清政府内阁侍读，具有维新思想。梁漱溟6岁时启蒙，父亲一反中国教育惯例，不让他读四书五经，而让他读《地球韵言》一类能了解世界大事的书。1899年，北京出现了第一个洋学堂，梁漱溟受父命入新式学校学中文和英文。1906年入顺天中学堂读书，以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为自学资料。1911年19岁时加入同盟会，同年从顺天中学堂毕业。1912年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1916年任司法部秘书，有感于自己的朋友、名记者黄远庸在美惨死，撰写了《究元决疑论》,发挥了佛家出世思想，认为人生惟一出路在皈依佛法。梁漱溟携此文请教蔡元培，蔡与陈独秀商议后，聘梁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1917年10月，梁正式到北大任教，声明“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①。
1920年秋，梁漱溟开始在北京大学课外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做东西文化比较研究，提出文化三路向理论，强调东西文化的差异。梁漱溟认为世界存在三大文化系统，即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三种文化系统在人类历史上应是次第发展的。第一路向为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第二路向为中国文化，以意欲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第三路向为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以前中国、印度文化均不合时序，它的成就不如西洋文化；西洋文化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阶段，所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科学与民主就是这一文化成就的特征。西、中、印三大文化系统无优劣之分，对人类都有很大贡献。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开始也是走的第一路，只是第一路没走完，中途就转到了第二路，印度人则于中途转向第三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都是早熟文化。结论是西洋文化，即第一路向文化目前已走到了尽头，接下来人类文化应进入第二路向——中国文化。梁漱溟详尽地阐述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区别，指出西洋文化的特征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注意国家权利，个人自由。中国不是这样，中国人是讲孝、悌、慈、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讲伦理，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互以对方为重，这就叫伦理。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每个人认识的是重自己的义务，而不是讲自己的权利。”②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要旨有两点，一是阐明了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的截然对立，二是论证了西洋文化已经穷途末路，复兴中国本位文化是救中国、救世界的要途。
“文化三路向”理论是梁漱溟的哲学观，解决了哲学观问题之后，梁漱溟把目光转向社会，探讨理论付诸实践的道路，以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
1924年暑假，梁漱溟辞去了北京大学的教席，与北大的陈亚三、黄艮庸，四川高节的王平叔、钟伯良、张倜知，北师大的徐名鸿等人到山东曹州，创办了曹州中学，以实践其对教育的认识和设想。1925年，因山东政局变化，不得不将曹州中学交与陈亚三负责，与熊十力和一些学生回北京，在什刹海东煤厂租房共住共学。经过二年多的自修内省，到1927年，梁漱溟认为自己的思想清晰了，“于一向之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它了；于一向之有所见而未敢遽然自信者，现在断然地相信它了！否认了什么？否认了一切的西洋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更不虚怯！”③1927年5月，应李济深的邀请，梁漱溟南下广州，向李济深宣传“乡治”主张。李济深同意他在广东试办“乡治”。1928年春，梁漱溟代李济深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提出开办“乡治讲习所”的建议，拟定了试办计划大纲，经广州政治分会议决，转呈国民党中央批准。同时，他为广州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举办了《乡治十讲》的讲座，初步提出了他的乡建理论。为了筹办“乡治讲习所”,1929年春，梁漱溟离广州北上考察农村，先参观了陶行知在南京城外办的晓庄师范，又到江苏蔑山考察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乡村改进事业，次到河北定县，考察翟城村自治事业及平民教育会在华北的试验区，最后到山西太原、清源、汾阳、介休、赵城各县考察山西的村政。然而，“乡治讲习所”计划因李济深被蒋扣在南京没能实现。1929年秋，梁氏与梁仲华、彭禹庭等合作创河南村治学院，受聘为村治学院教务长，被推定草拟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梁漱溟第一次系统地公开提出了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原则，标志梁漱溟乡建理论基本成熟。此后，随着乡村建设实践的进行，这一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渐成体系，其内容包括：
一、关于发起乡村建设运动的原因，对此梁漱溟曾有不同的表述，但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救国理念，他说：“我十五六岁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其时适在光绪末年，宣统初年，那时国家的命运不好，国难已由那时候开端，不过没有现在这样的严重罢了。由此时起，我就立心为国家社会做一番事业，希冀对国家社会有所建树。”④二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与西方截然不同，西洋社会是“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的社会”,表现是，西方人意欲向前的要求，力量向外用，为争取个人的权利，不甘退让，相互之间彼此不信任，这就造成了西方的民主制度，造成了西方三权分立，彼此牵制，互为监督，互相防范的制度。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情谊关系，义务关系占据主导地位，一个人似乎不为自己而存在，这种伦理关系始于家庭及于社会，其表现在对人：注重礼俗，注重情谊；在经济上共财，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政治上举国家政治而家庭情谊化。西洋的个人本位与中国伦理本位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西方民主政治的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社会也没有西洋社会那种阶级对立， 自古以来，士农工商，只有职业的分途而无阶级分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既是明证。没有阶级对立，俄国共产党的路是走不通的。西方民主政治的路走不通，俄国共产党的路也走不通，怎样救中国呢？梁漱溟认为中国近代积弱不振，战乱频仍，外侮日深，其原因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为严重的文化失调”。是西洋文化侵入后，引起中国文化危机的结果，中国文化已被破坏殆尽，救中国就必须振兴中国的文化。他认为中国文化，有形的根在乡村，无形的根在于中国的“老道理”(伦理本位)。中国的老道理在世界是能够站得住脚的，是人类文化的第二路向；中国文化即已破坏到根，破坏到乡村，那么救助乡村，建设乡村，就是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他提出：“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另开创一个新文化来。无论是政治、经济……什么组织构造，通通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从此开出新道理，救活老民族。”⑤
二、关于乡村建设的内容：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顶要紧的只有两点，一是农民自觉，二是乡村组织。在这两点中又以农民自觉为主，要让农民明白“现在乡村的事情要自己去干，不要和从前一样，老是糊糊涂涂地过日子，迷迷糊糊地往下混。”⑥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才有办法。农民自觉了要自己去干，去救乡村，救乡村的办法就是要靠乡村组织。中国抵不过西方侵略是由于我们有两大缺欠，一是团体组织，二是科学技术。“这两点是我们顶缺乏的，而同时却正是西洋人的长处。西洋人擅长这个，我们顶缺乏这个；所以自中西相遇之后，我们就着着失败，敌不过他了。尤其是缺乏头一点，更是我们敌不过西洋的最重要的原因。”⑦在从前西洋人没有过来的时候，我们散漫无力没有团体还不要紧，现在国际竞争已经压迫到了中国，我们再像从前一样散漫地关着门过日子已经不行了。在此世界欲图生存，必须组织起来，结合成团体，无论是文的还是武的，都要靠团体去应付世界剧烈的竞争。同时结成了团体才能够与外面的世界沟通，有能力引进外面的科学技术，引进的科学技术才能发挥作用。
三、乡村建设理论的运作模式：首先建立行政教育合一的基层组织——乡学、村学，作为乡村建设工作的推动机关，负责对农民进行广泛的教育，包括文化知识补习，生产技能训练，生活能力培养，移风易俗等等，以启发农民的自觉。在对农民进行教育的同时，引导、组织农民建立生活、生产中需要的各种团体如各种合作社和农民自卫组织。通过合作社引进科学技术，改良农民的生产条件，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自觉——团体组织——科学技术，三者相互作用。农民自觉了才能加入各种团体，结成了团体才有能力引进消化科学技术，引进了科学技术反过来证明了团体的作用，也就巩固了团体组织，更多地吸引农民，从而进一步促成农民自觉。
四、乡村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散漫的农民，经知识分子领导，逐渐联合起来为经济上的自卫与自立；同时从农业引发工业，完成大社会的自给自足，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构造”,“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要使经济上的富，政治上的权，综操于社会，分操于人人”⑧。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的军队占领河南，而村治学院的支持者原河南省主席韩复榘于战争爆发前即已调往山东任主席，1930年10月间，村治学院不得不宣告结束。三百余学生结业。村治学院结束后，原村治学院副院长梁仲华去济南向韩复榘做报告，韩即面邀村治学院同人到山东继续从前的工作，商定院址设在邹平。
1931年3月，梁漱溟与村治学院一部分同仁学生到山东邹平开始筹备工作。在筹备过程中，梁漱溟认为村治一词不如乡村建设通俗易懂，河南村治学院偏于训练，缺乏研究，乃建议用“乡村建设”代替“村治”二字，并改学院为研究院，得到梁仲华等人的赞成。于是“村治学院”一变而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1年6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开办，梁仲华任院长，孙则让任副院长。下辖研究部、训练部、邹平实验县和一个农场。此外还有医院、图书馆、社会调查部和邹平师范学校。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1933年，梁漱溟继梁仲华为院长，陈亚三为训练部主任，叶云表任总务长，王冠军为军事主任，徐晶岩、时霁云、裴雪峰、蓝梦九、武绍文、高赞非等分任班主任，梁秉昆任邹平实验县长，鲁溪为农场主任。研究部招收曾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为期两年，目的是培养乡村建设理论研究人员和乡建运动的高级干部，由梁漱溟主讲乡村建设理论一门课。梁漱溟采取孔子式的教学方式，学生以自修，自悟为主。学生除了接受梁漱溟的思想之外，还要学习农业、合作社、自卫等课程，要对乡村一些问题进行独立的研究。第一期学员多半留在本院及实验区(邹平实验镇)服务，其他人则转到山东各县的高级行政岗位上。训练部招收受过中等教育的学生，学期一年，主要是为基层培养干部和人员。训练部第一期，由旧济南道属27县中正式招收了280余人，学生大多数来自富裕中农或地主家庭。训练部开设有乡村政治问题、自卫、经济和技术专科等科目。1932年6月结业后各回本县服务。农场是研究院农业技术开发和推广基地，培育和推广了猪、鸡等家畜良种，用碳酸铜防治了邹平农民深受其害的高粱黑丹病，制售化学药品，引进竹制凿井技术和简易有效的畜力水车。
邹平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第一个实验基地。
邹平在山东中部，面积2 623平方里，南北84里，东西43里，由济南沿胶济线向北不远即到。全县到1936年有170 559人，有地者约占98%,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主要农作物有：小麦、豆类、高粱、谷类、棉花、玉米、萝卜、芝麻、白薯、白菜等。没有大工业，均为农家副产的工业，以纺织为最普遍。1931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一成立，邹平即被划作研究院的实验区。实际上当时的实验权有限，“虽为乡建实验区，可是不能照自己的主意去做”⑨。1932年1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召集全国第二次内政会议后，实验的权限得以放宽，比如办合作社，原来须要依照实业部颁布的法令，现在都不必了。现在政府许可我们依照自己研究所得的方案办法去办，如关于地方自治、乡村自治，也可包括在我们县政建设之内，不一定要遵照中央的法令⑩。
得到了实验大权之后，1933年7月开始，邹平县开始了大规模的实验工作。
1933年上半年，梁漱溟拟订了详细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县政实验区邹平县实验计划》,他提出实验工作有三大项：(1)地方行政改革实验工作，即旧政的改革，积弊的剔除和新政的举办；(2)地方自治实验工作，即由下级自治至县自治的完成；(3)社会改进实验工作，包括产业振兴，经济发展，民智开发，风俗改善等。三者密切关联，相辅而行。以社会改进为基础，地方自治和地方行政改革才能次第实现，然而社会改进工作的完成又需要有推动社会改进工作的最有效的行政组织，行政改革又成为社会改进工作的入手处(11)。
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政”“教”“富”“卫”合一的社会。其自治系统是县政府一乡学一村学。乡学、村学，一方面是乡村自治机关，一方面是乡村教育机关。这样就实现了行政机关教育化和教育机关化。关于富的方面，除了从事农作物优良品种的推广工作外，极力提倡组织各种合作社。关于自卫方面，“除改组团警，成立民团干部训练所，且附设征训队外，并分期训练联庄会，以养成民众武力，使平时足以自卫，一旦国家有事，即可为国军后盾”。
根据上述计划，在研究院学员的调查基础上，梁漱溟首先进行了行政改革。将邹平县原有的七个区，157个乡镇区划一律废止，保留原有的闾、邻组织。这样县以下的自治组织就定为乡、村、闾、邻四级。按照邹平县的户口， 自然地势，社会习惯等情形，除城区外，全县划分为14个乡，316个村(12)。在废止旧区划的同时，旧的各种机关，如各区乡镇公所，检察委员会，调解委员会，也一律撤消，而代之以村学、乡学。
乡学、村学，各以该区域全部社会民众为教育对象，施行教育。乡学、村学均设立学董会，在县政府的监督下，主持办理乡、村学的一切事务。依民众群情所归，推举齿德并茂者一人，经县政府礼聘为乡学、村学的学长，学长主持教育，不负行政事务责任。行政事务，由县政府委任各乡、村学的常务学董一人，为该乡或村的理事，担负行政事务责任；必要时，可增委其他学董为助理员，以协助理事工作；乡村理事和助理员任期均为一年；除了乡理事有薪给外，其他人均为无给制。初成立的乡学、村学，一年以内，其教员之一人或二人，由县政府介绍给学董会，聘任薪给由县府发出，一年后教员由各村学、乡学自行聘任。村学、乡学是社会改进机关，任务主要有两大项：一是设立各种社会组织，如成人部、妇女部、儿童部，施行所必须的生活教育，以造就社会中的各个分子都有参加社会、改造社会的生活能力。二是相机倡导各种社会改良运动如禁缠足，戒早婚等，兴办各项社会改进事业如合作社，以推动一村、一乡生活的改善，文化逐渐增高。乡、村的学长负责乡、村的课堂教育及社会教育，虽不负责行政事务，但要对理事的工作予以监督。规定乡学于实验工作开始后三个月内一律成立，村学不定期限，以地方乐于接受，地方自动为原则。
邹平的乡村建设工作，以教育力量来推动实施。“乡学村学实是乡村一切事业实施之机括”(13),是组织农民、教育农民、执行乡村建设方针政策的基层组织，关系着乡村建设的成败，所以，梁漱溟特别注意乡学、村学的建设，制定了《村学、乡学须知》,内容包括：学众须知，学长须知，学董须知，教员辅导员须知。
“学众须知”,对一个村或一个乡所有的成员提出了作合格学员的要求，总的要求是“齐心学好，向上求进步”,分述为14条：第一，要知道以团体为重。第二，开会必到，事事要从心里过一遍，不清楚的勤问。第三，有何意见即对众说出，不必畏怯。第四，尊重多数，舍己为人。第五，更须顾及少数，彼此迁就。第六，要为团体服务，不可受任之后随便敷衍塞责。第七，好人要勇于负责，出头做事，好人联合，正义伸张，坏人自然退缩。第八，遵规约，守秩序。第九，要知道敬长睦邻，非敬长不能和睦众人，不和睦众人不能使公事顺利进行。第十，要尊敬学长。第十一，要接受学长的训练。第十二，要信任理事，理事有错失应原谅他。第十三，要爱惜理事，监督他，勿使他陷入不义，但要避免正面冲突，有话对学长说，由学长转告理事。第十四条，要推村学之义于乡学。
“学长须知”,规定了作学长的准则，第一要自爱自重，处处要为人众作表率，要谦恭谨慎，要公平办事，宽厚待人，不要与人争闲气，要尽学长之职。第二要爱抚后生，调和大众。第三于村中子弟有不肖者应加以督教。第四于邻里有不睦者应加调解，调解要依两个原则，一是主张公道，二是化凶为吉，以期村内自了，不必到官。第五要监督理事而调护之，有骄横之处，就背地忠告他，有阴私之处就赶紧规诫他，有人反对就设法替他解释，不能调停的就劝理事辞职，或报告县长撤换。第六要明白以上的意思而处于超然的地位。
“学董须知”规定：第一劝众入学。第二注意开会，用心讨论。第三凡经议决，即倡导实行。第四领先尊敬学长，以为表率。第五协助理事办事。第六遇事公开讨论，以多得人了解与赞助。第七希望大众监督公事。第八要接受学长的规诫。第九要礼待教员。第十要代表乡村对县政府说话。第十一要善将县政府的意思转达于众。第十二要与其他学董和衷共济。
“教员辅导员须知”,教员是村学或乡学聘请的，辅导员则是代表县政府下到乡村的。他们的共同点是来自外地，不是本乡本村人；都在“乡村建设研究院”受过训练，是梁的学生，肩负着乡村建设工作的使命。梁漱溟给他们规定了重要的任务：第一，教员要做广义的教育工作。以全村全乡的人为教育对象。教员要经常与群众接触，随时随地做教育工作，要注意实际的社会活动，要吸引群众到村学聚谈，把村学办成群众有事无事聚会的地方。第二，教员的工作一是要办识字班、技术培训班，寻找机会、创造机会做教育工作，二是在乡学村学聚谈时要提新问题，启发群众，同时要商讨问题的解决办法，寻找事急、易作、易见的事情办理。第三，乡、村学长、学董、理事、教员都要接受辅导员的辅导，辅导员是政府与社会，上级与下级的沟通人。第四，辅导员要努力促成乡学、村学做自治工作，辅导员要善于协助县政府安排村学学长、学董、理事以及乡学的当然学董之外的人选。乡学、村学成立后辅导员要密切注意乡学、村学各种动态，及时上报。教员注意学众的动态，辅导员注意学长、学董、理事的动态(14)。
按着梁漱溟的设计，乡学、村学“一面为社会改进机关，一面又为地方自治团体兼行政机关”,一身三任。随着乡学、村学组织的设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在邹平县全面铺开，在“政教富卫”理想指导下，截至1936年底，主要工作有如下几项：
一、政治方面：全县14个乡除了首善乡外，每乡置乡学一处，每村置村学或村立学校一所，县政府委任乡、村学的常务学董为各乡、村学理事，负责行政事务。县政府设县政会议商讨全县的县政。设地方会议，以各乡理事及工会、商会等团体代表组成，负责议决地方经费增减，县公产经营，公共事业管理等事项。设辅导员会议，以各乡辅导员组成，商讨各村学、乡学种种进行事项。乡村建设研究院与邹平县政府联合设立“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指导全县合作事业。
二、教育方面：截至1937年1月止，全县316村，设有学校258处。有完全小学1处，高级小学部13处(乡学高小部),初级小学271处(包括村学儿童部、女子部等),共有9 311人。各学校设有成年部272处，12 019人。设有共学处466处，5 468人。混合制小学10处，即依据乡村环境，把全日到校学生编为甲部，半日到校学生编为乙部。设有妇女部5处，188人(15)。成年教育是梁漱溟乡村建设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35年以前，成年教育由农民自由参加，程度有六七十岁的老先生，有三四十岁的农民，还有十四五岁的失学少年。 自1935年春起，成年教育正规化，县政府下令各乡学、村学及村立学校统一增设成年部，规定凡年在16岁以上30岁以下的成年男子，一律参加，每年分两期，每期上课10周。科目有军训、公民、唱歌、识字等，其中公民训练包括精神讲话，民族故事，邹平乡村实验工作概述，卫生常识，时事报告等。
合作方面：到1936年底，全县成立了307个合作社，社员8 828户，股金总额为12 422元。内有棉业运销合作社156处，社员3 826户，资金7 652元；信用庄仓合作社58处，社员2 931人，资金5 161元；信用合作社49处，社员1 084人，资金2 414元；林业合作社23处，社员944人，资金666元；蚕业合作社21处，社员167人，资金174元(16)。“棉运社底业务主要者为推广棉种，棉花脱籽加工及花衣联合运销，次为青苗贷款与运销贷款。蚕业社底业务主要者为改良蚕种，共同饲育缫丝及联合运销，次为生产与运销贷款。林业社底业务则专为利用荒山植林。信用社底业务计有借款，放款，储蓄之三种活动。信仓社底业务则有现金谷物借贷与存储，且有以所存谷物为准备，联合发‘庄仓证券’,为各本社金融周转之用，并因得县金融流通处代为兑现，具有辅币效能，可行使全县”(17)。所有的合作社均受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统一指导。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设立于1935年春，以县长为委员长，由县政府聘研究院讲授经济合作的教师，研究院农场主任及有关职员，县政府第四科科长及技术员，邹平县农村金融处经理及其他有关人员组成。第一任委员长为梁漱溟，下设常务委员协助委员长主持委员会事务。委员会下设三个组，第一组负责合作教育及合作行政，第二组负责合作金融、信用合作社及合作仓库，第三组负责各种合作社的指导。上述合作社以棉业运销合作社成绩最突出。棉业运销合作社全称为“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1932年成立时有分社15处，社员219人，棉田667亩，到1935年增加到118分社，2 749人，棉田增到30 111亩(18)。
自卫方面：设立联庄会。每年冬季农闲时，按各村每闾抽调18岁以上30岁以下的壮丁一名，施以两个月的训练。训练课目有：军事学科，军事术科，公民常识，三民主义浅说，史地常识，乡土史地，警察服务须知，农业常识，中华民族故事，合作概要，法律常识， 自卫要义，乡村建设大意，联庄会会员须知，珠算，户籍及人事登记常识等。在以上课目之外，注意精神陶冶及乡约讲解，以改进乡村礼俗，养成纪律生活，振其民族意识(19)。受训壮丁即为联庄会会员。训练期满，分散回村，各村的会员编为组，全乡会员编为乡队。到1936年底共计训练了三期，受训会员有2 334名。每月于各乡分别举行乡射典礼一次，作为集训之后的定期补习训练，以养成集合的习惯。在县政府成立警卫队，队员40名，以受过集训的联庄会员充任组成，作为集训后的抽调补习训练，这是高级训练，目的是培养高级人才，充实下级干部。训练时加入社会调查、户籍法、成人教育办法及应用文等课目。抽调训练每期40名，每期四个月，逐期调训。到1936年已办五期(20)。联庄会除了保卫农村治安为基本任务，还负责办理户籍、人事登记及成人教育的军事训练等事。各乡户籍主任由联庄会乡队副兼任。户籍员由联庄会会员选充，各村学或村立学校成人部军事教员及班长，以联庄会村组长与会员充任。
农业改良方面：研究院附设农场从事研究与推广工作，在研究方面有畜产改良，“计有猪、鸡、牛、羊、兔、蜂六种，品种优良，早已著名南北”(21),还有作物育种，家畜防疫，农产制造蚕桑园艺等。与乡、村学联合推广的有棉业、凿井、造林、蚕桑、猪种、鸡种、机织等。棉业推广成效显著，推广美棉的第一年(1932年),只有4 000斤棉种，第二年就有30多万斤棉种，“各合作社的职员，都派人到乡学去受训练。”从1933年冬到1934年春，即举办了合作训练四处(22)。林业的推广亦较有成效，1933年植树8万株，1934年播种果树种子51万余坑。
提倡移风易俗，革除旧风俗中的陋习。邹平县早婚陋习甚深，男子11至15岁即娶妻，女子在16至18岁时出嫁，女家主要是为了得财礼(聘金500元),男家早为儿娶妻，视为增加劳力。妇女缠足风亦非常盛行。乡学、村学成立后，积极劝导，缠足风缓解。早婚及聘金则由县政府规定严禁和改革办法。
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因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被迫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