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原文、赏析和鉴赏

韩愈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柳子厚墓志铭》是录述柳宗元行状的第一篇传记性文章。它能出自韩愈之手，是件幸事。因为这二位毕竟都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就此而论，为柳宗元写墓志铭，韩愈无疑是最恰当的人选。

韩愈较柳宗元长五岁，又迟卒五年。他们俩人可笼统地称之为朋友，若确切地说，只是“友”，而并非“朋”——不属一党。他俩是以文为友，在“古文运动”中，虽各自为战，却遥相呼应，大目标是一个。他俩曾在朝中一度共过事，之后书信往还，或支持勉励，或切磋辩争，均能相待以诚，个人之间的情谊很好。但柳宗元是王叔文集团的中坚分子，属改革派，顺宗朝推行了一系列的具有进步性的政治改革措施，尽管不久即告失败；而韩愈则是站在这一派的对立面。韩柳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很微妙的，大体把握了这样一个轮廓，对了解本文的写作会有帮助。

按墓志铭的一般拟题，照例应称死者的官衔。本文没按成例，而是径呼“柳子厚”，这是撰者一种亲近的表示。

首述柳宗元的家世，这是墓志铭的常规写法。封建社会都重门第，这里有炫耀的成分，却也能从中知道死者的家庭素养。柳宗元家世代为官，其父柳镇“不能媚权贵”的“刚直”品格，在柳宗元身上就能看到影响。述家世不能搬家谱，韩愈只摘取了“七世(据前人考证当为六世)祖庆”、“曾伯祖奭”和“皇考讳镇”作介绍，突出重点，略去其余。

第二段叙柳宗元的生平。叙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似易而实难，弄不好就会成为一张枯燥无味的履历表。墓志铭带有传记性，却又不同于传记。传记可以将人物的事迹任意铺陈，作最充分最细致的刻画；墓志铭不行，它受篇幅限制，又须庄重严肃，只好简缩概括。韩愈是写墓志铭的圣手，此文又是他的精心之作，对柳宗元生平的叙述，虽不乏概括，却极能突出人物的形象。对青年时代的柳宗元，韩愈着力突出他的才华。柳宗元21岁“取进士第”，26岁登“博学弘辞”科，但见此时的他：“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友；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作者连用了十个短语，语语相衔，中无间歇，必须一口气读下去；用直接表现，用间接烘托，从正面，从侧面，统统集中于一点，使这位风华正茂、才气横溢的青年形象跃然纸上；读来只觉气势咄咄逼人，而绝无重复堆砌之感。这是韩愈的独特本领。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中称韩愈的文章“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这里便是一例。柳宗元一生中政治上最辉煌的时期是“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的时期。对此时的改革业绩，韩愈不著只字。这是由于政见不同，取舍有自。“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这话说得很委婉。所谓“用事者”，指顺宗朝掌权的王叔文、王伾。韩愈对“二王”是极为不满的，而柳宗元恰和他们是一伙，故轻轻一笔带过，将分歧掩盖起来。写柳宗元在永州(今湖南零陵)的事迹，重点突出其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这里连用六个短语，虽也依然取势，却没有逼人的感觉，盖因内容不同。柳宗元在永州谪居九年，流连山水，潜心著述，是他文学创作最丰富的时期，尤以游记文章最有名。韩愈正好抓住了这一点，以幽深峭拔的情境，将其人与其文结合起来，熔为一炉，体现出作者善于锻炼的功力。写柳宗元在柳州的事迹，重点突出其政绩。在这里韩愈改变了前面的泛叙写法，而是选用了一个典型事例，通过柳宗元为解救“没为奴婢”的穷苦人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刻画了一位勤政爱民的廉吏形象。

叙柳宗元的生平，韩愈是有选择的，他笔下的柳宗元，就是他心目中的柳宗元，多了些感情色彩，也多了些主观色彩。他借鉴了司马迁《史记》中记人的手法，选取不同重点，多角度、多侧面地表述人物，使得形象丰满而生动。能在墓志铭中达到这种程度，实属不易。

叙完生平之后，原可收尾作铭了。但本文忽又另辟蹊径，插进了一段柳宗元“以柳易播”事，这是韩愈的一种创格。刘禹锡也是王叔文集团中的骨干成员，他和柳宗元是至交，遭遇也就相同。刘禹锡被贬播州 (今贵州遵义)，因那里是“非人所居”，又有老母在堂，所以柳宗元情愿“以柳易播”，为朋友分担艰忧。事情本身已经很感人，韩愈记此，不仅是为了突显柳宗元的高贵品质，还在于要引出下面的议论。“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滔滔滚滚，将当时官场的险恶倾轧之风，摹写得淋漓尽至。韩愈痛骂这些“禽兽”，当然不是为了给死者看，而是骂给活人听。韩愈写此文在元和十五年(820)，其时他正被贬袁州 (今江西宜春)，原也是受了所骂之人排挤的。借他人之往事，泄自家之积愤，弦外有音，却又不离题，这便是大手笔。韩文的“猖狂恣唯”不仅表现在语言气势上，也表现在取事命意上，不受文体限制而能肆意发挥。

本文第四段继之又为柳宗元“材不为世用”而大鸣不平，真可谓波澜叠起。在韩愈看来，柳宗元之所以如此落拓，有两个原因： 一是主观上“不自贵重顾藉”，过于自信，有些冒失； 一是客观上“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仕途昏暗，没遇见好的执政者。写墓志铭难免要歌功颂德，以至同时人刘叉就曾讥笑韩愈善于写“谀墓”，但此篇是绝对的例外。这里有微词。权不论韩愈的观点是否正确，就文章而言，他本可以写得更好些，但对自己的友人，他没有说违心的话。这应看成是本文的长处，因为它体现了作者的个性。韩愈为柳宗元鸣不平，是至诚的； 其中也包含着自身的不平，又是为我所用的。不平则鸣，却愤而不哀，因为韩愈看到了事物的另一而； 柳宗元长期遭受贬逐，反而成就了他的文学事业，与其能够“为将相于一时”，何如“文学辞章”“必传于后”? 作者不是在空发议论，这里隐括着事实。与柳宗元、刘禹锡同时被贬的“八司马”中，就有程异得到“有气力者”的举荐，当了宰相； 但他不久死去，并没有什么作为，其贡献远不如柳宗元。韩愈正是从文学的角度，给柳宗元以高度评价，这也是全篇的重心所在。

重心既明，旋即煞尾，又回到墓志写法的老规矩上来。最后对裴行立和卢遵归葬柳宗元的情况又着力记述了几笔，与第三段所叙内容暗中也是个呼应。

本篇最后的铭文很有特色，不作韵语，不作赞颂，又极简略，却不乏情味。死者长已矣，同病相怜，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苏洵《上欧阳内翰书》称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这种气象本文是具备的，在历来的墓志铭中，均属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