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庆基“造反”

〔芬兰〕本蒂·韩佩

一条板凳安放在路旁，只要行人累了，就可坐下来休息。累了！是的，难道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吗？一个人在七十个岁月里要跨出多少步子啊——短的、长的、急的、慢的。板凳被发明和制造出来正是为了人们能够坐它或许这条板凳还有别的目的，因为冷饮亭就在它的旁边……
托比亚斯·阿庆基多次感到奇怪，这条板凳看来完全是普普通通的板凳，仅仅是在散步途中想让腿脚歇上一歇时，才意识到了它的存在。
托比亚斯·阿庆基坐在板凳上，他的头发斑白，但精神却很矍烁，他用大拇指托着烟斗，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没过多久，越来越近的歌声唤醒了他，立刻使他想起，现在是生活在动乱时期。罢工、骚乱……打吧！ 吵吧！ 有的是理由……可是这么干难道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吗？如果像被拴着鼻子的小牛犊那样发疯似地挣扎，能行吗？托比亚斯·阿庆基已经七十岁了，现在世道是不是变了？也许是吧，也许人们的眼界有所不同。可是生活是不是好过些了？嗯，他们应当尽可能过得更好些。这就有足够理由去进行斗争……
他听见一个过路人说，罢工工人在游行示威。
游行示威吧！ 他，托比亚斯·阿庆基，已上了年纪，只能坐在板凳上观望。在这种时期，作为一个旁观者也实在有趣得很哪！
游行队伍过来了，人不少，除了两旁土路，整个街道都挤满了人群。
他们唱的歌中有激烈的词句：
“法律骗人，政府压人。”
“到了明天， 普天之下皆兄弟……”
游行队伍走过去了，托比亚斯·阿庆基朦胧地感觉到，他们在按照自己的愿望，向着遥远的未来走去……他们在前进，先头部队消失在转弯处的建筑物后面。后来那里发生了阻塞，尽管后面的队伍还在前进。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划破了夏末晴朗的天空。托比亚斯·阿庆基被子弹的呼啸声惊呆了。这似乎是不应该的……然而后来他还是平静了下来，觉得自己反正是坐在板凳上的旁观者。
游行队伍一下散开了，犹如受到旋风袭击似地扬起了满天尘土，人们掉转头纷纷跑了。托比亚斯·阿庆基看到警察握着步枪和皮鞭在紧紧追赶着人群。刺耳的枪声继续在响着，皮鞭抽在了跑得慢的和摔倒了的人身上……
接着，托比亚斯·阿庆基看见一个跑近的警察扬着鞭，正在寻找示威的人，可是游行示威者都跑散了。这时，警察突然发现坐在板凳上发呆的托比亚斯·阿庆基。
“你放什么哨？”警察大喝一声。
托比亚斯·阿庆基只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解释自己仅仅是坐在板凳上休息的旁观者，皮鞭已抽到了他的身上。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不可解脱的困境，不禁顿时火冒三丈。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他只不过坐在板凳上……可是愤怒只是再次招致皮鞭的抽打，托比亚斯·阿庆基只得拔起僵硬的大腿一逃了之。
但事情并没有完结，他确实陷入了解脱不了的困境。不久，他被捕了。受讯、受审，最后被带到被告席上受到了“参与造反罪”的控告。
托比亚斯·阿庆基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仅仅是在板凳上坐了一会儿而已。而这条板凳看来完全是条普普通通的板凳……他对警察咆哮起来，他怎么也难以接受警察的指控，他难道会热昏了头脑干下这等事！ 可怜虫……怎么会想得出来： 他是狡猾地假装坐在板凳上，企图逃过劫难，实际上是个瞭望放哨的人，或者是工运首脑……
警察就是认定他有罪，一口咬定： 你身上有紫血块，你挨了打，你就是参与了造反……
托比亚斯·阿庆基搔了搔头皮，觉悟过来：也许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为旁观者准备的板凳！

(王家骥 译)
选自《译林》1983年第2期

【赏析】 构思新颖别致，角度集中巧妙，是本篇的主要艺术特色。
小说一开始，就推出一个特写镜头： 一条安放在路旁的板凳，给读者以强烈印象。这条供人坐下来休息的普普通通的板凳，犹如戏剧舞台上处于醒目位置的贯串性道具，有着无可取代的特殊功效，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艺术匠心。概而言之，作者遵循人们普遍的思维逻辑，借助对板凳正常功用的着意强调，来制造一种悖逆事理的反差，从而构筑出坐板凳与造反罪风马牛不相及的尖锐冲突。为造成这种反差，作者自然而有力地突出了板凳这种常识性的功能：“行人累了，就可坐下来休息。”阿庆基也“仅仅是在散步途中想让腿脚歇上一歇时，才意识到了它的存在。”这种对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的特别关注之笔，不能不给予读者某种隐隐约约的悬念效果，而其更为直接的匠心当在于为下文表现因坐板凳而被指控参与造反的荒谬可笑提供铺垫。阿庆基是“坐在板凳上”出场的，显然，他累了，想让腿脚歇上一歇。本来嘛，他是位已到古稀之年的老人了。正当这位坐在板凳上歇脚的老人“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时，碰上了罢工工人的示威游行。子弹的呼啸声“惊呆了”阿庆基，可他仍然心安理得地“觉得自己反正是坐在板凳上的旁观者”。这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描写，显然，这一描写，是为表现坐板凳的旁观者竟被打、被捕的不合情理进一步蓄势。铺垫、积聚既已充分，阿庆基的悲剧终于从板凳上开始了。“坐在板凳上发呆”的阿庆基，被警察认定是“放哨”,不容分说地遭到了皮鞭的抽打，而这无辜的挨打所留给阿庆基的鞭痕，竟又成为警方既挨打、必造反的推理依据！ 于是，这位清白无辜、横遭警察毒打的可怜老者，又被强行押上被告席，接受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身自由的警方“一口咬定”“参与造反”的指控。如果说罢工工人在游行示威时唱的“法律骗人、政府压人”还是句缺少感性内容的歌词，那么阿庆基的现实遭遇，就为这一尖锐深刻的概括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确证！ 这里，作者反复写道： 阿庆基“仅仅是坐在板凳上休息的旁观者”,“只不过坐在板凳上”, “仅仅是在板凳上坐了一会儿而已”,作者充分利用板凳这个道具，突出地表现有悖事理的反差。实际效果也正是这样，“坐板凳”越是被强调，就越加显出警方举动的横暴无理，就越发体现出阿庆基被冠以“造反罪”的指控是何等的荒谬可笑。作品对“法律骗人、政府压人”的社会现状的揭露和批判，也就越发显得深刻有力！作品的思想意义也正在这种强烈的反差中被鲜明地表现出来。
作品从偶然事件中表现必然，可谓寓真于巧，发人深思。阿庆基坐在板凳上碰巧碰上罢工工人示威游行，最终被无辜受审的不幸遭遇，当属巧遇，带有极大的偶然性。但是在那个“法律骗人、政府压人”的黑暗社会中，阿庆基的巧遇有极大的现实可能性，因而便寓有必然性的因素；同时，在类似的巧遇中，只能遭受类似的不幸，也是肯定无疑，带有必然性的。惟其如此，作品通过偶然表现必然，具有巨大的概括意义。更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结尾，借助阿庆基的切身感受，道出了饱含哲理的警句：“也许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为旁观者准备的板凳！”这就使整个小说的境界，实现了一种理性的飞跃，启示人们在由特定的偶然向必然深入的基础上，顿悟式地跨越正常的思维渠道，开拓更为宽广的联想天地，进入更深更高的思想层次。作品的巧与深，于此达到极致。

(任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