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印《袁中郎全集》序

大抵文学流派的起伏变更，总先有不得不变之势隐存着了，然后霹雳一声， 天下响应，于是文学革命，乃得成功。这革命的伟业，决非一二人之力所造得成，亦决非一二人之力所止得住。照新的说法，文学亦同政治和社会一样， 是逃不出环境与时代的支配的。穷则变，变则通；通而又穷， 自然不妨再变。

统观盛明崛起，先有了刘文成、高青邱两大诗人，树立于前，一则郁伊善感，万象包罗，一则清华朗秀，词坛独步，盖创业初期，文气自然豪丽也。承平日久，馆阁诸公，竞以矞皇典丽为指归，孔步亦步，孔趋亦趋， 于是乎滔滔者天下皆是优孟衣冠了， 明代前后七子模仿盛唐流弊，就在乎此。

公安袁氏，兄弟三人(袁宏道字中郎，兄宗道字伯修， 弟中道字小修)，独能于万历诗文疲颓之余， 自树一帜，洗尽当时王、李的大言壮语，矫揉造作；以振衰起绝而论， 他们的功业，也尽可以与韩文公比比了。然而《袁中郎集》的不见流传者(乾隆中被禁毁)， 当然又是清初馆阁诸公的袍巾头巾， 在那里作梗。

现在先摘几节袁中郎论诗文的要旨在下面，然后再来说一说他的全集， 当然在现代也有翻印出来的必要。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 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 袭古人语言之迹， 而冒以为古， 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夫复古是已，然至以剿袭为复古， 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智者牵于习，而愚者乐其易，一唱亿和，优人驺子， 皆谈雅道。吁，诗至此，抑可羞哉！……”(《雪涛阁集序》)

“……弟才虽绵薄， 至于扫时诗之陋习， 为末季之先驱， 辨欧、韩之极冤，捣钝贼之巢穴， 自我而前，未见有先发者， 亦弟得意事也。……”(《答李元善》)

“……宏近日始读李唐及赵宋诸大家诗文， 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谬谓前无作者。而学语之士， 乃以诗不唐， 文不汉病之，何异责南威以脂粉， 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颦乎？……”(《冯琢庵师》)

“文章新奇， 无定格式， 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 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答李元善》)

略抄数条， 大约《明史》 (288卷)列传里所说的宏道“诗文主妙悟”，“清新轻俊”诸点， 总已能想见一斑了罢？

由来诗文到了末路，每次革命的人， 总以抒发性灵， 归返自然为标语。唐之李、杜、元、白， 宋之欧、苏、黄、陆， 明之公安、竟陵两派，清之袁、蒋、赵、龚各人， 都系沿这一派下来的。世风尽可以改易，好尚也可以移变，然而人的性灵，却始终是不能泯灭的。袁中郎的诗文， 虽在现代，还有翻印的价值者，理由就在这里。更何况全书遭禁毁之后，流行不广，贫门寒士，要想一赏袁中郎的奇文， 非受尽书贾的恶势不可的今日呢！

至于公安一派在文学上的革命功绩和历史， 已有周作人先生提倡在先，我在此地可以不必再说。然而矫枉过正， 中郎时时也不免有过火之处，如他的西湖纪游里关于吴山的一条记事：

“余最怕入城，吴山在城内， 以是不得遍观，仅匆匆一过紫阳宫耳。紫阳宫石，玲珑窈窕，变态横出，湖石不足方比，梅花道人一幅活水墨也。奈何辱之郡郭之内，使山林僻懒之人，亲近不得？可叹哉！”

这岂不是太如《明史》列传作者之所说“以风雅自命”了么？

较袁中郎略后，继公安派而起的所谓竟陵钟伯敬、谭元春之流，因公安派诗文的清真近俚，欲矫其弊而变为幽深孤峭，那又是一时的风尚， 本来与袁中郎无关。但后世的论诗文者，每以三袁的佻仄， 与钟、谭的幽诡并提， 斥为伪体俳体，将钟、谭、三袁， 尤其是宏道的奇文妙句， 一概抹煞，这可真使人不得不为袁中郎叫屈了。

记得十数年前，在武昌曾买得一部《袁中郎全集》的家刻旧本；当时熟读数过， 觉得通行本《瓶花斋集》里所收集的诗文，只有全集的十之三四，后来贫病交迫，这全集以五元钱被上海一家书贾买去。如今回想起来，总隐隐还觉得心痛。现在林、刘两氏，翻印《袁中郎全集》的计划成功，我不但感到是替我报了一班市侩书贾的仇，并且更有重遇故人的快乐机会了。这快乐我想和中国各地的贫文士，大家来同尝一下。

1934年6月。

(《袁中郎全集》，明崇祯2年刻本。

本文录自《郁达夫文集》，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赏析 这篇文章写于1934年《袁中郎全集》得以重印之时。《袁中郎全集》是明代公安派主要代表人物袁宏道诗文集，由于集中宣扬了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和明清时期文坛的浮縻之风形成尖锐对立，乾隆时遭到了禁毁。郁达夫在这篇序言里提纲挈领地概述了明代流派变迁，公正地评价了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的文学主张的得失， 申明了重印《袁中郎全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出于一个文学家的自觉，郁达夫对于明代诗文流派和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的诗文主张提出了深刻见解，对于整个明代的文学状况作出了宏观的把握。他认为“大抵文学流派的起伏变更，总是先有不得不变之势隐存着了”的，同时文学流派的变革和政治和社会一样，是受时代和环境支配影响的。他认为“穷则变，变则通；通而又穷， 自然不妨再变”。十分辩证地讲出了文学创作和流派演进过程中的变革规律，这种变革是基于现实基础之上的。现实的时代和环境有碍于文学的发展必然激起文学的变革，同时文学自身的因素也在努力地要求其与环境和时代在外在条件相协调，从而完成一个否定、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流变过程。可以说，郁达夫这样的文学流派和创作变革理论即使在今天仍具极强的理论价值。

公安派作为明代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明代以后一直以潜滋暗长的方式延续着。作为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袁宏道的诗文主张可以说是博大精深的。郁达夫采取取一斑而窥全豹的办法，提取了袁宏道诗文理论的精华，概括地介绍了袁宏道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上的流弊。读完郁达夫的这篇序言，即使我们不去读这部《袁中郎全集》，对于这部全集的要义我们依然能够了然于胸，而这恰恰正是郁达夫这篇序言的长处和特点所在。同时，我们在阅读郁达夫对于袁宏道的诗文要旨的摘录时，也能体味到郁达夫本人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主张。其中袁宏道的许多论诗文句就可以作为郁达夫散文理论的精辟概括。如果我们断然说，郁达夫的散文在某些方面承袭了明代公安派的衣钵也许有些不妥，但郁达夫散文受明代公安派的影响却是不可辩驳的事实。结合30年代的文化背景，这篇重印《〈袁中郎全集〉序》不单单是一篇序言，更像一篇郁达夫宣扬自己文学主张的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