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政府对日屈服和群众的反日风潮

对日交涉过程中，袁世凯一直以英美两国为后援，希望它们从中调解。英国虽然忌妒日本扩张势力，但对日在南满和东蒙所攫取的特权持同情态度。英国所关注的限于它的在华利益是否受到影响。所以日本取消了在长江流域内修筑铁路的要求以后，英国就改变了态度。日本提出通牒后，英公使朱尔典于8日上午到外交部访陆徵祥，说：“目前中国情形至为危险，各国不暇东顾，为目前计，只有忍辱负重，接受要求”,“不宜作武力之争”^[1],并要陆转告袁世凯。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在于“门户开放”,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和行径，自然引起美国朝野的反感。驻华美国公使芮恩施(Paul S.Reinsch)曾试图“为中日谈判进行斡旋”,但美国政府怕招致日本反对，加以又得不到英、法、俄三国的支持，所以仅仅于5月5日发表声明，“劝告”日本。13日又声明：“凡关于损害美国之条约权利及旅华美国人民权利”,美国政府“决不承认”^[2]。俄、法两国虽然猜忌日本，却因欧战无暇顾及。5月7日晚，袁政府外交部派员前往俄国使馆寻求支持，俄使克鲁朋斯基竟然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地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袁世凯企望欧美列强干涉落空，又恐得罪日本，皇帝当不成，便决定对日屈服。8日下午，袁在总统府召集会议。出席的有黎元洪、徐世昌、杨士琦、钱能训、梁士诒及各部总长等。先由陆徵祥报告上午会见朱尔典的情况，然后讨论。发言者大都迎合袁的旨意，认为只有接受日本要求一途，惟独段祺瑞主张动员军队，对日示以强硬。最后，袁说：“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权衡利害，不能不接受日本通牒。接着他还引用古训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3]据参加会议的梁士诒后来说：“袁总统悲愤陈词，衣沾涕泪。与会者或怨愤填胸，或神气惨沮。”^[4]但未几，正是这个袁世凯和这伙“忧国忧民”的文官武将，敲响了洪宪帝制的锣鼓。
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奉命前往日本使馆递交复文，对日本4月26日提出之修正案，除第五号中各项容日后协商外，“即行允诺”,最后还表示：“以冀中日所有悬案就此解决，俾两国亲善益加巩固。”^[5]
袁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5月25日在北京签订了所谓“中日条约”和“换文”,史称《民四条约》。日本方面代表是日置益，袁政府代表为陆徵祥。两个条约是关于山东和南满洲及东蒙古的，换文十三件，内容是关于福建、汉冶萍及旅大租借期延长等问题。总之，除第五号外，原“二十一条”的内容大都包括在内。
袁世凯不仅敢于卖国，而且善于花言巧语地讲“爱国”来遮掩其卖国行径。在决定接受通牒的时候，他就先拟好了一个“密谕”,于10日发给各级文武官吏。他说：“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始终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大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愤惭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嫚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6]在这个“密谕”里，他虽然装腔作势，但不得不承认“损失权利颇多”。而在公开的通电中，为保持他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体面和威风”,则厚颜无耻地说，“日本既有让步，无损主权，故决定由外交部答复，此案已结，中外敦睦”。同时，袁政府还动员各省官吏拍发贺电，颂扬“元首外交成功”,又命令御用报刊颠倒是非，把对日屈服说成是“双方交让，东亚幸福”,甚至开会庆祝“外交胜利”。然而，这一切愚弄人民的鬼蜮手段，并没有能把他承认“二十一条”绝大部分要求的卖国行径掩盖住。
袁政府接受最后通牒的消息一经传出，群情激愤，举国一致认为是奇耻大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唤起了全国人民的敌忾心。各城市爱国团体，纷纷集会，拒不承认《民四条约》,誓雪国耻。上海各界召开国民大会，到会数万人，一致表示拒日到底。各地青年学生尤为悲愤，有的愤而自杀，有的断指写血书，有的要求入伍，请缨杀敌。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各学校每年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北京各学校学生议决，每日课余诵最后通牒一遍，以示不忘国耻。
面对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袁政府开始不敢公开镇压，各地方“官厅能维持其秩序，不能禁止其进行”。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的救国储金活动，还得到了一些官吏的支持。袁世凯本人也认为救国储金“最为今日切要之图”,并认储十万元，表示“勉力赞助”。但袁政府所能允许的反日爱国范围，仅仅是集会纪念和爱国储金。当抵制日货的行动越来越激烈时，他们就露出了反人民的真面目。由于对日本侵略的无比愤慨，各城镇商民相戒不买日货，不用日货，有的还焚毁日货，以示抗议。许多地方群众集会，向袁政府提出质问，要求惩办陆徵祥和曹汝霖，称他们为“卖国贼”。有的报纸甚至直接谴责袁世凯，要他负“失地丧权之责”。汉口、镇江、汉阳、福州等地，相继发生反日骚动。5月13日，汉口日侨准备举行提灯会，庆祝日本所取得的“外交胜利”。当地学生和商民怒不可遏，群起捣毁日本商店。镇守湖北的段芝贵，急忙由武昌抽调军队，前往协助日本军队镇压。事后，他向北京统率办事处密报说：“武汉三镇人心颇形不靖，街谈巷议多属仇外之言”,“人人脑筋中隐蓄一番愤激”,恐“再有特别事故发生”,并要求给他屠杀爱国人民的权力^[7]。
袁世凯见欺骗不生效，就公开采用高压手段。5月26日，他颁布申令，公然诬指爱国群众是“匪徒”,杀气腾腾地说：“乃有倡乱之徒，早已甘心卖国，而于此次交涉后，反借以为辞，纠合匪党，诪张为幻，或谓失领土，或谓丧主权，种种造谣，冀遂其煽乱之私。……着各省文武各官认真查禁，勿得稍涉大意，致扰治安。倘各该地方遇有匪徒借故暴动，以及散发传单，煽惑生事，立即严拿惩办。”^[8]在日本政府的压力下，袁世凯于6月16日又以“妨碍邦交”为名，再次申令禁止抵制日货，还以“取缔排斥日货不力”的罪名，撤换了湖南巡按使。由于袁世凯的严令敦促，各地方官署派出军警，逮捕爱国群众，将反日热潮镇压下去。对中国人民张牙舞爪，对帝国主义者摇尾乞怜，这充分暴露了袁世凯入主出奴的丑恶面目。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中国为目的而强加于中国的单方面的要求，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完全违背了国际关系的根本准则，理所当然地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正是由于全国反日爱国热潮，才迫使袁政府事后不能不声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四条约》是由日本最后通牒而被强迫同意的。此后历届北洋政府也始终未承认为有效，而在后来的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都要求改订，甚至全面予以废除。所以《民四条约》从国际法来看，“固未尝成立”^[9];从事实上来说，也未能执行。
日本帝国主义未能完全如愿，一举控制中国，但它的野心不死，以后以《民四条约》为口实，在南满、蒙古东部、山东等地，不断扩大侵略权益，导至中日关系长期恶化。同时，《民四条约》完全暴露了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因此日本与在华有侵略权益的欧美列强不断发生冲突。美日矛盾自此日趋尖锐，这对远东国际关系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