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综说 |
释义 | 综说唐律诗初盛,少变梁陈,而富丽之中稍加劲健。 盛唐律诗体浑大格高语壮,晚唐下细工夫作小结裹,所以异也。 律诗始盛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如王、孟、岑、韦诸作者,犹皆雍容肃散,有余味可讽咏也。若雄深浑厚,有行云流水之势,冠冕佩玉之风,流出胸次,从容自然,而皆由夫性情之正,不局于法律,亦不越乎法律之外,所谓从心所欲不踰矩,为诗之圣者,其杜少陵乎? 厥后作者代出,雕锼锻炼,力愈勤而格愈卑,志愈笃而气愈弱,盖局于法律之累也。不然,则叫呼叱咤以为豪,皆无复性情之正矣。夫观水者必于海,登高者必于岳,少陵其诗家之海岳欤! 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二君正是敌手。排律用韵稳妥,事不旁引,情无牵合,当为最胜。摩诘似之,而才小不逮。少陵强力宏蓄,开合排荡,然不无利钝。余子纷纷,未易悉数也。 六朝诗律体已具,而律法未严,不偶之句与不谐之韵,往往而是。至唐而句必偶,韵必谐,法严矣。……唐之律严于六朝,而能用六朝之所长。初盛时得之,故擅美千古。中晚之律自在,而犯六朝之所短,雅变而为欲,工变而为率,自然变而为强造,诗道陵迟,于斯为极。好古之士遂为之厉禁曰: 无读唐以后书,无阅大历以下诗。 初唐律寖盛,迨盛唐而律盛极矣。曾几何时,中不若盛,晚不若中。……唐五言律,自初及中,得一长以成一家者甚众。至于七言,初则体未严,中则格已降,虽当盛时,合作者鲜。 古雄而浑,律精而微。四杰律诗,多以古脉行之,故材气虽高,风华未烂,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陈、杜、沈、宋起,而吞吐含芳,安祥合度,亭亭整整,隅隅吁吁,觉其句自能言,字自能语,品之所以为美。渐至开元、天宝,李杜群贤迭兴,国脉既昌,文运正盛,洋洋乎一朝声律,顿成尽善。自大历诸家以及贞元学者,虽多合作,不无少变。元和以后,风气渐衰,声格浸降,要亦国统世运使然。其间瑕瑜并陈,若细玩五律佳处,此于七律居多,未可遽谓晚唐概不足观也。 汉魏古诗、盛唐律诗,其妙处皆无迹可求。但汉魏无迹,本乎天成; 而盛唐无迹,乃造诣而入也。 予尝谓学者观唐诗如择取旧衣。初唐五七言律气格淳厚、华藻鲜明者,是经衣着有颜色之衣也; 中亦有无华藻而气格实胜者,是颜色虽故实堪衣着耳; 晚唐华藻鲜明而气格实衰,则颜色虽好不堪衣着矣。 或问予: 子尝言初唐五七言律气象风格大备,至盛唐诸公则融化无迹,而入于圣。然今人学盛唐或相类,而学初唐反不相类者,何耶? 曰:融化无迹,得于造诣,故学者犹可为; 气象风格,得于天授,故学者不易为也。唐人诗贵造诣,故与论汉魏忌耳。 初唐沈、宋二公古律之诗,再进而为开元、天宝间高、岑、王、孟诸公。高、岑才力既大,而造诣实高,兴趣实远。……五七言律,体多浑圆,语多活泼,而气象风格自在,多入于圣矣。 王摩诘、孟浩然才力不逮高、岑,而造诣实深,兴趣实远。故其古诗虽不足,律诗体多浑圆,语多活泼,而气象风格自在,多入于圣矣。 初唐气格甚胜,而机未圆活; 大历过于流婉,而气格顿衰。盛唐浑圆活泼,而气象风格自在,此所以为诣极也。 汉魏古诗,由天成以至作用,故魏为降于汉。初盛唐律诗,由升堂而入于室,故盛为深于初。 唐人律诗,沈、宋为正宗,至盛唐诸公,则融化无迹,而入于圣。沈、宋才力既大,造诣始纯,故体尽整栗,语多雄丽。盛唐诸公,造诣实深,而兴趣实远,故体多浑圆,语多活泼耳。后之论律诗者皆宗盛唐,而元美之意主于沈、宋,则于古人所称“弹丸脱手”者无当也,安可与入化境乎? 胡元瑞云:“律诗大要,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体格声调,有则可循; 兴象风神,无方可执。故作者但求体正格高,声雄调畅,积习之久,矜持尽化,形迹俱融,兴象风神,自尔超迈。”予谓: 此由初入盛之阶也。所云“积习之久,矜持尽化,形迹俱融”,则造诣之功也。何仲默谓“富于才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斯可与论盛唐之化矣。 严沧浪云:“诗道唯在妙悟。然有透彻之悟,有一知半解之悟。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愚按: 汉魏天成,本不假悟; 六朝刻雕绮靡,又不可以言悟。初唐沈、宋律诗,造诣虽纯,而化机尚浅,亦非透彻之悟。唯盛唐诸公,领会神情,不仿形迹,故忽然而来,浑然而就,如僚之于丸,秋之于弈,公孙之于舞剑,此方是透彻之悟也。 盛唐诸公律诗,得风人之致,故主兴不主意,贵婉不贵深(谓用意深,非情深也),冯元成谓“得风人之旨而兼词人之秀”是也。子美虽大而有法,要皆主意而尚严密,故于《雅》为近,此与盛唐诸公各自为胜,未可以优劣论也。 严沧浪云:“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 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 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数语言言中窾。然前言“兴趣”,正兼诸家与子美论也。宋人尚意,而此言“病于意兴”,盖子美之意深,而宋人之意浅也。 盛唐诸公律诗,兴趣极远,虽未尝骋才华、炫葩藻,而冲融浑涵,得之有余。晚唐许浑诸子,兴趣既少,故虽作聪明,构新巧,而矜持局束,得之甚窘。赵凡夫谓“诗有字字可赏而为低品,有不可加点而为高格”,信哉! 盛唐诸公律诗,偶对自然,而意自吻合; 声韵和平,而调自高雅。晚唐许浑诸子,偶对工巧,而意多牵合; 声韵急促,而调反卑下矣。 盛唐诸公律诗,皆似近非近,可及而未易及。晚唐许浑诸子,则刻意求工,愈难而愈下矣。大抵盛之与衰,只是宽裕、深刻二途。 盛唐诸公律诗,即景缘情,不必泥题牵带。后人之诗,必句句切题,言言当旨,殆与举业无异矣。 高、岑五言不拘律法者,犹子美七言以歌行入律,沧浪所谓“古律”是也。虽是变风,然豪旷磊落,乃才大而失之于放,盖过而非不及也。 高岑五言、子美七言不拘律法者,皆歌行体也。故意贵倾倒,不贵含蓄,未可以常格论也。 或问: 子美五七言律,较盛唐诸公何如? 曰: 盛唐诸公,唯在兴趣,故体多浑圆,语多活泼。若子美,则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故体多严整,语多沉着耳。此各自为胜,未可以优劣论也。 开元、天宝间高、岑、王、孟古律之诗,始流而为大历钱、刘诸子。钱、刘才力既薄,风气复散……五七言律,造诣、兴趣所到,化机自在,然体尽流畅,语半清空,而气象风格亦衰矣,亦正变也。 或问: 沈、宋五七言律,化机尚浅,而以为正宗; 钱、刘诸子,化机自在,而以为正变,何也? 曰: 唐人之诗,以气象风格为本,根本不厚,则枝叶虽荣而弗王耳。斯足以知大历矣。 盛唐高、岑五言、子美七言,以古入律,虽是变风,然气象风格自胜。钱、刘诸子五七言,调虽合律,而气象风格实衰,此所以为不及也。 盛唐诸公五七言律,多融化无迹,而入于圣。中唐诸子造诣兴趣所到,化机自在,然体尽流畅,语半清空,其气象风格至此而顿衰耳。故学者以初唐为法,乃可进为盛唐; 以中唐为法,则退屈益下矣。 胡元瑞云:“中唐以后,稍厌精华,渐趋淡净,故五七言律清空流畅,时有可观。”愚按: 中唐诸子,才力既薄,风气复散,其气象风格宜衰,而意主于清空流畅,则气格益不能振矣。 中唐五七言律,气格虽衰,而神韵自胜,故讽咏之犹有余味。晚唐诸子,气格既亡,而神韵都绝,故讽咏之辄复易厌。胡元瑞云:“中唐格调流宛,而意趣悠长”,深得之矣。 大历以后,五七言律流于委靡,元和诸公群起而力振之,贾岛、王建、乐天创作新奇,遂为大变,而张籍亦入小偏。唯子厚上承大历,下接开成,乃是正对阶级。然子厚才力虽大,而造诣未深,兴趣亦寡 (止就律诗言),故其五言长律及七言律,对多凑合,语多妆构,始渐见斧凿痕,而化机遂亡矣,要亦正变也。 或问: 子厚上承大历,何得为正对阶级? 曰: 开、宝至大历,则流畅清空,风格始降; 元和至开成,则工巧衬贴,作用日深。前以风格言,后以作用言也。盖风格既降,自应作用耳。 大历而后,五七言律体制、声调多相类。元和间,贾岛、张籍、王建始变常调。张、王五言,清新峭拔,较贾小异,在唐体亦为小偏。……五代诸公乃多出此矣。 贾岛……五言律,气味清苦,声韵峭急,在唐体尚为小偏,而句多奇僻,在元和则为大变。晚唐人卑陋,于岛辈倾心向慕,于退之、东野茫乎无得也。 乐天五言律,如“边角两三枝”、“离离原上草”、“烟翠三秋色”等篇,尚为小变; 如“巧未能胜拙,忙应不及闲”、“荣华急如水,忧患大于山”、“虽过酒肆上,不离道场中”、“白首谁留住,青山自不归”等句,遂大入议论; 如“寒衣补灯下,小女戏床头”、“莫强疏慵性,须安老大身”、“病看妻检药,寒遣婢梳头”、“佛容为弟子,天许作闲人”、“百年慵里过,万事醉中休”、“天供闲日月,人借好园林”等句,则快心自得,宋人门户多出于此。 元和柳子厚五七言律,再流而为开成许浑诸子。许才力既小,风气日漓,而造诣渐卑,故其对多工巧,语多衬贴,更多见斧凿痕,而唐人律诗乃渐敝矣,要亦正变也。 晚唐诸子体格虽卑,然亦是一种精神所注。浑五七言律工巧衬贴,便是其精神所注也。若格虽初盛,而庸浅无奇,则又奚取焉? 予尝言盛唐诸公律诗不难于才力,而难于悟入。侄国泰云: 盛唐律诗固不难于才力,若晚唐所为衬贴纤巧者,意虽不有盛唐,然亦必不能为盛唐也。即今人时义,恣为新奇,大轻先辈,试使降心为五唐之文,果能之乎? 或问予: 子之论律诗,宗盛唐而黜晚唐,宜矣,然无乃畏难而乐易乎? 曰: 盛唐浑圆活泼,其造诣之功已非一日,若浩然造思极深,必待自得,则造诣之后,又非卒然可办也,孰谓盛唐易而晚唐难乎? 但盛唐沉思忽至,豁焉贯通,种种自见;晚唐衬贴纤巧,一字一句,靡不难得。斯则盛唐易而晚唐难,信矣。或曰: 诗贵超脱,不贵沿袭,子之言无乃以沿袭为事乎? 曰: 盛唐造诣既深,兴趣复远,故形迹俱融,风神超迈,此盛唐之脱也。学者有盛唐之具,斯亦脱矣。若更求脱于盛唐,则吾不知也。 或问: 唐人律诗以刘长卿、钱起、柳宗元、许浑、韦庄、郑谷、李山甫、罗隐为正变,古诗以元和诸子为大变,何也?曰: 律诗由盛唐变至钱、刘,变至柳宗元、许浑、韦庄、郑谷、李山甫、罗隐,皆自一源流出。体虽渐降,而调实相承,故为正变。古诗若元和诸子,则万怪千奇,其派各出,而不与李、杜、高、岑诸子同源,故为大变。其正变也如堂陛之有阶级,自上而下,级级相对,而实非有意为之。晚唐律诗,即李商隐、温庭筠、于武陵、刘沧、赵嘏,虽或出正变之上,终不免稍偏矣。 韦庄律诗七言胜于五言。五言如“拜书辞玉帐”、“月照临官渡”、“为儒逢世乱”之篇,略与许浑相类; 至如“扫地留疏影,穿池浸落霞”、“草动蛇寻穴,枝摇鼠上籐”等句,较之于浑,则声尽轻浮,语尽纤巧,而五言不可复振矣,要亦正变也。七言律如“万里只携孤剑去,十年空逐塞鸿归”、“心如岳色留秦地,梦逐河声出禹门”等句,声气实雄于浑; 如“僧寻野渡归吴岳,雁带斜阳入渭城”、“山好只因人化石,地灵曾有剑为龙”等句,则对皆工巧, 语皆衬贴; 至如“阶前雨落鸳鸯瓦, 竹里苔封䗖桥”、“星分夜采寒侵帐, 兰惹春香绿映袍”等句, 则又入于纤巧矣。 五七言律,体制于唐,法源于古,稳顺平仄,四韵成篇,起结虚实,反正抑扬,未尝立法以绳后人,而理极义当。如关石河沟,虽有贤者,千变万化,终莫能出其范围。……初唐风气始开,其法尚疏; 至摩诘、少陵,神龙变化,不可端倪; 中晚以来,间有奇格,然奇即是法,奇亦不能离法也。……唐一代无论初盛中晚,五言独多,法最备; 七言最少,老杜亦止百余首。 唐之近体擅场者,五、七二种。而六朝以来,凡比偶工、声韵谐者,俱为五言滥觞。独七言近体,则初唐实肇始焉。景龙以后,代多作者。一变而为开、天,再变而为大历,三变而为长庆,四变而为西昆,而音节之升降,世运之污隆,盖若累黍不失焉。 自四言变为五言,五言变为七言,字数之变止此矣。然在古诗可以驰骋由我,立法为易。至局而为律体,则承应既难,又不可以无承应; 关锁费手,又不可以废关锁。一句之离,则上下体势俱碍; 一字之滞,则通篇神理不浃。求其前后联属,血脉贯通,盖难之矣。此体虽倡于初盛诸公,然篇什无多,如古诗之汉魏,其气浑然,未可遽以法论也。少陵出而六辔在手,纵横颠倒,无不就范,已极作者之能事矣,学者犹以其笔力高古,难于追仿。至大历诸子兴,而优柔敷愉,绵密丽切,穷锻炼之力而一归自然,极穿插之工而视若无有。盖七律之准则,必以是为归。降而为元和,为开成,总不外此也。自近代历下之说起,谓古诗必汉魏,今体必初盛,徒取廓落之词,形貌之似,而不考其精神脉络之所在。故其自为诗,一篇之中必首尾衡决,筋骨弛纵,而起伏呼应、联络收束之法胥亡矣。沿及于今,即有惩其弊者,亦但能易为尖新,饰为华缛耳。而线索已失,疵颣丛生,古人篇幅之美,竟无有知其说者,良可叹也。故余于七律,略初盛而详中晚,盖能得中晚之法,极中晚之工,由此敛其才华,以归于初盛,则先河后海,岂患穷源之无自哉! 律诗而有古意,此盛唐诸公独绝,后人极力摹拟便着迹。 元和律体屡变,其间卓然成家者,皆自鸣所长,若李商隐之长于咏史,许浑、刘沧之长于怀古,此其著也。今观义山之《隋宫》、《马嵬》、《筹笔驿》诸篇,其造意幽深,律法精密,有出常情之外者。用晦之《凌歊台》、《洛阳城》、《骊山》、《金陵》诸篇,与乎蕴灵之《长洲》、《咸阳》、《邺都》等作,至今古废兴,山河陈迹,感慨之意,读之可为一唱而三叹矣。三子者,虽不足鸣乎大雅之音,亦变风之后,其正者矣。 律诗则自唐始也,其必以唐人律诗俎豆不祧,无疑也。然而源流升降之故难言之矣。古诗自汉魏讫陈隋,其正变得失,人皆知之。至于律,则概之曰唐律云尔。岂惟浑概云唐律哉?乃至言五律者,专习为大历十子,以为五律之正也。乃至近日言七律者,亦自中晚唐言之。其他人不知者勿论已,即以新城王渔洋深于诗者,亦首举刘文房七律以教后学。然则古诗第从何逊、吴均以下为圭臬也。可乎? 论古诗者,必由建安、黄初以衷诸谢、鲍,则唐律自必由右丞、少陵基之,未有可畏难而小就者也。若近人之拈举贾长江、姚武功五律者,则将谓古诗必以齐梁陈之作为职志欤?夫中晚以下诸家,非不欲效右丞、少陵也,力不胜也。夫在唐时,中晚诸家力所不能胜者,而后人顾能胜之乎? 曰: 非欲人人皆学右丞、少陵也,诗之理则实如此而已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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