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舞醉龍的歷史概况

據澳門鮮魚行總會常務理事、醉龍醒獅大會籌委會副主席何智新先生回憶：在六十多年前，那時他十歲大，跟著父母親上街趁熱鬧看醉龍。巡遊隊伍七彩繽紛，有十幾對扮飄色的小朋友鮮艷奪目，有的舉著魚燈，有的提著蟹燈，有的挑著花燈，隊伍後面抬著巨型的食櫃，裏面裝有餅食、紅茶和燒酒。巡遊期間各家各戶在地上打地攤擺飯菜開餐，你在我家的飯鍋裏盛一碗飯，我在你家的菜盆裏挑一塊肉，談談笑笑，熱鬧非凡，魚行同業顯得融洽和心齊。
何智新先生說魚行的人很愛國：一九三七年日本人侵略中國，魚行的檔攤帶頭義賣，街市上下掛滿紅紅綠綠的標語，有的寫： “不畏橫行蟹！”(蟹指日本侵略者。) “七七大明蝦”!( “蝦”諧音“嚇唬”的“嚇”,“明”是“明明是”的意思，指出“七七蘆溝橋事變”是日寇明目張膽的侵略行徑。) “中華大勝利！”( “利”與“脷”同音，“脷”指“龍脷” ,即“撻沙魚”。)當時的魚販讀書少沒文化，是請魚欄的賬房先生寫的。他們巧用粵語的諧音及一字多義，或用比喻的手法，借他們行業的魚、蝦、蟹來發揮，以表他們火熱的愛國心。除了在街市擺檔之外，魚販還挑著獅頭魚、鳳尾魚等上街賣。最令人難忘的是，有一位同胞用兩“棟”(將銀幣叠高，按一定數碼用紙捲起來，粵語稱之為一“棟”)雙毫銀元買了一條鳳尾魚，這兩“棟”雙毫銀元時值一百元。這在當時來說，不是小數目，因為那時上茶樓吃東西，吃得飽飽的也用不了一元錢。魚行義賣後盡捐——即連本帶利，捐獻給當時的“世界救國會”。而魚行同業舉辦醉龍巡遊的經費，也是靠同業募捐而得來的。
抗戰後期停止了舞醉龍，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一九四六年，醉龍重上街頭；一九四九年又停了下來，一九五九年再重舞；一九六六年內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舊”禍及澳門，把醉龍斃了；一九八一年，醉龍重出江湖，越舞越興旺。其中一九五九年的重舞是令人難忘的。
一九五八、五九年時魚行的情勢比較嚴峻，行內人心如一盤散沙，魚欄主和魚販子畢竟不是同一階層，各有各的政治取向，各打各的小算盤。那時在公海上有持槍的海盜(臺灣××大隊)截劫漁船，使漁獲大減；在岸上又有流氓分子走近魚檯，“聲大夾惡”,拿了魚不給錢；有的霸著碼頭收保護費，有黑社會的踢人入會；有人恃勢凌人，被稱為“街市皇帝”,動輒加租、處罰並傷人。魚販被逼得有一次集體上市政廳請願靜坐。
面對以上困境，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七個骨幹分子商議：為團結同行，重舞醉龍！鮮魚市販在四月初四開籌備會，初五募捐，魚欄最後也響應參與；到了初七，組織好了醉龍、醒獅和功夫表演，但卻過不了市政當局那一關。因為當時當局治安條例規定，凡十三人聚在一起可被當作非法集會，可被檢控。於是派出代表向澳門總督請求特許巡遊。代表們指出：以前的葡國節日活動曾經邀請過舞醉龍助興，澳督府中也有官員確認有這一事實。結果，在原定四月初八早上十一時開光之前，那些代表十時四十五分獲特許，於是醉龍又重新騰躍起來了！
醉龍一舞，人心趨向，以前各自學功夫各自防身的人們，這回又聚在一起，共同表演南拳北腿、詠春、蔡李佛……醉龍一出，那些平日欺負魚販的“街市皇帝”亦望風而逃！(因醉酒打人入不了大罪，他們怕舞醉龍的人借醉算舊賬。)魚販同行因此增強了團結，顯示了內聚力。以前行內為一些買賣的利益問題容易爭拗，有的甚至“班馬”(借外人介入);現在回到聯會裏調停，打架打不成；在會內協商解決：對半不行就四六，四六不行就三七，各自讓步；誰請外人介入，誰就被行內人指著鼻子批評。
在文化大革命後，即從一九八一年起，乾脆把四月初八改稱團結日，使醉龍醒獅匯演的主題更加鮮明。一九八二年，醉龍回故鄉中山，在小欖、石岐和三鄉勁舞巡遊，萬人空巷，盛况空前。醉龍原發於中山，但後來失傳了。
多年的醉龍醒獅四月初八巡遊，魚欄主和魚販曾幾經交手，幾經合作，終於在一九九一年聯合成為澳門鮮魚行總會，勢力不斷壯大。在巡遊之日，甚至有葡籍人士要求客串，籌委會表示歡迎，讓他穿上印有“魚行醉龍”的白圓領上衣，頭紮紅布條和簪花，灌“土炮”(米酒)或啤酒，然後讓他們上陣耍舞。還有一位德國攝影師，拍醉龍上了癮，連續三年專程由德國來澳，每次巡遊跟足全程，所拍攝醉龍作品後來在歐洲一些刊物上登於封面，大受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