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所赋予的色彩

先秦古玺迅速发展的一个最为直接的促成因素，便是先秦文字体系的衍变，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时代的推移而衍变(即时间差),一是随地域的不同而衍变(即空间差),正是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文字体系的这两种衍变，使先秦古玺更见丰富多彩。
从时间的角度看，西周文字体系在总体上是对商代文字的承继和进化，东周列国文字体系在总体上又是对西周文字体系的承继与衍化。换言之，自殷商至春秋战国，上古文字体系的演进贯穿着一根主线。这是历史文化赖以承传的物质媒介，也是地域间文化交流得以进行的基础。但是，时代不同，书风也不同。
关于大篆书风的演变，清代中叶之后研究逐渐深入，其大体脉络已经比较清晰。侯镜昶承胡小石之说，从用笔的角度，把自殷商至战国的大篆书风分为“三变”,即殷代至西周初期书风主方折(殷派),西周中期至东周初期书风主圆转(周派),东周中期以后虽仍用圆笔，但用笔由厚重变为纤劲 (北方齐书严整方正，南方楚书变动流利)。他指出： “春秋战国时，关东六国，文字异形，书风日趋诡变……(而)秦人不但承袭了周代丰岐之地，而且也接受了周人的文化。特别表现在文字的继承方面，更为显著。”(侯镜昶《先秦书艺略论》)马承源则从文字的体貌风格的演变，把西周的金文分为早 (质朴雄奇)、中(圆润工稳)、晚(端正遒丽)三期，较为具体地描述了各期并存的书风类型以及各期书风之间的联系(参见其《商和西周的金文》)。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又从“文字的书法有粗有精，且必先粗而后精”的文字演进规律，从“规整的字体只能在郑重其事的场合上使用，在不必郑重其事的场合，一般是使用着草率急就的字体的”文字书体使用规律出发，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大篆书风日趋简易草率的必然性；他指出：当时民间的“俗书”,“字体虽是篆书，但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
这就是说，古玺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古文字承前启后、不断演变的过渡阶段，它既存有西周乃至殷商的书风，也有东周流行的带有地域特色的书风；既有用于正式场合的规整的书风，也有日常使用的草率的俗书。而作为古代印章的草创阶段，古玺本身还没有形成专门的玺用文字体系，它更直接地采用当时流行的文字作玺文。因此，当时混杂的书风在古玺上较为直接地反映出来，成为古玺活泼的基调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
从空间的角度看，显然，地域性书风的差异在东周之后突现出来。
春秋战国时期，鲁、秦等诸侯国直接继承西周中期以来日趋成熟的书风，工稳而圆厚，成为后来秦篆的母体。宋国是殷商的后裔，其延续殷人的雄肆书风也是可想而知的。齐国则是西周姜尚的封地，其文字结字严谨、体势修长，自具特色；而南方的楚国更是夏代人南徙的一支，有其悠久的文化传统，结字奇诡，体势扁平，别有一番散落的风韵。仅从这几大区域的书风特征来看，我们便可以想见，不同地域的工匠采用各具特色的当地文字制作玺印，必然会造成古玺的丰富多彩。因为按常理，印章的字法(或篆法)决定章法，章法又决定印形；而地域性的书风体现着该地域的审美倾向，地域性的审美倾向又反过来规定了地域性印风的审美标准。
不同时代的不同书风，不同地域的不同书风，以及不同场合的不同书风，它们的综合作用，使先秦古玺无比绚丽。事实上，只要我们稍许把古玺与那个时代的其他文字遗迹作一比较，便会有这么一种感受：古玺堪称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古文字的缩影，既有商周厚重的风格，也有东周以后纤劲的风格；既有早期金文方笔、肥笔的风格，也有成熟期圆转、均匀的风格；既有严整刚正的风格，也有奇诡流利的风格。有的自由疏放、恣意倾侧，风格近于散氏盘；有的谨严和润、体势工稳，风格近于石鼓文；有的端尖身肥、结体古朴，全然是古文风格；有的削直挺健、扁平简略，全然是俗书风格；琳琅满目，蔚为大观。由此可知，后世艺术家学古玺之难，不独为“法”所囿而难臻“无法”之境，而且，古玺所采用的玺文书风杂乱繁多，后人往往是以所擅长的一种书风制作众多的印章，欲求风格变化，怎能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