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阔台、忽必烈的战略战术

成吉思汗是一位具有卓越才能的军事家、政治家，他把“永为进攻”载入了蒙古法典。而时势造英雄，新兴的蒙古族的封建阶级生机勃勃，与腐朽的中原王朝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就为其进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成吉思汗谢世时，虽已“灭国四十”,但他在崩于行宫之时还念念不忘灭金、灭宋。统一中国的大任历史地落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的身上。
窝阔台是继承成吉思汗又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于1229年继位，马上率兵伐金。在此之前，金主曾遣使完颜麻斤吊慰，并归还大行可汗的帽子。窝阔台答：“汝主久不降，使先帝老于兵间，吾岂能忘也，帽何为哉！”(《元史》卷二《太宗纪》)窝阔台率蒙古军伐金，经过了几次著名的战役——禹山之战、钧州三峰山之战、铁岭之战、汴京之战。钧州三峰山一战，以蒙古军的全胜而结束，从此金军一蹶不振。“六年甲午春正月，金主传位于宗室子承麟，遂自经而焚。城拔，获承麟，杀之，宋兵取金主余骨以归，金亡。”在灭金的过程中，窝阔台立下了汗马功劳。
窝阔台继承了成吉思汗的遗志，在灭金后继续灭宋。他说：“今金、西夏、回鹘等皆已臣服，唯宋尚存东南一隅，我欲率兵进行证讨。”背负“永久进攻”史命的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决定一统中国。1235年6月，蒙古军分三路南下，西路军由窝阔台次子阔端率领，从巩固(今陇西县)入蜀，西路军经过河池之战、沔州之战、兴元之战、阳平关之战，又攻占了西南边陲重要的城市——成都，史载，其“破五十四州”(《宋季潮政要》)。其主力部队撤离后，其余部队转战于东川，这样摧毁了南宋的后方基地。中路军由窝阔台三子阔出与侄子呼图克、张柔指挥。此路军占领了襄阳：“襄阳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恃。江陵或不守，则事迫势蹙，必有危亡之忧”(《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八)。形成对峙局面。东路军由口温不花与降将史天泽统率，攻向江淮，使江南大为震动。这三路军起到了威慑南宋王朝的作用。
忽必烈是又一位继承成吉思汗遗志的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这位成吉思汗的突出的继承人总结了前辈的经验教训，他认为新兴的蒙古贵族只重视“以武功创业”的戎马交拼，而“文化未修。”继而宣布他要“鼎新革故，务一万方”(《元史》卷二百零九《安南传》)。他把“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广阔疆域作为一个统一的中国版图加以治理。历史学家往往多注意研究他的文治，忽视他的武功，其实他的武功在蒙古族的军事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襄樊为鄂、豫、陕交通之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宋抗元的重要堡垒。要灭宋，必须先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从1268年(至元五年)起，元朝在各地征兵，开始围攻襄阳。1270年(至元七年)忽必烈任命伯颜为枢密院副使，主持伐宋的军事大事。元军围困襄阳达五年之久，经过艰苦激烈的战斗才攻下了这个要害城镇，从而为元军进攻南宋开辟了道路。
1273年(至元十年)元朝的将相纷纷要求伐宋，阿里海牙向忽必烈建议：“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忽必烈说：“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元史》卷八《世祖五》)。其步署兵分两路，西路军由伯颜、阿术率领，以宋降将吕文焕为先锋，由襄阳入汉水过长江。东路军由合答、董文炳率领，自东道取扬州。1274年经鄂州之战取胜，继续向湖北南部、湖南、广西进军。1275年(至元十二年),元军攻下建康(今南京),伯颜对忽必烈说：“宋人保据江海，若虎负嵎。今已扼其喉，稍纵即逸。”忽必烈说：“将在军，不从中制，兵法也。”于是巩固建康，进攻临安(今杭州)。元军兵分三路，以行省参政阿刺罕为右军，攻余杭县西北的独松关；以董文炳、张弘范为左军，取海道经澉浦、华亭入临安，伯颜和行省右丞阿塔海为中军，从建康向常州进发。1276年三路军会师于临安，南宋王朝一命呜呼。
在西南方向，1274年(至元十一年)4月，忽必烈下诏攻取东、西二州，又令西川行枢密院也速带儿指挥各军取嘉定。1275年(至元十二年)按照忽必烈的步署，忽敦率二万水陆大军，会同青居南下的合剌所统的东川行院军围攻重庆，经过激烈的争夺，至1278年(至元十五年)重庆才被攻占。1276年(至元十三年)忽必烈封其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四川的东西两川枢密院归安西王府节制。很快元军就得四川“大小州邑六十四”(《元史》卷一百六十六《刘恩传》)。
从成吉思汗于1206年建立汗国到忽必烈于1276年灭宋，其间经过大大小小的无数次战争，历经七十年之久，经过了成吉思汗军事战略的继承者的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祖国空前的统一。战争的胜负，主要决定于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方面的条件，还决定于作战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窝阔台、忽必烈的作战方略可主要概括为：
其一，深谋远略，顾全大局
忽必烈的整个战略目标是灭掉南宋。为灭南宋，他以歼敌为主，以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他们就是惊逃了，也要使他们像带套竿的野马、中箭的野兔，无处可逃；他就是插翅飞上天去，你要像海青鹰飞去捉拿；他就是变成土拨鼠钻入土地，你也要用铁锹把他掘出来；他就是变成水鱼，游入腾汲思水里、海水里，你也要张网把他捞上来”(谢再善译《蒙古秘史》)。他们“不仅主张坚决彻底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还主张坚决彻底地摧毁敌人的经济潜力”(罗旺扎布等著《蒙古族古代战争史》)。因此他们避开宋军的坚固堡垒，不为一城的得失而放弃整个战略目标。例如在攻郢州(今湖北钟祥县)之战中，其城用坚石砌成，而且高如小山，易守难攻。元军如果强攻郢州，耗费非常大，他们没有强攻郢州，而是“自陆地牵舟迂行几百余里”,绕过郢州，渡过了汉水。深谙韬略，智勇双全的丞相伯颜说：“攻城，下策也。大军之出；岂为此一城哉！若攻此城，大事失矣”(《元史》卷一百二十七《伯颜传》)。在进攻阳罗堡的战斗中，蒙古军也认为硬攻为下策，于是派阿术率三千骑兵，用战船装载，夜间偷袭长江南岸的宋军阵地，元军乘虚而入，与宋军大战，这次战役，大大削弱了南宋的有生力量。蒙古骑兵的铁骑所向披靡，决定了南宋的必然覆灭。
其二，战术灵活，随机应变
在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窝阔台、忽必烈往往采取迂回的战术，他们往往不采取正面进攻的方法，而是实行战略迂回，从侧翼进攻，使对手猝不及防。1231年，蒙古军攻克凤翔后该向金首都汴京进攻，即兵分三路，迂回于金国首都汴京。窝阔台自率中军攻河东，斡陈那颜率左军进攻济南，拖雷率右军自凤翔入宝鸡，最后窝阔台与拖雷汇合，完成了战略大迂回。征宋战争持续了四十年之久，实行了更大规模的战略迂回。窝阔台征宋之部署为三路进军，即四川、荆襄、江淮，以四川为主攻方向。年轻有为的蒙哥汗更是“御驾亲征”四川，这就为后来忽必烈制定的先取襄阳的战略决策打下了基础，为正面征宋做好了经济的军事的诸方面准备。
蒙古军的战术灵活善变。《黑鞑事略》中说：“元代用兵，只在平彼此纵横之间，有古法之未言者。”在征南宋的丁家州之战中，宋兵号称雄兵百万，并依仗擅长水军，以战船两千五百艘停在长江阻拦元军。元军按照宜以计胜的作战原则，他们以十余艘大船上放满干柴，扬言要烧掉宋军的船只，宋军非常惧怕，惶惶不可终日。然后伯颜率军猛攻宋军，阿术和孙虎臣对阵激战，元军用火炮猛攻宋军，火炮的威力搅得宋军溃乱一片，落荒而逃。而此时元军将领何玮、李庭奋勇当先，争夺宋军战船。元军共缴获战船二百余艘，大获全胜。在平宋的焦山之战中，宋将姜才等率二万人攻木栅，元将阿术率骑兵渡水夹击，夹击后佯装逃跑，姜才不知是计，紧追不舍，阿术回军反攻，打败了姜才军。《平宋录》卷上评价元代蒙古军的战略战术云：“临戎制胜，规画经理，英谋独远。以之攻城野战者，某处宜攻，某处宜守，某处启行，某时利战，如此而成，如此而败，临机应变，间不容发。与夫兵家奇正分合之术，军骑卒伍之阵，山泽水陆之战，若合符节。信乎！ 其深于兵矣。”
其三，严格治军，化敌为友
忽必烈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积极修武功，也修文治。他提出鼎新革治，就是反对把蒙古游牧社会的东西强加于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因此他治军非常严格。在元军大举进攻江南的前夕，忽必烈向元军发出命令：“禁约军人不得妄行掳掠，犯者加以重罪”,“严禁诸军不用抄掠牲口，侵夺人财，焚烧民屋，如有犯者即以军令从之”(《平宋录》卷中)。他治军严明，赏罚分明。他说：“有去逆孝顺，别立奇功者，验等第迁赏。其或固拒不从及逆敌者，俘戳何疑。”《平宋录》卷上记载了一件史实，有一战士违反军令擅自杀了马匹，因而受到了军法的严惩。由于忽必烈及其手下的大将严格军纪，因此他的兵力雄强。
战争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忽必烈修文治，禁杀戮。他多次命令大小三军各级将领对无辜人民不得杀戮。1259年，当其举师攻宋时，他下令：“既入宋境，分命诸将毋妄杀，毋焚人室庐，所获生口悉纵之”(《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张文谦传》)。他还采用了招降的办法，瓦解宋军，并给降官以信任。由于他实行正确的政策，使得“大之国兵顺流江下，沿江诸将罗吕氏部曲，望风降附”(《宋季三朝政要》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