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

题“墨憨斋新编”,墨憨斋系冯梦龙的号。上中下三卷，存日本庆应纪元乙丑(清同治四年，即1865年)弘毅馆刊本，从书中避朱由校、朱由检名讳看，原刊本当出于明代末年。

这部小说演述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王守仁的一生言行。王守仁，字伯安，学者称阳明先生，明代绍兴府余姚人。全书大抵按其《年谱》敷衍，重要情节力避 “小说家传言之妄”、“当以年谱为据” (见该书中卷)。小说从王守仁的家世和父亲王华写起，直到“积劳成疾，上疏乞休”,病逝为止。但有详有略，侧重叙描王守仁少年时的谐谑豪放，青年时的砺志苦学，入仕后受阉党迫害，以及办书院讲学授徒镇抚闽赣边界的饥荒流民和少数民族暴动，平定南昌宗藩宸濠的叛乱，其他则一概从略。
小说开头写其父王华(字德辉，别号龙山公)幼年时轶事，如拾金不昧、好学不倦等，表现王守仁的家世“不凡”;写王华读书仕进、高中状元，反衬王守仁 “不肯专心诵读”经书，对兵法战阵等 “日用之学”兴趣浓厚。王华凭“章句”之学登上仕途，而王守仁则十四岁时就 “习学弓马，留心兵法，多读韬钤之书”,从小，“权术不测”,机敏过人。十五岁从父辈游居庸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王守仁无心“章句之学”,立志成为文武兼备的“通儒”,这就引起了激烈的父子冲突，乃至多次遭其父亲的责打，被父亲骂为 “病狂”、“妄言取死”的不肖子。
王守仁青年时期对功名淡薄，两次会试下第，不以为意。28岁中会试第二名，以工部观政进士受命督造威宁伯坟，用兵法布置工役，初次显露他的 “日用”之学。明年授官刑部主事，后奉命审录江北，多所平反，民称不冤，又游九华山等地。当时京中名士都以古文相尚，纷纷成立诗社、文社，王守仁以为这是“无益之事”,即告病归余姚，筑室四明山之阳明洞，思欲“脱离尘网”;又因难违父命，以 “孝悌” 为念，转而有用世之志，寓居钱塘西湖，潜心于格物致知。后来主持山东乡试，在京任兵部主事，首创讲学，从学者甚众。此时正德皇帝宠信阉竖刘瑾等八人，号为“八党”。南京科道官戴铣等上疏称“不宜轻斥大臣、任用阉寺”,受刘瑾迫害。王守仁激于忠愤，抗疏营救戴铣等人，于是触怒刘瑾，下讼狱，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赴龙场时路经杭州，收纳妹夫徐爱等为门生。刘瑾密遣两个心腹官校挟持王守仁，并欲加以暗害。幸得杭人沈玉、殷计以酒灌醉二校，王守仁伪装投钱塘江自杀，逃离杭州，访名山，晤知交，又往南京省觐父亲，再往贵州龙场。在贵州，他与少数民族交往，授以生产技术，并潜心著述《五经臆说》,创“良知”学说。又应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请，赴贵阳书院讲学，大畅 “良知”之说。正德五年刘瑾败死，王守仁自此宦海浮沉，讲学不辍，从游者日众，广收门徒。小说叙描王守仁讲学情景、师生问答，并通俗铨释 “良知” 学说。
本书中卷，集中叙描王守仁镇抚福建、江西、广东边界饥荒流民和少数族暴动。由于兵部尚书王琼推荐，王守仁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汀漳、南赣等处。当时饥荒流民迫于饥寒，揭竿而起。王守仁到任，将其 “切于实用”的学说付诸实际，又施展以前所学兵法韬略，实现“经略四方之志”。他镇抚暴动的主要手段，一是 “攻心”,口头答应赈济，声称“求通民情，愿闻己过”,招抚流民，分化互解暴动各方的团结； 二是严厉镇压，不惜诱杀投降者，并严行“十家牌法”,十家连坐。作者从这两方面极力描写王守仁“权术不测”,阳明理学是“日用常行”的经世致用之学，攻击“伪儒”、“腐儒”的 “章句之学” 无用。王守仁仅用两月，即平定汀漳各地“巨寇”。接着又用计攻破南赣桶冈、横水、浰头等僭号称王的“贼巢”,斩杀暴动首领谢志珊、蓝天凤、池仲容兄弟等。王守仁因功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他“用计不动声色，平了积年反贼”,于是专意于讲学，大修濂溪书院，刻 《传习录》,生徒众多。
下卷重点叙描王守仁平定宁王宸濠的叛乱。南昌宗藩宸濠心怀异志，蓄谋已久，乘六月十三日诞辰、诸司入贺之机，假传太后密旨谋反，攻陷九江、南唐二府，围攻安庆。王守仁自赣州至南昌向宁王拜寿，因故迟到，于途中得悉宸濠反信，率先“上疏告宁府之变”,又伪造兵部咨文，命各地发兵平定叛乱。他举兵攻南昌，使宸濠不敢远出攻取南、北两京，并诱使宸濠叛军至鄱阳湖上，叛军溺死无算，宸濠并世子大哥、重要党羽均被擒获。其时兵部尚书王琼怂恿“好顽耍”的正德皇御驾亲征，顺便游览南方景致。许泰、江彬等北军行至临清，闻王守仁已擒获宸濠，就命王守仁将其放回湖中，由皇帝率北军亲捉。王守仁虽持异议，但交出宸濠，使许泰、江彬等“献俘以为己功”。他见北军南来，劫掠民财，感叹“东南民力已竭，岂堪骚扰！”即上疏乞休，养病西湖净慈寺，又入九华山，再至赣州兼江西巡抚。泰州王银前来求教，王守仁改其名为 “艮”,仍讲学不辍。嘉靖皇帝即位，论江西功，王守仁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但朝中御史、给事中相率论劾王守仁，并斥为 “伪学”,聚讼不休。
本书旨在宣扬王阳明 “良知”学说，但又鲜明地反映了明代后期市民阶层的思想。一方面，作者宣扬王守仁的文治武功，竭力证明他的学说能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书中写道：“只看他一生行事，横来竖去，从心所欲，勘乱解纷，无不底绩，都从 ‘良知’ 挥霍出来，真个是卷舒不违乎时，文武惟其所用，这才是有用的学问，这才是真儒！”还有诗赞道： “世间讲学尽皮肤，虚誉虽隆实用无。养就良知满天地，阳明才是仲尼徒。”上卷开篇的这些评赞，也正是全书的大旨。另一方面，作者对当时朝政的腐败，地方官的贪酷，宦官的专横拔扈，皇帝的昏庸荒淫，都有深刻的揭露。为了强调王守仁的学说切于“实用”,作者把“京中名士俱以古文相尚，主为诗文之社” 斥为 “无益于事”。至于权宦奸臣妒贤忌能，王守仁屡被排挤、诬陷，则表现了 “忠臣孝子” 与 “叛臣逆子” 的对立。如写朝纲紊乱，吏治腐败，朝廷对官员铨选不公，则公然说： “秉铨谁是怜才者，不及当年盗贼公。”认为朝廷官员还不如 “盗贼”。又如明王朝对宸濠叛乱束手无策，文臣武将把军国重事视同儿戏，竟在王守仁活捉宸濠，一鼓平定叛乱之后，要据为己功，并鼓动 “好玩耍” 的正德皇帝御驾亲征，乘机南行取乐，作者的笔锋直指当代皇帝。关于闽赣边界农民暴动的描写，揭露了官逼民反的事实。那些灾荒流民“求官府赈济不得”、“迫于饥寒”,地方官又贪酷无比，才使他们铤而走险；浰头地区暴动首领池仲容、池仲宁兄弟，“因被仇家告害，官府不明”,终于 “落草”; 少数族据险作乱，也是朝廷派去的 “流官”肆意压榨所造成的。总之，作者指斥“溺于词章”的“伪儒”,对当时的黑暗政治表示不满，颂扬王守仁的文才武略及其经国安民的学问，呼唤文武兼备、不离日用常行的 “通儒” 出现，希望有王守仁这样的 “真儒”重整朝纲，经略四方，这显然是明代中叶以后内忧外患不断、政治危机日趋严重的反映，也是代表市民阶层观点的时代进步思潮。
在冯梦龙的笔下，王守仁是一个性格鲜明、个性突出的人物形象。当然，这不是一个纯正的传统“大儒”形象，而是按作者的政治理想塑造的。小说一再突出王守仁学说 “不离日用常行”,又善用 “权术”,精于用兵韬略，入仕后与“京中名士”格格不入，表示深恶痛绝。他甚至对他父亲的“状元”出身表示蔑视，声称状元不足贵，“岂是人间第一流”。他指斥朝廷显官为伪儒、庸儒时说：“区区章句之儒，平时叨窃富贵，以词章粉饰太平； 临时遇变，束手无策，此通儒之所羞也！”他为官清正廉明，有谋略，有决断，敢于直言，与当时炙手可热宦官的刘瑾等 “八党”作坚决斗争，受到残酷迫害而不甘屈服。他晚年升任南京兵部尚书，竟用自嘲的口吻说： “昨日蟒至，人谓至荣。晚来解衣就寝，依旧一身穷骨头。”尽管作者在书中一再标榜“阳明才是仲尼徒”,而实际上颇似明末东林党和周顺昌一流的人物。
作者始终注意刻画独具的人物性格。如写王守仁少年时代“谐谑豪放”,不肯读“叨窃富贵”的经书，喜学兵法，屡遭其父王华的责罚和毒打，但他性格倔强，我行我素，引发激烈的父子冲突：

十二岁在京师就塾师，不肯专心诵读，每潜出与群儿戏，制大小旗帜，付群儿持四面，自己为大将，居中调度，左旋右转，略如战阵之势。龙山公出见之，怒曰： “吾家世以读书显，安用是为？”先生曰：“读书有何用处？” 龙山公曰： “读书则为大官，如汝父中状元，皆读书力也。” 先生曰： “父中状元，子孙世代还是状元否？” 龙山公曰： “止吾一世耳！ 汝若要中状元，还去勤读。” 先生笑曰： “只一代，虽状元不为希罕！”父益怒，扑责之。……

冯梦龙的文学思想中，包含有反对明代理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观点；在“情”与“理”的斗争中，主张文学作品要表现“情”。他曾在天启年间参与东林党及周顺昌等人反对阉党魏忠贤的斗争； 他既有同情人民疾苦的一面，也有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亡，维护封建统治而敌视农民起义的一面。这一切，在他所塑造的王守仁这个人物形象上都有所体现。
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颇有特点。以通俗宣传王守仁的经历和思想为宗旨，为“讲史”类小说增添了传记小说这一新品种，这确实是别创一格的。作者虽然是按《年谱》演述的，但并没有通篇平铺直叙、摘录排比史实的“讲史之病”。全书点、面结合，既全面叙述王守仁的生平经历，又浓墨重彩地描写其办书院讲学授徒、镇抚流民暴动、平定宸濠叛乱等重大事件，剪裁得当，情节安排有张有弛。特别是能在“实录”的前提下，踵事增华，注意细节描写。如写王守仁十三岁时，生母郑氏亡故，遭父妾虐待，他竟假装生母显灵，谴责、恐吓父妾，使之不再无礼：

父有所宠小夫人，待先生不以礼。先生游于街市，见有缚鸮鸟一只求售者，先生出钱买之。复怀银五钱，赠一巫妪，授以口语： 见庶母，如此恁般。先生归，将鸮鸟潜匿于庶母床被中。母发被，鸮冲出绕屋而飞，口作怪声。小夫人大惧，开窗逐之，良久方去。俗忌野鸟入室，况鸮乃恶声之鸟，见者以为不祥； 又伏于被中，曲房深户，重帷锦衾，何自而入，岂不是大怪极异之事？ 先生闻房中惊异之声，佯为不知，入问其故。小夫人述言有此怪异，先生曰：“何不召巫者询之？”小夫人使人召巫妪。巫妪入门，便言家有怪气； 既见小夫人，又言夫人气色不佳，当有大灾害至矣。小夫人告以发被得鸮鸟之异，巫妪曰：“老妇当问诸家神。” 即具香烛，命小夫人下拜，索钱楮焚讫，妪即谬托郑夫人附体，言曰： “汝待我儿无礼，吾诉天曹，将取汝命，适怪鸟即我所化也！”小夫人信以为真，跪拜无数，伏罪悔过，言此后再不敢。良久，媪苏曰： “适见先夫人，意色甚怒，将托怪鸟啄尔生魂！ 幸夫人许以改过，方才升屋檐而去。” 小夫人自此待先生加意有礼……

作者绘声绘色地描写这一细节，表现王守仁自小聪明、机智、谐谑，而且“权术不测”。冯梦龙是明代著名小说家，很懂得小说的特点，善于通过具体情节，特别是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形象。全书虽然是表现王守仁的一生经历和思想，但作者能围绕主旨取舍材料，着重叙描几个能突出人物思想和性格的事件，其余一笔带过或略而不写，这是很高明的。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所安排的其他人物，如其父王华、门生(也是妹夫)徐爱、流民暴动首领、京中名士等等，一无例外地都是作为王守仁的陪衬而存在的，对王守仁这个人物形象起对比、烘托和渲染的作用。如王华这个人物，写他状元及第、高官厚禄，并教育王守仁苦读经书“叨窃富贵”,来反衬王守仁鄙视“章句之儒”,致力于“切于实用”的学问，表现父子之间的冲突。写“京中名士”,则是以王守仁“不离日用常行”的“通儒”来攻击这些“溺于词章”的“伪儒”,形成鲜明的对比。再如写门生徐爱的言行，显然是对王守仁的形象起了渲染烘托的作用。作者通过其他人物，从各个侧面加以对比、烘托、渲染，从而使王守仁的形象更加丰满而富于立体感。
冯梦龙为明代“讲史”类小说增添了传记小说这一新品种，并为传记小说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这是值得我们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