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潮小篆八分歌》

杜甫

苍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

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

秦有李斯汉蔡邕，中间作者绝不闻。

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

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

惜哉李、蔡不复得，吾甥李潮下笔亲。

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

开元已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

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森相向。

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龙盘拏肉屈强。

吴郡张颠夸草书，草书非古空雄壮。

岂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

巴东逢李潮，逾月求我歌。

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

李潮，唐代大诗人杜甫之甥；师法《峄山碑》，善小篆八分，故杜甫作歌盛称之。

诗第一至第十句为第一层。主要叙写篆书源流，并有针对地提出“书贵瘦硬”的品评标准。

苍颉，一作仓颉，旧传汉字创造者，实为远古整理文字的一个代表人物。汉许慎《说文解字序》：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唐张怀瓘《书断》也说，黄帝史仓虬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是曰古文。”远古传说中仓颉观鸟迹而作的古篆文字，已经十分渺茫模糊，其后，文字体制的演变衍化，犹如浮云一样。浮云，喻变幻莫测，把捉不定。杜甫《可叹》有名句云： “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为苍狗。”随着岁月迁移，置于陈仓之野的石鼓(见韩愈《石鼓歌》赏析)，其文字也早已讹变，不像它以前的书体了。大篆，书体的一种。晋卫恒《四体书势》： “昔周宣王时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也。”其实，石鼓文也属于大篆系统。小篆，秦统一六国后所用文字。卫恒《四体书势》： “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损益之，奏罢不合秦文者。 (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在文字变迁史上，大篆变为小篆，小篆又生八分。八分，指有波磔的隶书，以区别于被称为隶书的楷书(参见包世臣《论书十二绝句(其一)》赏析)。杜甫这里只用四句诗，就概括了字体从古文系统(以仓颉发端的大小二篆)生化出今文系统(八分即隶书及其以后的字体)的演变过程，可谓笔力惊绝。

说到书法家，秦代有著名的李斯(参见包世臣《论书十二绝句(其一)》赏析);汉代有著名的蔡邕(参见陈介祺《题〈甄古斋印谱〉》一诗赏析)，张怀瓘《书断》评道： “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蔡邕“八分、飞白入神，大篆、小篆、隶书入妙”。至于李、蔡之间的作者，往往是寂没不闻，这并非杜甫着意抹煞两汉诸家，独尊汉末的蔡邕，而是深惜于两汉书法家姓名之不传，他们虽然显赫于当时，创造了众多风格各异的汉隶名碑，但有闻于后者，却只有一个蔡邕。

杜甫在这首论书诗里，标出了“瘦硬”作为评书标准。他指出， 《峄山碑》已被野火所焚。据史籍载，始皇二十八年，东巡郡国，上邹峄山，刻石以颂秦德，相传为李斯所书小篆。后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但历代仍不断摹拓以为楷则。邑人疲于供命，取薪其下，以野火焚之，因此残缺不堪摹写。又唐窦臮《述书赋》注： “碑既毁失，土人刻木代之，与斯石上本差媳。所以杜诗说： “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杜甫认为原刻的小篆《峄山碑》，是具有瘦硬特色的。经过枣木传刻，已变瘦为肥，完全走样，与原刻不符了，亦即失其瘦硬之美了。

“苦县、光和尚骨立”，此句不知所指何碑，历来有数种解释。有人认为，苦县，即苦县《老子铭》，蔡邕文并书，字刻极劲，据刘思敬《临池漫记》，老子为苦人，今为毫州真县，县有明道宫，宫有汉光和年所立碑，蔡邕书，马永卿赞，字画遒劲；有人说，光和为《樊毅西岳碑》 (一说《北岳碑》)，后汉光和二年立；有人说， “光和”指蔡邕《石经》或指后汉瘦硬的《礼器碑》;还有人疑为立于光和年间的《孙根碑》和《华山亭碑》……不过，不管何碑，杜甫认为苦县、光和之碑是祟尚“骨立”的。骨立，一作“骨力”。骨，这是瘦硬之美的立命之基。

“书贵瘦硬方通神”，这是杜甫论书名句，不过对此应全面理解。首先，它是针对于“肥失真”而提出的。瘦硬，对于秦《峄山碑》或苦县、光和之汉碑来说，是“通神”而“存真”的。杜甫主张瘦硬骨立，反对肥软无力，是为了让人看到秦汉古碑的真相原貌。杜甫的“瘦硬”，不只是根据秦篆，而且是根据汉隶的主导风格提炼出来的；同时，它又是对初唐书风的概括，试看欧、虞、褚、薛，其书无不瘦硬：释居简称欧阳询书“谨严瘦劲”;董逌《广川书跋》评诸遂良书说： “疏瘦劲炼，又似西汉……岂所谓‘瘦硬通神’者邪！”评薛稷书说：“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为一家。”因此“瘦硬通神”又是对初唐楷书风格的审美概括。可见，不论是篆、隶，还是楷书，杜甫都着眼于其骨力劲紧，而反对肥腴疲软。自开元始，八分已趋肥软，所以杜甫推崇李潮以针砭之。楷书则开元、天宝以后更日益肥厚，至苏灵芝辈而流于重浊肥腴，浮软乏骨，赵崡《石墨镌华》就指出其“肥媚为多”。杜甫为力纠流弊，才提出“书贵瘦硬方通神”的品评标准来的。联系特定的前提条件，结合当时特定的书势，杜甫的提法应该说是正确的，及时的，特别是他反对痴肥软媚，倡导“骨立”或“骨力”的美学思想，又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诗的第十一至第二十句为第二层，重点赞美李潮的书法。

杜甫深深慨叹李斯、蔡邕的书迹不可得，至今只有李潮下笔才与他们相亲近。诗人又举出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来和李潮相比。韩择木，唐昌黎(今河北通州东)人。上元元年，韩择木由右散骑常侍迁礼部尚书。 《宣和书谱》称其“隶学之妙，唯蔡邕一人而已，择木乃能追其遗法，风流闲媚，世谓蔡邕中兴”。蔡有邻，唐济阳(今属山东省)人，蔡邕十八世孙，官至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工八分书，始薄弱，至天宝间遂至精妙。窦臮《述书赋》称其“工夫亦到，出于人意，乃追天造”。杜甫认为，点数开元以来八分名家，李潮可以包括韩、蔡而成三人。奄，覆盖，包括。欧阳修《集古录》也这样说，“唐世以八分名家者四人：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

接着，又描述李潮的小篆、八分的风格和价值：其小篆，逼近于秦相李斯；其八分，一字可值百金；其书法风格，则如同快剑长戟，森然相向，又如同蛟龙盘曲，筋肉倔强。

这一层着重从与几位书家的联系比较中来突出李潮。李斯、蔡邕为正宗，韩择木、蔡有邻为陪宾，诗人又以小篆、八分双承李、蔡。在前后、左右的联系比较中，李潮书法的艺术地位就突现出来了。

第二十一句到二十四句为第三层，赞其书法入古，这是通过与张旭草书的比较来点染的。

张旭，唐著名草书家，吴郡人，为时人所夸(见参李颀《赠张旭》一诗赏析)。杜甫对张旭的评价也是极高的，写有《饮中八仙歌》、 《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等。但是，从书史的角度看，小篆与八分犹未失古意，草书则有“追逐世好”的一面，与杜甫“入古”的品评标准有所抵牾，所以说“草书非古空雄壮”。此外，李潮书法还有“不流宕”的特点，而雄壮、流宕又恰恰与瘦、硬的品评标准不符，故而杜甫借张颠草书以相形。最后论书诗又归结到李、蔡正宗上去，说李潮的小篆、八分是“丞相、中郎丈人行”。丞相，指秦相李斯；中郎，指汉末曾官左中郎将的蔡邕。丈人行，用《汉书·匈奴传》“汉天子吾丈人行”典，本诗意为李、蔡与李潮近乎前后行辈，这就再次点染了“吾甥李潮下笔亲”之意。

论书诗的最后四句为第四层，归结作歌之意，以收束全篇。

杜甫晚年入川，在巴东碰上了李潮，甥舅相逢，喜之如何。过了一个月，李潮求杜甫作歌。由这可推断，此诗当为大历初在夔州作，夔州本巴东郡。杜甫在诗中自谦道：我不但衰老，而且才力薄弱，将能把李潮写得怎么样呢？事实并非如此。据宋赵明诚《金石录》载，当时李潮的八分石刻存者已仅有《唐慧义寺弥勒像碑》、 《彭元曜墓志》， “其笔法亦不绝工”。赵明诚还说： “潮书初不见重当时，独杜甫诗盛称之。”经大诗人的作歌赞咏，李潮终能名垂书史，足见“潮乎潮乎奈汝何”为谦词，当然，杜甫又并非任意吹捧。这一层次，写得句式长短错综，词性虚实穿插，尾声如歌之有“乱”，极尽赏叹，意趣悠然不荆

从总体上看，杜甫这首论书诗，富于历史意识和美学深度。 “字体变化如浮云”，一语便括全篇，而且概括了一部书体演变史，令人想见篆隶真草的递相变化，纷如浮云； “枣木传刻肥失真”，在历史上已由《峄山》之评泛化为对重刻碑版及其拓本的品评用语。 “书贵瘦硬方通神”，更成为中国书学批评史上著名的审美标准之一。

《李潮八分小篆歌》在内容和形式上，对尔后的论书诗也深有影响。 “陈仓石鼓又已讹”，这是论书诗中最早对石鼓文的评咏。为韦应物、韩愈的《石鼓歌》之祖，以后，苏轼、李东阳、何景明、董其昌等也有不少《石鼓歌》行世，而且大都标以“歌”字。这虽说主要是受韩愈影响，但韩愈受杜甫影响也极明显，韩诗“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对杜诗末二语的模仿。另外，这首诗也引起后来的争论，如苏轼《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就说， “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参见该诗赏析)。苏轼以丰肥为美，他不满意只贵瘦硬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不仅应看到审美趣味各有偏爱，而且还应看到“杜陵评书贵瘦硬”是有其特定时间和前提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