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桐叶封弟辩》原文、赏析和鉴赏

柳宗元

或曰： 封唐叔，史佚成之。

“桐叶封弟”说的是周成王姬诵以桐树叶子戏封弟弟叔虞，周公姬旦进贺而促其成的故事。这故事在封建社会被传为“君无戏言”的美谈，其目的在于宣扬封建帝王的威严神圣不可侵犯。

这样的历史记载可靠与否，尤其作为“圣人”的周公会促使周成王的戏言成为事实吗？柳宗元对此进行认真、严肃的辨伪，因而写了短小精悍的《桐叶封弟辩》一文。

在简要叙述桐叶封弟的故事之后，柳宗元明确地写道：“吾意不然。”他对《吕氏春秋·重言》和刘向《说苑·君道》的此段记载持否定的态度，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周公促戏言而成的传闻是不合情理的，不是周公这样的圣人做得出来的。从这意义上说，柳宗元的“辩”，实为辨伪。

“吾意不然”统领了本文的第二段。作者作此论断的根据是什么？本段的内容就此展开。首先，作者就成王之弟当封不当封，发表了对周公的看法：如果当封，周公会及时进言，而不会在成王口出戏言之时才促其成功的；如果不当封，周公怎么会不恰当地让成王用地和人封给一个尚未谙事的小弟弟呢“其得为圣乎？”在反问中，作者肯定周公不会服从君主的戏言。其次，作者认为周公仅仅告诫成王作为君主不可有轻率的言语，至于叔虞当封与否，周公并未作肯定的回答，因而推论此事乃周公促成是不合情理的。最后，作者做了一个可能出现的假设，即周成王如果把桐树叶子封给妇人、宦官，那么，周公也要选拔他们而顺从君主的一句玩笑话，而维护“君无戏言”的权威吗？从情理上看，也是不会的。总归这三点，作者以严密的推论，否定了周公促桐叶封弟成为事实的说法，亦从根本上推翻了史书的这段记载。

但是，作为著名思想家的柳宗元，不囿于史料的真伪与详略，在辨伪的基础上，他对君主的威德阐述深颇为独到的见解——^*凡王者之

从《六逆论》内容看，它是针对《左传》中记载的石碏“六逆”之说，批判了“任人唯亲”的错误路线，提出了任人唯贤的主张。实际上是间接抨击了中唐时期崇尚门第、重视血缘、贤愚不分的政治现实。世袭制、等级制是封建社会赖以维持的一个支柱，柳宗元作为一个封建的士大夫能对此进行旗帜鲜明的批判，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自然，这与作者的身世经历也是不无关系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阶级的、思想的局限性，他的任人唯贤的主张仍然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他对“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为乱给予肯定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六逆论》是议论文的典范。

道理论证与事实论证相结合是本篇突出的论证方法。作者通过“贱、远、新”的“圣且贤”，与“贵、近、旧”的“愚”的分析，先从理论上批判了“文章至此，对桐封弟的记载已辨别清楚，但作者写作此文的目的不限于此。柳宗元通过对史书记载的辨伪，正面地提出了辅佐君主的正确态度，大大加重了本文的分量，也使《桐叶封弟辩》成为他表明以道治国、以德论君的政治主张的重要篇章。

“吾意周公辅成，宜以道”的“宜”与土段“吾意不然”的“不”，是鲜明的对比，作者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我们与其认为周公“宜以道”，不如认为柳宗元在宣扬他的“道”。何谓“道”? 就是中道，就是“大中”之道，也就是说办事要不偏不倚，要恰如其分，如能这样就不会为君主的过失而遮掩、开脱了，这是从消极方面说，从积极方面看，臣子不应当束缚君主的手脚，把他当作牛马而使之终日奔跑，正确的态度是恰当地引导，辅佐，让君主在执政中实行“道”。为了说明这玄妙而深奥的道理，作者又以父子的关系作比喻，父子之间都不能相克制，何况国家的君臣呢？ 周公是以道辅佐成王的贤臣，他绝不会干促成桐叶封弟的愚蠢的把戏。从君臣的关系中，作者又肯定了桐叶封弟“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这样看来，柳宗元从桐叶封弟的记载中，引出了“以道辅君”的议论；又从“以道辅君”的议论中，肯定了促成桐叶封弟之事非周公所为。层层论述之中，尤其讲究文章的前呼后应，“非周公所宜用”与“吾意不然”遥相应和。有此论述，有此呼应，才得出“故不可信”的肯定结论。

本文的二、三两段是全文的核心部分。从内容上看，各有所侧重；从写法上看，又各有所异，第二段紧扣史载的内容，通过层层推论，以设问、反问的句式，从情理上说明桐叶封弟非周公促成。第三段以正面阐述君臣关系为主，以对比、比喻的修辞方法，从理论上肯定桐叶封弟非周公促成，前后两段，相得益彰，既加深文章的内容，又显得丰富多彩。

文章的核心部分已完，作者为什么要加上“或曰： 封唐叔，史佚成之”这 一段呢？太史公司马迁在他的巨著《史记》的《晋世家》中记载道：“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口：‘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珪即，是古代帝王诸侯举行隆重仪式时所用的玉器。史佚，周太史，名佚。显然，柳宗元的“或”就是指司马迁的这段记载，由此申明，桐叶封弟到底是谁人促成，历史上的记载、史家的看法不尽一致，从而也证明自己的推论并非无稽之谈。更为重要的是，对历史上的不同记载柳宗元没有深究，没有肯定是非曲直，因为史官之于记史，无非是忠于自己的职守而已，因历史条件及个人因素的限制，总会有出入，乃至谬误，柳宗元跳脱出史料的局限，而论述明君的威望在于行道，贤臣的职分在于指出君主的过失，并以道来辅佐他。由此可知柳宗元只不过借辨伪历史记载来阐述自己以道治国、以德论君的政治主张。

柳宗元选材的匠心，立意的高深，在《桐叶封弟辩》中得到反映，简短的结尾段亦为全文的有机部分，而非画蛇添足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