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与华盛顿会议

因为中国在巴黎和会拒签对德和约，也因为美国国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未批准和约，加以美、英、法、日之间既争夺又联合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巴黎和会实际未能解决一战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调整问题。为此，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有重要利益、并希望主导这一地区国际关系发展的美国，于1921年倡议召开各关系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以解决有关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各项未决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因为德国战败，俄国发生革命，法国在战争中大伤元气，德、俄(苏俄)、法三国对于远东事务和利益的关注度与争夺力都大为下降，其中德国和苏俄的对华外交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表现为退出列强在华利益的争夺，与中国建立基本平等的关系。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随后即主动向中国表示，“愿意放弃治外法权，在处理山东问题上也向着中国”^[1]。虽然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但并没有影响中德国家间关系的恢复。1920年7月，德国派出专门使节来华，于9月与中方开始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双方的谈判集中在若干技术性问题的讨论，最终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1921年5月20日，德国政府照会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表示愿意恢复中德友谊及通商关系，声明放弃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取消领事裁判权。同日，《中德协约》在北京签字，双方决定以德国声明文件为根据，订立协约，恢复友好及商务关系，尊重彼此之领土主权，实行平等相互之原则，取消德国的领事裁判权及协定关税权。此外，德国声明以现款400万元及津浦、湖广铁路债券交与中国政府，作为战事赔偿之一部分，放弃庚子赔款，中国同意解禁被查封的德国财产。1921年7月1日，中德双方交换批准书，《中德协约》生效，中德恢复正常关系^[2]。《中德协约》在平等基础上界定了中德关系，取消了德国在中国享有的各种特权，是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大国签订的首个平等条约，也是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应享的成果，在近代中外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苏俄对华关系的变化详见下节),同时也是民国时期的职业外交家群体审时度势，冷静观察内外环境，抓住时机，妥为因应而得之积极成果。时人论为：“根据于此一纸新约，举凡凡尔赛和约中所规定之一切权利，吾国已安然获得之，且根据新约，吾国得收回其丧失已久之关税自主权及治外法权，使吾国国际地位顿形增高，数十年来吾国外交之足以扬眉吐气者，惟此一事而已。”^[3]
一战结束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利益竞争者是美、英、日三国，尤其是美、日两国，远东国际关系态势较战前发生了重大变化。美、日都可谓一战的“红利”获得者，基本未受到战争的影响，还通过战争扩大了自身的实力，但日美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却是互为竞争对手的矛盾关系。美国视“远东市场为日美英的未来的希望”,因其超强的经济实力，一向主张实行自由竞争的“门户开放”政策，以此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与日本追求独占性、垄断性、排他性的大陆政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4]。日本对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行动，不仅不符合美国希望主导建立的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新秩序，而且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发起召开讨论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国际会议，主要目的就是遏制日本的扩张势头，确保美国利益的不受影响。而为了达成此目的，美国需要拉拢英国，拆散1902年订立的英日同盟^[5],以共同应付日本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对美英利益的挑战。英国在一战中虽然也颇受牵连，但毕竟非主战场，而且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仍有广泛的利益需要维护，与美国又有特殊的关系，也不愿见到出现日本独大的局面，因此也有意结束英日同盟，对日本的扩张势头予以一定的限制。这样，就出现了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调整趋向以及美英联手遏制日本的可能性，而这对中国在客观上是有利的。同时，《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权益转交给日本，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的五四运动，迫使北京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山东问题悬而未决^[6]。这样，不仅中日关系处于紧张之中，而且各国也存在因为这一问题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如何处理各国在华权益，包括山东问题，以平衡和维持列强在东方的既得利益，是列强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当1921年7月8日，美国向英、法、意、日等国提议在华盛顿召开有关远东及太平洋问题的国际会议时，各国均表同意，惟有日本担心“造成美国对华发展之基础，而将日本之对华进展，给以强制之清算”,希望会议避免讨论“既成事实”(即山东问题),而只讨论与军备有关的问题^[7]。实际上是不希望会议干涉日本在华的既得利益。但日本此时的实力还不足与英美公开抗衡，其后几经折冲，日本终在7月27日同意参加会议，但仍表示“凡问题之关于任何特殊国家者，或已成为既定事实者，当审慎免除其加入”。由于日本的坚持，美国在会前即与日本达成妥协，会议将不提出违背参加国利益及非关国际问题之议题，山东等问题先由日本与关系国商议后再行解决。随后，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亦被邀参加。中国问题是华盛顿会议将要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中国自然也在被邀之列。由此最后形成了讨论远东及太平洋问题的九国会议^[8]。
1921年7月12日，美国驻华临时代办芮德克致函外交总长颜惠庆，询问中国愿否参加华盛顿会议。7月18日，颜惠庆会见芮德克，表示“此次会议无论研究限制军备或决定太平洋问题，或系一会抑或二会，本国皆乐愿参与”。8月13日，芮德克将美国总统哈定的正式邀请转致中国政府。16日，北京政府复文接受邀请并表示愿与各国平等与会^[9]。接着，中国外交部设立以外交总长颜惠庆为首的“太平洋会议筹备处”,筹备赴会事宜。北京政府派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大理院院长王宠惠为参加会议的全权代表，施肇基为首席代表，前外交总长梁如浩和前财政总长周自齐为高等顾问，驻古巴公使刁作谦为秘书长，代表团全部成员包括代表、顾问、咨议、委员、秘书、随员、译员、书记等共143人，规模相当庞大，也可知北京政府对此之重视^[10]。南方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广州军政府声明不承认北京政府派遣代表的资格。孙中山公开声明北京政府“以道德言，以法律言，均无发言之余地，更无派遣代表之资格”。因此，“将来华盛顿会议，苟非本政府所派之代表列席与会，则关于中国之议决案，概不承认，亦不发生效力”^[11]。同时，孙中山还派广州政府驻美代表马素向美国国务院递交公文，转达此意^[12]。为了对外表示团结一致，北京政府又加派广州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为全权代表，但被其拒绝^[13]。
华盛顿会议召开及中国将参会的消息传出后，中国社会各界产生了新的希冀。乐观者认为，既然美国对凡尔赛和约也不满意，此次会议又由美国发起，“会议性质又含有限制日本对华侵略之意，则于会议场中，美人必能赞助我国伸其历年之积愤，不特失之于巴黎和会者可收之于华盛顿会议；举凡有损我国独立主权，如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关税行政、列国在华驻兵及设租界等事皆可由是而取消，并继之以退还庚子赔款焉”。悲观者则以巴黎和会为例，认为此次大会“实权则握于英美日三强之手，虽法意两强尚不能为有力之主张，更遑论积弱之我国。故吾惟拱手以待三强之宰割，或列国共同管理之实现而已”^[14]。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陈独秀，鉴于上次巴黎和会给国人的教训，明确提出华盛顿会议“乃是讨论列强间尤其是美日间如何均分及防护在远东的利益，免得列强间因利害冲突而决裂”;“并不是列强间都忽然发生慈悲心，愿意抛弃帝国主义经济的及政治的侵略，来讨论怎样解放、帮助远东诸弱小民族”;因此，中国“若不急谋剧烈的反抗，迟早不免要受列强分管或共管的命运”^[15]。但无论是乐观、期望，还是疑虑、忧心，各方人士对华盛顿会议的关注，还是反映出中国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各界人士组织的“后援会”、“同志会”、“研究社”、“讨论会”、“外交协会”等等一时蜂起，以至“各界团体之专为研究太平洋会议问题而设者，殆更仆难数”^[16]。国人要求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大体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归还青岛等中国领土，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在华租界，“主张公理，希望世界同胞，尊重中国主权和民意”^[17]。其中又以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于11月7日通过的《对于华盛顿会议中国提案之意见》表述得最为明确而具体：一、废除1915年5月25日之中日条约及换文；二、日本在胶澳及山东省内占据之土地、铁路、矿山及一切财产应无条件交还中国；三、各国声明废除在中国势力范围之协定，所有特殊权利、让与权、优先权概撤销之；四、各国未经中国同意不得关于中国有所协定，凡类似此项性质之协定，中国概不承认；五、收回各国在中国境内单独经管之铁路(如南满铁路等);六、恢复关税自由。他们同时还提出了“希望要件”:一、提前退还租界地；二、限期废除领事裁判权；三、撤退外国在华驻屯之军警^[18]。出于对会议讨论事项的关切和对北京政府的不信任，全国商会联合会、教育联合会还在1921年10月12日于上海召开全国十七省区代表会议，推举余日章、蒋梦麟为民众代表赴美，宣传中国对会议的要求和民众的意愿。如顾维钧所言：“举国上下，忧国忧民者莫不翘首以待，盼望华盛顿会议能解救中国时局，带来和平，使国家能以得到发展。总而言之，这次会议实为各方所重视，中国尤其对会议结果寄予极大希望。”^[19]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亦表示，他感到“一种强大的民族意识，一种有进取精神的爱国主义正在激动着中国的领袖人物和年青一代”^[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