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与传统文化概论 (六)

中国酒与传统文化概论 (六) 

徐少华

陕西西凤酒厂

 

收稿日期：2000-01-20

 

Received： 2000-01-20

 

第六节醉态文艺——酒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审美

酒与美神的血缘关系和与传统文化的特殊关系决定了酒与文艺水乳交融， 密不可分。我国自古就有“酒文一家”、“酒文天地缘”之说。于是乎， 酒便永远地流淌在浩浩荡荡的文艺长河中， 发散在无边无涯的书卷画艺海洋中。文以酒增色， 酒以文生辉， 酒与文艺珠联璧合， 相得益彰， 共同为人们创造了精美的精神食粮， 为传统文化增添了耀眼的珠玉宝气。

 

一、酒与文艺水乳交融

酒与文艺的联系大体包括六个方面：一是直接用文艺形式描写酒的酿造和酒的特性；二是描写人的饮酒行为 (包括醉酒) ;三是以酒作题来描写人们悲欢离合；四是借酒而描写人的思想、情绪；五是文艺家借酒来写自己的交流和处世态度；六是酒宴上赠答之作或酒后的抒怀之作， 等等。

 

从我国三千年前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当代诗人郭沫若的《女神》、郭小川的《祝酒歌》等， 他们诗作的字里行间， 随时都能闻到扑鼻的酒香， 诗酒兼优的大家名流更是灿若星辰。唐代诗仙李白流传下来的1000首诗中， 说到酒的就有170首， 因而被称为“酒仙”;诗圣杜甫现存1400首诗中“含酒味儿”的约占300首之多， 因而也被称为“酒圣”。宋代诗书画大家苏东坡的嗜酒也堪称“一绝”, 他不仅爱饮酒， 善品酒， 还亲自动手酿过六、七种酒， 并写出了一篇论述酿酒技术的重要专著《东坡酒经》。明代冯时化在编《酒史》中， 有专门选录和描述当时名酒的“酒品”一篇， 其中有诗词歌赋可征者竟占56%。真可谓， 自古世人喜欢酒， 从来酒壮诗意浓。小说中的饮酒描写同样非常多， 如《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温酒斩华雄、曹操煮酒论英雄；《水浒传》中吴用智取生辰冈、武松醉打蒋门神、宋江醉酒题反诗；《西游记》中孙悟空痛饮蟠桃宴；《红楼梦》更是处处流溢着酒的芬芳， 发酵酒、蒸馏酒、配制酒全写到了。散文中， 王勃酒中挥毫写成《滕王阁序》, 欧阳修颓然而醉有《醉翁亭记》, 苏轼饮酒达旦而有《前赤壁赋》。戏剧中， 高文秀的《杜牧之诗酒扬州梦》、王九思的《杜子美沽酒游春记》、杨景贤的《柳嗜卿诗酒玩江楼》, 现代剧还有《贵妃醉酒》、《白奶奶醉酒》等。书法中， 蔡邕以“醉龙”名世、王羲之酒中而有《兰亭集序》、张旭沉醉而成“草圣”。丹青中， 吴道子“每一挥毫， 必然酣饮”、唐伯虎酒酣作画皆入神品、郑虔非醉意朦胧不可落笔、郑板桥非饮酒至酣不为人作画。在中国， 酒与文化已经水乳交融地连成一体， 真正是“你要分时分不得我， 我要离时离不得你”, 使中国酒文化更显得文彩飞扬， 绚丽多彩， 仪态万千。

 

二、何以文人多饮酒

在这里， 人们自然地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何以文人多饮酒呢？流行的解释是酒能让人精神亢奋， 思维活跃， 幻想丰富， 易于进入艺术的境界。这种见解不无道理， 也不无偏颇。它只说了其然而没有说出其所以然。其实， 两者之间最本质联系在思维方式和审美情感的相似或相通。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来分析， 诗人、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动力和源泉深植于非理性的“本我”, 而不是理性的“超我”。在这一点上， 酒与文学艺术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首先， 酒精的刺激作用能活跃人的思维， 引发人的想象。在现实生活中严谨苛板的人， 在酒的作用下也可能冲破“超我”的限制而逼近“本我”, 冲破理性的樊篱而进入感性的王国， 让想象的翅膀腾飞。

 

其次， 酒能让人脱下虚伪的面纱， 袒露出真实的情怀， 表现出赤子般的纯真。所谓“杯酒见人心”, “酒后吐真言”说的都是这层道理， 正如苏轼诗云：“我观人间世， 无如醉中真。” (《饮酒》之一) 而真诚， 正是文艺家尤其是优秀文艺家必须具备的品行特性。

 

再次， 饮酒给人们带来清醇、绵长、甘洌和谐的感觉， 能使人进入精神亢奋、忘却劳累和烦恼的状态， 打开人们的潜意识对于生活审美意识的启动阀， 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情绪具有调适作用， 使文人们在舒适兴奋之余， 撩动文思， 激发创作灵感， 进入妙语连珠、落笔生花的佳境。艺术史上， 经常有“妙手偶得之”的佳话。最近， 日本东和大学教授田中洁， 从大脑生理学的角度， 对酒能激起文人创作灵感的现象作了更加精辟的科学阐述。他认为人的大脑有新皮质和旧皮质的区别。新皮质掌握知识、思考等理性部分， 旧皮质掌握本能和习惯， 是旺盛的生命力中枢。为调动大脑新、旧皮质的功能， 最简单快捷的办法是饮点酒。因为酒精的刺激作用使新皮质体系不侵害旧皮质， 二者互相调和并用。则思路畅通、充沛、生气勃勃……此论已得到日本医学科学界的证实。

 

最后， 在封建专制统治下， 醉酒是有正义感的文艺家特殊的政治反抗手段和浇愁解闷途径。李白借酒佯狂， 醉赋《清平调》, 公然戏侮红极一时的杨贵妃；阮籍连醉六十日不醒， 以拒绝司马氏的联姻， 等等， 都是诗人将醉酒作为保护自己的政治烟幕。由于中国古代居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禁锢， 人的某些本质要求， 如心境的舒展， 苦闷的发泄， 自我的观照， 甚至幻想的本能， 都缺少实现的途径和有效的形式， 而饮酒恰是他们呜其不平的便捷手段。古代文艺家几乎无人甘心只做一介碌碌书生， 他们都曾孜孜以求建功立业， 只是在坎坷困顿之际， 发为歌哭， 才吟就撼人心魄的绝唱。西方社会学家认为， “超然和介入的冲突”是历代知识分子难以解决的矛盾和痛苦的根源， 中国诗人却找到了缓解、调和这种冲突的理想境界——醉乡。因而， 醉酒成为诗人们浇愁解闷的一种手段、忧患人生的忠实伴侣。这也是中国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 (古代诗人无疑是这一阶层的代表人物) 独特方式的心理建构。

 

三、酒俗酒事活动产生了许多醉态文艺佳作

酒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之所以密不可分， 还与我国古代文人雅士的饮酒习俗和当时的酒事活动有关。

 

在古代， 饮酒不仅是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 而且也是一种精神享乐。古代文人雅士在饮酒时， 很讲究饮人、饮地、饮候、饮趣、饮禁、饮阑。这种高雅的饮酒方式， 从某种程度上， 已经使饮酒变成了一种文学创作活动， 必然会产生许多醉态文艺佳作。

 

东晋时， 文人墨客还把春秋战国以来在河边举行巫术仪式的“修禊”活动， 与踏青游春、宴请赋诗结合起来， 形成临水宴饮的风俗。宴饮时， 让酒杯顺着曲折的溪流漂浮， 漂到谁面前谁就拿起一饮而尽， 并赋诗一首， 这就是所谓的“曲水流觞”。另外， 饮酒行令赋诗， 把盏“醉”拟酒联， 持杯“狂”作书画， 也都是我国古代饮酒风习中的重要内容。

 

在我国古代， 除上述饮酒习俗之外， 官方民间许多丰富多彩的酒事活动， 也是文人学士赋诗、作文、书丹展出才华的极好机会。

 

在这里， 我们特别要说明一点， 强调艺术与酒思维方式、审美情感和心理状况上契合， 并不意味着醉后的呓语、迷狂的昏话就是诗歌创作 (就象有些所谓现代诗人所强调的那样) 。其实， 真正有助于文学艺术创作的饮酒佳境应为《菜根谭》所说：“花看半开， 酒饮微醺。”饮酒可以醉， 但要醉得恰到好处。醉意微微， 似醉非醉， 那才是一种朦胧的美， 是一种月下看花水中看月的美。微醉是精神的升华， 是活跃的颠峰， 是创造的境界， 是一种神趣， 是一种生机， 是一种难以言传的奇妙。“李白斗酒诗百篇”, 是微醉的丰硕成果；“长安市上酒家眠”, 大醉无诗， 唯有嗜睡， 则是大醉的负面作用；李白“生于酒而死于酒” (郭沫若语) 就成他“三百六十日， 日日醉如泥” (《赠内》) 的必然恶果。

 

梁实秋教授曾作过这样一个诊断， 印地安人的衰灭， 至少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肆酒。这些沉痛的教训， 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重视吗？

 

台湾诗人洛夫饮酒时追求一种境界， 一种情趣， 用他的话说：“不论冬饮或夜饮， 都宜于大雪纷飞时围炉进行。如一个独酌， 可以深思漫想， 这是哲学式的饮酒；两人对酌， 可以灯下清谈， 这是散文式的饮酒。但超过三人以上的群饮， 不免会形成闹酒， 乃至酗酒， 这样就演变为戏剧性的饮酒， 热闹是够热闹， 总觉得缺少那么一点情趣”。他的饮酒观， 也许对文人们和所有饮者都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