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三戒并序》原文、赏析和鉴赏

柳宗元

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 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临江之麋

三年，麋出门，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驴

噫！ 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呜呼！ 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

这是一组寓言小品，写柳宗元被贬永州时期。“三戒”源于《论语·季氏》中“孔子曰：‘君子有三戒。’”“戒”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它以历史事实或生活事例来说明某种道理，启发人们引以为戒。题为《三戒》即三件应该引起警戒的事情。从三篇作品的内容看，都有各自的寓意，可以独立成篇，但在作者的构思中，这组寓言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构成一个整体，旨在说明一个道理，即短序中“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者“卒迨于祸”，对自己没有足够的认识而妄图靠外在的力量为所欲为，结局都不免自取灭亡。作者通过蠢弱无识的麋麑依势以干非其类”、呆笨无能的驴“出技以怒强”及贪婪无度的鼠“窃时以肆暴”，虽经历各异，但下场一样，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小序概括三篇短文的内容及主旨，三篇故事又具体地说明小序中所涉及的内容，足见作者构思的良苦用心。

《临江之麋》先写麋麑与犬初逢，因主人庇护不致受害，接着写麋麑恃宠而骄、得意忘形，最后写麋麑外出、杀身罹祸的悲惨结局，讽刺依仗主人权势而忘乎所以的势利小人，到头来只能自取灭亡。作者善于捕捉描写对象不同的情态特征，如描写犬的贪残本性，“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准确地把握住了群犬乍见猎物时的欢喜姿态，但因慑于主人的威严，只能“时啖其食”，欲吃不能，把群犬的馋相刻画得惟妙惟肖。三年以后，麋麑出门，“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喜”是群犬意外地碰到美味佳肴所表现出的惊喜之情，“怒”则是犬的凶残本性的原形毕露，作者把群犬刹那间的表情描绘得精细入微、出神入化。再如描写麋的得意忘形，作者用“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抵触偃仆。益狎”，“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寥寥数语，就把麋的忘形自大的神态毕现于纸上。

《黔之驴》借“庞然大物”驴被小老虎吃掉的可悲下场，讽刺那些蠢笨自大、徒有其表，“不知推己之本”、毫无自知之明的权要人物，揭露他们外强中干、一无所用的本质。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驴的来历及虎对驴的初步印象。第二部分写虎对驴的认识由表面深入到本质，摸清了驴的底细，最终把它吃掉。第三部分抒发作者的感慨，嘲讽“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的家伙实际上薄力无能，一试技穷。

作者用拟人的手法交替写虎和驴。先写驴之形大(庞然大物)、声宏(驴一鸣)，抓住特征进行刻画。写虎则从形大声宏一步步地加深了对驴的感性认识。对驴形之庞大，虎“见之，以为神”，声之宏大，虎则“大骇”、“远遁”，这仅是从视觉、听觉上获得的初步印象。作者突出了虎的聪明机灵及其勇敢胆识：为了摸清驴的底细，虎“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来往视之”，并采取了一系列试探性的行动，“益狎，荡倚冲冒”，挑逗、戏弄甚而冒犯，终于激怒了驴，“驴不胜怒，蹄之”，至此，驴貌似强大而实则虚弱的本质暴露无遗，虎也得出驴“无异能者”“技止此耳”的正确结论。虎对驴的观察认识过程刻画得生动细致，真切入微，非大手笔是难以做到的。

《永某氏之鼠》把统治阶级中那些“窃时以肆暴”的人比作老鼠，虽得势于一时，胡作非为、倒行逆施，但最终也难逃“撤瓦灌穴”的灭顶之灾。永某氏因“拘忌”而“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因而“恣鼠不问”，“由是鼠相告”，得时肆虐、胡作非为，结果永某氏住“室无完器”、衣“椸无完衣”、食“大率鼠之余也”，尽管如此，永某氏“终不厌”。作品一开始着重刻画某氏的迂腐，为老鼠的肆暴开辟了场所，而老鼠的有恃无恐、横行无忌又反过来衬托了某氏的昏庸。数年以后，某氏迁徙他州，老鼠“盗暴尤甚”，卒被歼灭。作者着意刻画新主人的风貌：“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连用“假”、“阖”、“撤”、“灌”、“捕”等动词，组成了一组节奏急促有力的短句，表现了新主人疾恶如仇，雷厉风行的性格，与永某氏形成鲜明的对照。最后一句是作者的感叹：“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卒章显志，点出了故事的深刻寓意。

寓言创作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它的主要角色如动物等其固有的特性要与所寄寓的事物或人的特性有相通之处，因此要求作者一方面对他所阐明的事理要有较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寓言角色的自然本性也要有所了解，这样选择角色越恰当，寓言也就越生动。《三戒》全文借物讽人，把道理寄寓在生动的故事之中。“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柳宗元作为一个思想家、政治家，在他坎坷的政治生涯中对当时腐败的统治集团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所以他能鲜明地概括出几种丑陋的典型，并根据不同类型特征寻找出贴切的动物来作象征。《三戒》中的麋、驴、鼠这些艺术形象是作者植根于当时社会生活而创造成功的蕴含着作者生活经历中的真切感受，因而具有深远的现实批判意义及长久的生命力。柳宗元对麋、驴、鼠三物的态度是有差别的，三者共同特点都是“不推己之本”，但麋使人觉得可怜，驴使人觉得可笑，鼠才真正令人可憎。窃啮斗暴的鼠，很可能是影射在皇帝庇护下为非作歹的宦官集团及其爪牙们，具有较为明显的政治目的，至于黔之驴及临江之麋，似乎可以从一般意义上理解，告诫世人不可轻举妄为，不自量力。

寓言在先秦史传、诸子与游说之词中已屡见不鲜，如《左传》中的“蹊田夺牛”、“雄鸡断尾”，《战国策》中“鹬蚌相争”等，但仅是文中的设喻部分。六朝以来，文人亦渐渐开始写作寓言如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的“禈中之虱”，柳宗元应说是寓言写得最成功的作者。他把寓言扩大成篇，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创造出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并溶进了深厚的社会内容，在篇未明确点明作者的观点，“必有一句最有力量、最透辟者镇之”(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三戒》中第一个故事用“麋至死不悟”一句点明作意，第二、第三两个故事作者则自己直接站出来说话了，使读者彻底知道其锋芒所向，使之成为完整的、有文学意味的、有战斗特色的讽刺文学。这一点与西方古代《伊索寓言》于每篇末点明主题的手法是一样的，这很可能是魏晋以来，随着佛经的输入，印度的寓言 (如《百喻经》、《杂譬喻经》) 相继传人我国影响的结果。柳宗元正是在诸子寓言及佛经譬喻的基础上创造出独立的寓言文体。他的寓言故事性很强，寓意深远，精短凝练，有起因、发展、矛盾、冲突，腾挪变化，趣味无穷，表现了作者杰出的讽刺才能和卓越的艺术技巧，《三戒》正是柳宗元寓言的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