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 ·步出夏门行 ·求贤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 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求贤令》发布于建安十五年 (公元210年)。官渡之战后，曹操继续南征，建安十三年 (公元208年)，与孙权、刘备的联军战于赤壁，受到严重挫折。全国的政治形势也转入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曹操为了巩固北方，实现统一南北的宏图，积极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增强军事实力，同时，也深刻认识到，只有招贤纳士，才能尽快实现统一，因此于建安十五年下了这道令文。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主张，充分表现了这位政治家的胸襟和魄力。

令文开始是从历史经验谈起：“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历史上那些开国和中兴之君都有贤人的辅佐，而贤人就在“里巷”，就看当政者是否肯去求访。这个历史经验使曹操得到了启发。认识到自己求贤的必要，因而令文接着写道：“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从中可见其求贤的目的是统一天下，安邦定国。也正因为此，他求贤若渴。在其《短歌行》中曹操求贤若渴的心情已有表述。他为求贤不得而忧愁，如若得到贤才，将他们作为贵宾来接待，为完成统一大业，他要像周公那样接待贤士，使天下归心。可见曹操求贤之真诚。

那么曹操要招什么样的贤士呢？这就是令文接着写的内容。“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这是引用 《论语·宪问》中的一段话。孟公绰，鲁国大夫。老，古代大夫的家臣称老，也称室老。孟公绰若是做赵魏两家的家臣，那是力有余的，却不能胜任像滕、薛那样小国的大夫。曹操认为廉士不一定有才能，因而接着写道： “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政治，使国家富强，成为春秋时的五霸之首。然而管仲却不是廉士。可见曹操所说的贤才，是指那些有治国才能之人。从下面所举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出他选拔贤才的标准。“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被褐怀玉，是指有才能而不被人所知者。钓于渭滨，指姜子牙。传说姜尚(姜子牙)曾在渭水边钓鱼，周文王访求到了他，用他当了国卿，周从此也兴旺起来了。盗嫂受金，指陈平。魏无知曾将陈平推荐给刘邦，有人说陈平与嫂子私通，又接受过贿赂。刘邦向魏无知问起此事，魏无知回答说，我向您推荐的是“才”，而您问的是 “行”，在楚汉相争之际，需要的是人才。陈平得到了重用。可见曹操在用人问题上，主张不问名位，即使有缺点毛病，只要有治国之才，都可以重用。因此，他在令文最后写道：“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让左右僚属帮助他发现那些地位低下的被埋没的人才，只要有才，荐举出来，就加以重用。曹操在其后的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建安二十二年 (公元217年) 又二次下过求贤令，其求贤主张、用人标准也与此相同。在建安十九年发布的 《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 中提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有偏短，庸可废乎！”在第三道求贤令《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又写道：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曹操决心把那些有才能之人都选拔上来，加以重用。可见曹操招纳贤才心之切、之诚。由于曹操广泛招纳贤才，投奔他的人很多，一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这对于他所从事的统一大业起了很大作用。

曹操的散文 “清峻”、“通脱”，毫无顾忌地抒写自己内心所想，这个特点在这篇令文中也体现得很充分。将自己求贤才的目的、标准乃至欲得贤才的急切心情，无所禁忌地说了出来。如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等等，确实是“想写的便写出来”。

令文善于引古证今，增加了说服力。如令文一开始就以古代开国和中兴之君得贤人共治天下的例子来表明自己求贤的目的。又以齐桓公任用管仲而成为霸主，来表明自己急切求治国之才；又用周文王任用钓于渭水之滨的姜子牙、刘邦任用“盗嫂受金”的陈平等例子，来表明自己求贤的决心。由于令文所引事例得当，使令文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号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