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新石器文化发展的一般面貌

从总体上看，山西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重要特点：一方面，山西地区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积淀了极其深厚的原始文化层，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由于自身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又展现出了波澜壮阔的文化景观。山西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内容十分丰富，迄今已发现新石器文化遗址一千多处，广泛地分布在山西各个地区，这些遗址的文化年代，前后衔接，一脉相承，在山西地区形成了一个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而且越向前发展，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分布越来越广泛而密集。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山西地区北至长城脚下，南到黄河之滨，都广泛地分布着属于仰韶文化类型的遗址；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山西境内各大小河川的河谷盆地和丘陵地带，更加广泛而密集地分布着属于龙山文化类型的遗址。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山西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还不大平衡。一是早、中、晚三个时期不平衡。据目前所知，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在山西仅发现为数很少的二三处，绝大多数都是属于中期和晚期的文化遗址。二是各个地区之间不平衡。大体上说，晋南地区的文化遗址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分布最为广泛密集；其次是晋中地区；比较薄弱的是晋北和晋东南地区。以上两种不平衡状况，当然也可能有考古工作本身进展不平衡的原因，因此，随着考古发掘的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入，这种不平衡状况也许会逐步有所改变；但是，这种不平衡的现状告诉人们，晋南地区是山西新石器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总的来说，这与晋南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是直接相关的。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这里具备发展农业生产、铸造农耕文化的优越自然环境。晋南地区古称河东，主要包括临汾，运城两大盆地，是中原黄河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由于气温回升，雨量充沛，这里的纬度、地势又比较低，并受到黄河水、汾河水和各大湖水的浸润，因而遍地温暖湿润；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这里疏松肥沃的黄土壤以及河湖纵横的水资源，更加显示出了它的优势，不仅是广大的丘陵和盆地，而且黄河、汾河及其支流岸边的滩涂地，大都适宜农作物的生长。所以，在当时的晋南地区，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农耕文化高度繁荣，原始居民群落遍地密布，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成为山西新石器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与此同时，晋南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形成的粗大石器工传统，经过下川人的改造，进一步演变为萌芽状态的原始农业生产工具，标志着这个地区率先开始了由原始采集业经济向原始农业经济的过渡。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这里的古人类又按照农业生产的不同用途，更进一步创造出了各种新型的磨制石器农具以及木制、骨制农具，如耕垦土地的铲、耒、锄，收割谷物的镰、刀，加工籽粒的石磨盘，石磨锤以及杵、臼等，这使得原始农业生产获得了更大规模的发展。所以，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走向繁荣的阶段，山西晋南地区，特别是临汾地区，无论是盆地还是谷地，无论是丘陵还是山地，都十分密集地分布着属于仰韶文化类型的遗址。最引人注目的是，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阶段，晋南地区出现了在中原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的古文化遗址，这就是襄汾县陶寺文化遗址，考古学家称它为“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或“陶寺类型文化”。这里出土的大量文物，特别是那等级森严、贫富悬殊的庞大墓葬群，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发现，它生动地再现了阶级和国家在当时已经初步形成的历史画面，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晋南地区又是在中原黄河流域率先进入文明社会的地区。所以，人们把陶寺文化所在的晋南地区称作中华民族总根系的“直根”,因为这里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直接源头。正象苏秉琦教授所说：“小小的晋南一块地方保留远自七千年前到距今二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
总之，山西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到陶寺文化时期更加波澜壮观，并由此拉开了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历史帷幕，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因此，我们在谈了山西新石器文化发展的一般面貌后，接着再着重谈谈陶寺文化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