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的抗日活动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各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直持续不断。
散居在东北、察哈尔、绥远等地的蒙古族人民，不甘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早在日军铁蹄刚刚踏入东北之际，辽西、辽北一带的蒙汉两族人民，即于1931年10月组成“东北抗日军蒙边骑兵”,1932年后划归东北义勇军第五军区，发展至数万人。1932年4月，在绥远成立的有蒙汉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帝大同盟”,积极组织了蒙汉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2月22日，中共内蒙古特委在张家口组织了“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并发表《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宣言》。同时“蒙汉民众抗日联合会”、“牧民抗日会”、“民众抗日十人团”、“内蒙古平民革命大同盟”等抗日救亡团体，纷纷组织起来。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绥远土默特旗蒙古骑兵老一团和由蒙古族首领统率的蒙古民众抗日自卫军，都参加了抗日同盟军，开赴前线，痛击日寇，收复失地。1934年7月，在日本侵略者蹂躏下的哲里木盟奈曼旗蒙汉群众，为反抗日本丈量土地，组织了有五百多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军，攻下敌警察署，杀死七名日本官吏，占领八仙洞，砸开监狱，释放政治犯，并张贴布告，号召武装抗日，奈曼旗人民的斗争，给日军以很大的震动。
1936年1月2日，百灵庙蒙政会的蒙古族官兵，针对日寇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拉拢德王的阴谋，毅然举行了著名的百灵庙起义，脱离德王，实行抗日。2月21日，起义官兵千余人，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焚毁账目，抄投逆款，捣毁所谓自治机关。“百灵庙起义，是蒙古族抗日觉醒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蒙古族不甘追随德王投降日寇的爱国行动，是对德王等少数封建上层卖国活动的反戈一击，在蒙古族解放斗争历史上有重要意义”①。这次起义也使一些蒙古族王公纷纷提高了觉悟。当时，每日有日本汽车数辆，往来不绝，向索王并向其他王公游说，劝其加入伪满洲国，但“内蒙古王公中已有不少知觉，故日本对蒙古王公之煽动，一时颇难发生效力”。6月，中国共产党在伊克昭盟成立了蒙古工委，展开抗日宣传，武装农牧民群众，争取了大部分蒙古上层同情抗日。伊盟的王公和伪蒙军中的一些官兵表示支持抗日，不久在鄂尔多斯草原上建立了不少蒙汉抗日游击队，成立了蒙汉游击司令部，对日开展武装斗争，在收复百灵庙的战斗中，伪蒙军二十余名官兵在战场上起义，掉转枪口打击敌人。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内蒙西部地区，煽动引诱蒙古王公上层进行“独立”、“自治”,策划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此严重时刻，内蒙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组织武装抗日。在归绥一带，由杨植霖、刘洪雄、高凤英、贾力更等几名蒙、汉共产党人发起，组织了一支蒙汉抗日游击队，以大青山为依托，开展抗日斗争。游击队在同日伪军的战斗中，由原来的数十人逐步发展成为拥有二百余人的武装。这支游击队的活动为八路军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为了粉碎日寇的进攻，陕甘边区党委确定了内蒙工作的中心任务，即发动蒙古各阶层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提出了“蒙古族平民王公团结一致抗日”、“蒙汉团结抗日”等口号。1938年4月，在三边成立了“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5月，绥蒙工委与八路军警备骑兵第一团开赴伊克昭盟桃力民，并成立了中共河套特委和桃力民工委，在札萨克旗、郡王旗、杭锦旗建立共产党组织并组织了农救会、青救会、妇女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大力发展抗日救亡运动。同时还由上而下组织“抗敌后援会”、“抗日救蒙会”,由王爷任会长，争取了蒙古上层中有实力、有影响的人物，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1938年秋，八路军第一二○师大青山支队进入绥远的大青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得到了蒙古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到1939年秋，正式成立了以蒙古族为主的蒙古抗日游击队。这支队伍曾袭击和林县伪骑兵团、归绥县伪保甲团、归绥一区耿家营子伪蒙军军马场，屡获胜利。在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日寇，争取伪蒙军反正，动员蒙古族人民参加抗日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了在大青山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广大蒙古族人民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不少蒙汉农牧民带着马匹前来参加，骑兵队伍迅速发展为拥有三个团的大青山骑兵支队，成为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
在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绥远地区蒙汉各族人民在物质上也给予八路军以巨大支援。据1941年绥远中部地区的不完全统计，一年中，武川县交公粮八万多担，军马800匹；陶林县交公粮四万余担，军马200匹；归凉县交征款3万元，军马100匹。整个地区还征集了大批物资，折银洋约200万元，其中仅皮大衣就有四千余件，洋布一百余匹。
在抗日战争中，广大蒙古族人民不仅在人力、物力上支援抗战，而且不少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仅大青山地区惨遭日军杀害或因支援抗战而牺牲的就在一万人以上。
东北各地朝鲜族人民，在抗日游击战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32年春，在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等县，组织了以朝鲜族人民为主的各族人民抗日游击队。次年1月，在这些游击队的基础上，创建了东满游击队。1932年4月，朝鲜族共产党员李红光在磐石县组织了朝鲜族占绝大多数的各族人民反日大暴动。他们在老爷岭一带拆毁铁路，破坏电线，焚烧枕木，致使日寇多日无法通车，并在此基础上组成了磐石抗日游击队，不久正式成立了“工农反日游击队”,很快发展到八百多人，改名为南满游击队。这支队伍正确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一切反日武装力量，将拥有四千多人的南满二十多个抗日军结成了以南满游击队为骨干的南满抗日军联合战线。1936年1月28日，抗日联军成立时，该队整编为第一军第一师，李红光为联军总参谋长。在东满、南满各地，大批朝鲜族群众参加了抗联各军，在11个军中，都有朝鲜族干部战士。其中第二军占绝大多数，第一军和第七军约占半数。②另一名朝鲜族共产党员李学福(又名李葆满),在饶河县委领导下负责反日总会工作，领导群众于1933年正式创立了饶河游击队，协助当地义勇军作战。当义勇军失败后，该队成为乌苏里江左岸各县抗日游击队的骨干力量，1935年秋改编为抗日联军第四军第四团，李学福任团长，在新兴洞与日伪军的遭遇战中，击毙日寇指挥官高木以下三十多人，伤敌甚众。随后该团扩编为第二师，后成为抗联第七军，著名的“八女投江”壮举中的安顺福、李凤善就是朝鲜族人。
满族人民是东北抗日救国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人数最多的一个民族。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为了建立和维持其在东北的殖民地统治，对包括满族在内的东北各族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使许多民族的人民惨遭杀害。1932年8月，日军在抚顺东满族居民较多的平顶山，以所谓“通匪”的罪名，屠杀了三千多人，还毁灭了抚顺附近的千斤堡子，占这个堡子居民总数百分之八十的满族人民全部遇难。1934年7月至1935年10月， 日军在辽宁凤城县后营子村进行了十多次大屠杀，不少满族农民死于非命。
日军的残暴行为，激起了东北满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其他各族人民一道，积极参加抗日团体，进行抗日救国宣传。黑龙江省宁安县世环镇，即有百分之七十的满族人民参加了反日会。③农村的满族人民参加反日会后，积极从事抗日活动，有的人不辞劳苦四处奔走，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有的人直接拿起武器对日作战。城市的满族工人和学生，同样以种种方式进行抗日。哈尔滨工大、商船专门学校、医专、一中、二中等校，都有许多满族学生走出课堂，奔赴抗日前线。各地的自卫军、救国军、义勇军中，有许多优秀的满族指战员，成为活跃的抗日游击队中的骨干和中坚人物，如满族聚居的宽甸、凤城、岫岩、庄河等地由邓铁梅、苗可秀等率领的东北抗日民众自卫军骑兵第五旅旅部共40人，其中就有30人是满族。士兵中更是不计其数，有的连或班，满族战士占了百分之七十。④
1932年以后，在勃利地区的满族共产党人富振声，为建立抗日军队，千方百计地搞武器，一面通过打皮子、打柴卖钱买枪，一面通过夺取敌伪“自卫团”的枪械武装自己，终于在1934年春建立起一支游击队。1934年，中共依兰县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均为满族),动员当地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族农民参加游击队，其中还有满族妇女，她们和男同志一样冲锋陷阵，奋勇杀敌。东北的满族人民不仅自己武装抗日，还以大量物资支援抗日部队。他们为抗日部队购买、贮藏和转运武器及物资，给抗日部队当向导、送信、送粮、做鞋、洗衣，同时还进行其他形式的斗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关内各地的满族人民，特别是由东北流亡到关内的满族学生，愤于家乡沦陷，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十分活跃。他们在1935年12月爆发的“一二·九”爱国运动中，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游行队伍，有的还走在队伍的前面，率队前进。七七事变爆发后，关内各地的满族人民更是积极地参加抗战，1939年春河北遵化东陵一带的满族农民参加了冀东大暴动，有23名青年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中，有许多著名的满族指战员，八路军一二○师政委关向应、冀鲁边区副司令杨靖远等人为开辟、巩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东北地区除了朝鲜族、满族外，在该地区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少数民族，也在日寇侵略面前，与汉族人民一道，奋起抗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中，既有汉族、满族、朝鲜族人民，又有回族、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锡伯等族人民，几乎包括了所有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们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回族人民在寇深祸急之时，也积极行动起来，展开英勇的抗日斗争。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市的回民立即组织了“北平回民抗敌守土后援会”,并同北平学联、民先队、华北各界救国会等二十多个团体联合组织了募捐团、慰劳团、战地服务团、看护队、宣传队，给前线送饭、送水等。不久，在甘肃、陕西、冀中、晋察冀、冀鲁、延安、四川、云南等地先后建立了“回民抗日救国协会”或“回民抗日救国联合会”,各县区设立分会、支会，积极从事抗日活动。1938年4月22日，《新华日报》在社论中指出：“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回民抗敌救国宣传团等组织的成立，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救亡团体请缨杀敌，都说明有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的民众，已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回族人民以种种方式在各地积极抗敌，如活跃在陕西前线的骑兵，大都是回族同胞。包头市回民公会的负责人、回民小学校长等爱国人士，主动捐款慰劳前线将士，并发动包头市民组织了“西北回民救国会”,发表了《告西北回民书》,号召回民积极行动起来，支援抗战。在敌战区，回民自动起来抗敌，在山东济宁，回民数千人在当地教长率领下，击毙大批日寇。1937年秋，河北文安县夏村回民在日军进攻文安时，自动组织起来，袭击日军船，打死打伤日军多人。1938年2月，驻山东济南的数百名日军到济南附近一个回民村子，强迫他们杀猪慰劳，不料遭到全村回民一致反抗，杀死敌寇二百多名。《新华日报》为此发表短评称赞道：“由回民抗战，令人想起遍布我国西北华北一带的五百万体魄强健有团结力的回族同胞，他们是中华优秀儿女，是抗战中一支潜伏着的伟大力量。”⑤
1938年秋，日寇为加强对华北的掠夺，欲在北平修筑一条通往郊区的公路，该路要经过阜成门外回民公墓。广大回民获悉后，短时间内聚集数百人，将测量员赶出坟地，并多次集会商讨办法。他们在发表的宣言中表示：“誓以北平十七万回民生命，保卫五百年祖宗坟墓，任何牺牲在所不惜。”这次斗争最后以回民的胜利告终。一些由回民青年组成的战地服务团，不仅进行战地服务，而且直接打击日寇。1941年1月16日，在卞新路夸武境一列由徐州开往彰德的兵车，被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成员所伏击，兵车被炸毁三节，炸翻一节，炸死日寇九十余名，伤数十人。⑥
回民在抗日武装斗争中，还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帮助下，组成了数十支回民支队、回民骑兵团等抗日武装，在坚持敌后游击战以及配合主力部队开辟与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河北，有活动在定县、河间一带的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活动在香河一带的冀东回民支队；活动在定县的七分区回民支队；活动在献县、河间一带的八分区回民支队；活动在任丘、肃宁、文安一带的九分区回民支队；活动在武清、永清、雄县、霸县一带的十分区回民支队。上述各支回民支队，总兵力达3 000人。在这些回民支队中，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最为引人注目，成为回族人民坚持抗日游击战的一面英勇旗帜。该支队是1939年7月在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的基础上正式成立的，马本斋任司令员，郭陆顺任政委，兵力约200人。从1940年春开始，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在深县以南开展抗日斗争。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作战三十余次，毙伤日伪军五百余人。5月，又在康庄地区运用伏击手段，一举毙俘日伪军八十余人，受到冀中军区的表彰，被授予“能征善战的回民支队”的锦旗。毛泽东还为此专门题写了“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的题词。1941年冀中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回民支队继续转战于清河、交河和子牙河以东等地区，给日军以很大的打击。为消灭回民支队或逼迫马本斋投降， 日军在1941年8月俘去马本斋的母亲，威逼马母写信劝马本斋投降。尽管日军用尽种种酷刑，但马母拒不屈服，而且严厉斥责敌人，终被折磨而死。马本斋失去母亲后，继续指挥回民支队与日伪军作战，在1942年冀中“五一”反“扫荡”作战中，回民支队转战于冀鲁豫和鲁西地区，马本斋也被提升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几年中，回民支队进行大小战斗八百七十余次，歼灭日伪军3.76万人。1944年2月，马本斋病逝于冀鲁豫后方医院。
除冀中回民支队外，渤海回民支队也是抗战时期较有影响的一支少数民族抗日武装。1940年8月成立，1941年秋改编为冀鲁边军区回民支队，约四百人。在几年的斗争中，这支部队共攻克日伪军据点二十多处，歼灭日伪军三百八十余人。
新疆各族人民虽然没有在战场上与日本侵略者直接作战，但始终以各种特殊形式积极支援全国的抗日斗争。1934年8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界进步人士的推动下，在迪化(乌鲁木齐)成立了“新疆民族反帝联合会”。中国共产党人在该会中起到了领导和骨干作用。在该会的号召与组织下，新疆各族人民积极地建设抗战后方，保护国际交通线，尽一切可能援助抗日前线。伊犁、塔城、南疆等地的富商与普通群众响应反帝会的号召，为抗战捐款；山区、蒙古包中的各族同胞自动组织抗敌后援会，进行抗日募捐。据统计，1937年9月到1938年9月，全疆各区共捐款合大洋六十多万元。在1938年10月召开的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决定用这笔钱购买十架新疆号国防飞机，支援抗战。1939年8月24日送往前线，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役。1934年，又开展了一县一机运动，一年中全疆共捐献飞机144架，超过原计划64架的一倍多。⑦此外，反帝会还组织新疆各族人民为抗战募捐寒衣和献金。1938年10月至12月底，全疆向抗敌后援会汇去募捐寒衣款23万元(法币)。之后，每年都捐款二十余万汇往前方。1939年11月，全疆各族开展献金运动，仅迪化区十天之内献金合法币60万元，到年底共捐二百余万元。新疆各族人民还专为延安捐款、赠衣物，仅伊犁地区捐献的皮衣8万件、皮鞋1万双，运到延安支援抗战。⑧
在关内重要城镇和港口沦陷的情况下，新疆成为国际援华物资的惟一通道，为保证国防线运输畅通，顺利运转抗战物资，新疆政府组织了汽车四十辆、骡马五千多匹、骆驼三千五百多峰、大车二千多辆等大批交通工具，并组织各族人民抢筑抢修道路，护送搬运物资，维修车辆等。1944年为接送美国援华物资，由维吾尔族同胞备马千余匹，前往克什米尔接运，沿途冰山深谷，气候恶劣，极为艰苦，一些维族同胞为此付出了生命。
不仅仅是北方各少数民族积极参与和支持抗战，同样，在南方各地聚居的各少数民族也义无返顾地投入到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为运送援华的抗战物资，需要修筑一条自昆明经下关至畹町的滇缅公路，全长950公里，主要穿越少数民族地区。尽管筑路条件十分艰苦，但少数民族同胞不分男女老幼都参加了筑路工程。滇西各县先后动员了约15万至30万各族民工筑路。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就建成了这条有桥梁536座、涵洞3 292孔的重要国际交通线。为修此路，不少民工献出了生命，仅负伤致残的就达万人。1942年5月，日军侵入云南德宏、畹町等地，居住在这里的白族、傣族、景颇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阿昌族、汉族等各族人民，组织了一支约二千人的抗日武装，用钢炮、枪、长刀、斧子、弓弩、地弩、暗箭等武器，伏击日军。云南各族人民还积极支援云南军民的抗战，1944年滇西反攻战时，在滇西的十多万国民党军队所需的粮食、生活用品，绝大部分由当地各族人民供给。前线的军需物资、弹药，都由各族民工在山高坡陡、雨多路滑的情况下，用人背马驮来运输。在反攻腾冲的战役中，为部队运送弹药、粮食、赶修公路、抢修机场，还积极做好向导、侦察、救护等工作，参战的各族民工多达4.6万多人，代替兵站供应军粮380万斤，马料210万斤。战时牺牲的各族群众达四千多人。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云南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张冲(彝族),带领3 000人从云南开赴前线，在禹王山战斗中，坚守阵地二十多天，是台儿庄大捷的关键一仗，缴获大量战利品，其中有日本天皇赏给百川一义大将的指挥刀。
在贵州南部一带的布依、苗、水等各族人民，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和一支拥有千余名武装的抗日民主联军，阻击日寇入侵。在华南，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壮族，为抗击日军入侵，积极开展武装斗争。1940年1月，邕宁八尺区的壮族人民组织了一支五百多人的抗日游击队，在日军占领邕宁的十个月内，与敌作战百余次，以少胜多打击敌人，使日军寸步难行。连居住在漫尾、巫头、山心三岛上人口最少的京族，也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小组，在岛上筑起炮台，装上两门大炮，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黎族、苗族聚居地的海南岛，在广州失陷后，共产党领导的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琼崖抗日独立大队。1939年2月，日军侵占海南岛后，岛上的黎族、苗族各族青年普遍参加了民兵，组织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等。民兵活跃在日寇据点和重要交通线上，配合独立大队打击日军。这支由黎、苗、汉各族组成的队伍，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自己，由一个大队扩充到四个大队，改编为琼崖独立总队，建立起了以美合根据地为中心的九个抗日民主根据地。
畲族人民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一带，1938年春，闽东、浙南地区的几千名畲汉族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宁德县巫家山畲村的许多农民参加了游击队。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生活在台湾的高山族人民自近代日本武装侵占台湾以后，就长期地坚持着反抗斗争，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的台湾爱国同胞为了适应台湾地区的斗争条件，除了举行武装暴动外，还采取了多种形式进行斗争。他们或以隐蔽的手段破坏军需生产；或故意拖延征工、征粮、征税时间；或破坏公路、铁路、桥梁，阻碍运输。同时还有许多台湾同胞奔赴祖国大陆，参加抗日斗争。在八路军、新四军中，他们大都参加了“解放联盟”和“少数民族委员会”的工作。在重庆，他们组织了“台湾革命同盟会”和“台湾义勇队”,做了大量的抗日工作。1938年，高山族在阿里山组织了台湾义勇军，建立了阿里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各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是中国全民族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斗争的洪流中，中国各族人民加强了团结，建立了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深厚感情。这种全民族的团结，是抗日战争能够坚持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基本保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