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福国会的召开

安福俱乐部成立后，即全力投入了国会的选举。
国会，亦称议会，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产物及其政权组织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是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象征。
在中国，一切民主主义者都把国会看得十分重要。但对于想实行封建独裁专制统治的军阀来说，它却是一种束缚和绊脚石，因此军阀都不喜欢国会。如前所述，袁世凯准备做皇帝时，曾经将国会解散过一次，后来张勋复辟，国会又遭到第二次解散。军阀有时也需要保留一下国会，不急于去扼杀它，并不是对它有何好感，而是想利用它来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一旦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他们就会把国会当作赘瘤，予以抛弃。袁世凯“剿灭”了南方的二次革命后，为了利用国会选举他为总统，以便合法地进行统治，并没有立即解散国会，但当他一登上总统座位时，很快便把国会一脚踢开。
段祺瑞自然也是不喜欢国会的。国会重新开会后不久，在一些督军的策动和皖系军阀的喉舌《公言报》的鼓吹下，解散国会的论调，就一度甚嚣尘上。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和段派军阀不仅不愿让国会复活来同自己作对，即使新成立一个国会，他们也担心不听自己使唤，难以驾驭。因此，临时参议院成立后，他们本想干脆不通过国会，而由临时参议院这样原本是过渡性质的立法机关来代行国会职权，因为临时参议院成员人数很少，又是经指派产生的，易于操纵，并且可以免去召集新国会或恢复旧国会等的许多麻烦。在这个问题上，段派主战派的领袖倪嗣冲、徐树铮主张最力。倪、徐名义上以时间紧迫(总统任期1918年10月届满),通过全国选举，成立新国会，再由新国会选举总统，已经来不及做借口，实际上是因为由临时参议院来代办，可以保证能让冯国璋下台，由段祺瑞来当总统。同时倪嗣冲自己也有想当副总统的意图。段祺瑞起初对这点也是默许的。但是，当时不仅南方坚决反对，认为这样做“则南北绝无调和之余地”^[1],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钱能训、梁士诒及段派内部的重要分子靳云鹏(已开始和徐树铮有矛盾)等，也都不赞成。4月下旬，段祺瑞南下到汉口召开会议，除了研究对南战争的军事问题外，国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议题，列席者有曹锟、张怀芝、徐树铮、王占元、赵倜、叶恭绰及各省代表。段征求大家关于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选举总统的意见。曹锟(曹此时尚介乎直皖两派之间)当即起来表示反对，认为：“总统选举，固极紧迫，然选举机关不可不依法律所定，以示慎重元首(指冯国璋)之意，并以减反对者之口实。至所谓法律上之选举机关，自以赶行召集新国会为当。现在新国会既在办理选举，自无须临时参议院代行职权。”^[2]与会者没有不同意曹锟意见的人。段祺瑞鉴于这样赤裸裸的违法毁法行为会遭到全国包括皖系内部一些人的反对，才决定不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而加速进行新国会的选举。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二重性。段祺瑞虽然不喜欢国会，但又不能完全不要国会。这除了为上述形势所迫的原因之外，还在于：第一，如前所述，他所控制的北京政府非法向日本进行了大量的借款，这些借款都是政治性的，多数以国家税收为担保，但又没有一项是经国会批准的，他需要征求国会的同意，召集新国会予以追认。当时有的外国人也看出了这一点，说：“夫新国会之选举，其根本主义非欲藉此以促北京与广州之调和也。其意不过欲使目下所视为不甚合法或全不合法之某种事业变为合法而已。如向日本接洽之各种借款，政府中人多与有关系，必使其立于无可驳斥之地位。而就目下言之，则无一曾经国会之通过者。夫纯粹之实业借款，固无须国会批准，而今之借款，则大多数实业其名而已。就其实际言之，悉供政治上之用，而多数以国家税入为担保，即此一端，已不得不征求国会之同意。今新国会之召集，盖即所以追认此种种借款者也。”^[3]第二，既然国会是民主制度的象征，一个民主共和国家就不能没有国会。有一个国会的存在，让它形同虚设，也比没有要好，因为它可以欺骗迷惑群众，对于实行军事封建独裁统治，多少可以起到一些掩饰作用。何况在当时的情况下，国会的利与害，就看由谁来掌握国会大权。如果国会的成员多数是对立党派的人，由敌对势力掌握，于段派当然不利；如果国会中己派的人占了多数，成了自己的囊中物，就会变不利为有利，国会就能变成个人独裁或一派一系专制的御用工具。他们可以通过国会自身的权力，有效地控制内阁，并使一切非法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因此，对段祺瑞和皖系军阀来说，关键问题并不是要不要国会的问题，而是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掌握即将新成立的国会，首先是如何能使己派和支持己派的人在国会中占有多数的问题。
3月6日，北京政府发布了第二届参议院议员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日期的命令，规定参议院议员选举于6月20日举行，众议院议员选举初选于5月20日举行，复选于6月10日举行。两天后，安福俱乐部正式成立。3月23日，段祺瑞再次登台组织内阁。4月26日，曹锟、张怀芝、倪嗣冲联名通电请迅速召集新国会。5月4日，北京政府国务院通电否认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的一切职权。在段祺瑞的支持下，徐树铮、王揖唐等为了使安福系或倾向于安福系的人多多当选，使己派人在国会中占有多数席位，制造一个为皖系军阀统治效忠尽力的国会，进行了紧张的活动。
安福俱乐部成立后，想包办国会选举，苦于经费短缺，于是乞怜于“财神”梁士诒。梁曾经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筹措经费，袁死后被列为帝制祸首，受到通缉。他此时正想借段祺瑞、徐树铮的帮助，“重振交通系之势力，为卷土重来之计”,因此慨然允诺，给予安福俱乐部三百万元巨款的援助^[4]。徐树铮将这笔钱交王揖唐，包揽选举。其时，徐正与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勾结，出任奉军副司令，先后又挪用奉军军饷二百余万元交王揖唐支配使用。
安福俱乐部有段祺瑞的支持，又有金钱作后盾，于是派员分赴各省活动，演出了一场舆论称之为“买票与官宪干涉”并用的选举丑剧^[5]。
这场包办选举的策划者和幕后指挥者是徐树铮。从下面几封密电中，可以清楚看出，为了使自己的同党多多入选，徐树铮是如何在其后台老板段祺瑞的支持下，密谋策划，亲自拟定候选人名单，并发号施令，指使其亲信和党羽倾力包揽选举的。
5月27日，徐树铮在岳州途次给山西督军阎锡山的密电中说：“新奉国会为国家根本，晋省选事得我兄大力包举，凡在同人，极深倾佩。兹更有进者，人才以坚定不摇为上，而举总统、任总理、制宪法、议法案、选议长荦荦诸大政，尤须与我辈一本公义专谋利国之主旨步骤合一。顷者复选期迫，往来京津，互叩菊、芝两老(即徐世昌、段祺瑞)意见，选才一节，佥主严加披拣，谓此时多一分考察，即异日减一分枝节。诚以目下党派纷歧，诡谋繁衍，一有不慎，将来院内情形，即非院外人所可推测云云。昨由揖唐议长与子琮、芬圃(即田应璜、李庆芳)诸君仔细切商，务求一劳永逸之计，一俟诸君审议有定，即行专电奉察。吾兄与国休戚，谅已成竹在胸。”^[6]
6月1日，徐过郑州时致电皖系各督军说：“飞急。密。亲译。顷接一堂(即王揖唐)沁电：‘接王仲芗(即王善荃，时任福建政务厅长)由闽来电：两院选举，闽、漳、建三道均有把握。昨忽有人自京来称，中央不甚赞成，闻之惊讶。除仍照旧进行外，祈速确示遵办。敝处复电文曰：奸人希图破坏，幸赖高明洞烛，祈始终坚持，无论何人造此浮言，严予拒绝云云。邦本安危，在此一举。选期迅迫，少纵即逝，拟请迅电同志各省，杜遏奸谋’等语。此次选政，所系甚大，若辈诡谲多端，造谣煽惑，自无所不用其极。闽中既发现此事，难保不分途秘进，极盼坚持促办，俾奸人无所施其伎俩，庶选政可早日告成。除电复一堂外，特以密闻，祈赐鉴察。”^[7]
6月6日，徐返回北京后，致电陕西南郑镇守使管金聚说：“此次选事，关系国本，稍有不慎，立蹈覆辙。吾兄关怀大局，谅在洞鉴。陕省选举，闻已依法进行，请【诸】赖维持，无任企佩。惟闻汉南方面，颇有阻碍选政之人，近在贵治，故芝揆(指段祺瑞)谕即转达吾兄严切注意，会商张道尹协力援助，俾可多得贤材，则裨益大局，良非浅鲜。用特奉达，尚祈照察。”^[8]
6月7日，徐又密电阎锡山，进一步具体提出了参众两院议员候选人名单，请他大力支持，使这些人得以当选：“此次选举，顷由一堂、誉甫(即叶恭绰)诸兄，约同田君子琮、李君芬圃公同商酌，就贵省人才，各举所知，备兄参考：‘参’,拟田应璜、贾耕、祁景颐或曾纪纲、陈钰或刘懋赏、解荣辂或张瑞，候补拟梁万春、张友桐、冯司真、樊振声、兰承荣。‘众’,拟冀宁道属：李庆芳、祁景颐、郭象升、吴淞、冀贡泉、常赞春或李友莲、裴宝棠，候补王学伊、林孚、赵丙燮、任应春。雁门道属：耿臻显、狄麟仁、邢殿元、蓝钧、刘棫或梁济，候补马晋、庞士俊、穆郇、陈毓沂、兰承荣。河东道属：郭德修、高时臻、杨柏荣、李道在或庞全震、刘培泽或张集义，候补许喆、郭沛、仇元踌、张承绪、王禄勋。各员乡望素孚，宗旨纯正，特请鉴定，惠予揄扬。如蒙鼎力扶持，幸得入彀，于国于晋，两俱裨益也。”^[9]
同日，徐在致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密电中说：“顷闻此次选举，某党系竞进甚烈，芝揆极注念。前属一堂议长于卅日两电某党之赵世钰等姓名及中央妥拟乡望素孚之崔云松等姓名分别奉达，力为抉择，兄处必已坚卓进行。顷谒揆座，又以选期已迫，稍纵即逝，特更嘱弟敦嘱，务望植兰刈艾，以期永奠邦基。一、某党暴徒赵世钰、李述膺、杨铭源、冠【寇】遐、尚镇圭、焦冰、马骧、李含芳、焦易堂、刘治洲、于右任、茹欲立、郭希仁、李元鼎、张炽章、李异、田中玉、薛其昌、南岳峻、雷溥等，千万严切防闲，勿令有一选。一、崔云松、谭湛、张蔚森、王觐墀、宋伯鲁、段大信、何毓璋、钟允谐、高杞、罗仁博、张树森、白建勋等十二员，宗旨纯正，若得入选，利国匪细，极盼揄扬，俾获一当。查陕省参、众员额共十九名，此十二名外，尚余七名，兄更就地取材，必益稳惬。为国征贤，共趋正轨，跂幸无似。至一堂前电有高增融一名，复查与某党甚洽，又朱家训留沪未归，亦恐与他系结合，应请查酌。又闻研究中人近在陕勾结老派，大肆煽惑，确与雪(雪亚，刘镇华字)有勾连，乞相机防制。”^[10]
上列致陈树藩电文中所称“某党”,指的是国民党。此时南方因护法问题已与北方决裂，形成对峙局面，段祺瑞、徐树铮视国民党为敌党，要求“植兰刈艾”,不要让国民党人赵世钰、李述膺(均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等当选，而按他们所拟订的己派名单进行选举。他们不仅排除国民党“暴徒”,而且还提出“相机防制”曾经是自己同盟者和友党的研究系分子渗入。
如前所述，以梁启超为首领的研究系，在张勋复辟失败后，曾经支持段祺瑞组阁，梁等也参加了内阁，并献策召集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以改造国会。1917年11月下旬，段祺瑞因对川湘的战争失败而被迫辞职，梁等以连带关系也一同退出了内阁。此时，段派军阀和交通系紧密勾结，研究系从此下野失势。1918年3月，段祺瑞重新组阁时，研究系被排除在外。段派为了不让研究系在将来的新国会中同自己作对，因此他们要求严防研究系参与国会选举。7月17日，徐树铮致湖北督军署参谋长何珮瑢的电报说得十分露骨：“顷闻研究拟加入数人，该党野心不死，万不可引狼入室，至坏全局，祈严加注意，勿为所惑是要。”^[11]这充分暴露了安福系企图霸占国会的阴谋野心。研究系的前身进步党曾投靠袁世凯，企图依靠袁的支持来制服国民党，发展自己的力量，但不久即被袁世凯抛弃。现在研究系想投靠段祺瑞来扩充党势，排斥异己，结果又落得了同样的下场。
原来在临时参议院议定国会议员选举法时，研究系与安福系最大的意见分歧，即是研究系主张参议员应照旧选举法规定，由省议会选出，而安福系则主张须改由各地方团体选出。两者都是从自己的派别利害出发考虑的。研究系因它在各省省议会尚有相当基础，且议会究竟与其他团体不同，不易为政府所操纵，由省议会选出，于己派有利。而安福系则认为，由地方各团体选出，容易把持，能保证自己的人入选。但研究系在临时参议院中席位极少，他们的主张无法通过，因此梁启超等变更计划，不以之作为提案，仅由一二议员发表一意见书，以唤起各方之注意^[12]。选举法上的主张分歧，体现了两派的利害冲突，促使两派间的隔阂和矛盾加深，因而在选举中，安福俱乐部对研究系分子也极力排斥。
中央和地方参议员、众议院议员的选举，是从5月下旬开始进行的。在选举中，安福系通过中央派员和地方长官干预，威胁利诱，软硬兼施，违法作弊，其丑闻层出不穷。
中央选举会选举参议员，6月20日第一部(有学识者)投票选举时，事先安福系用金钱贿买选票，每张约定200元，山西大学派投票团五十五人晋京，临时忽要求每票增加至400元，并须加付来京川资。另有某大学亦作同样的要求。王揖唐等经多方奔走交涉，最后仍不得不同意。投票时，选举人按安福系“预先印就的投票次序名单”投票，上印有“阅后即毁”的字样^[13]。张玉昆以8000元收买林建伦所有之二十票，被安福部以2万元高价夺去。张与林交涉，林贪安福重金，与张废约^[14]。6月21日投票选举时，上午到会者二百余人，不足《参议院议员选举法》第七条规定“选举非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之到会不得投票”的法定人数，即行开始投票选举，“随到随投，随投随去”。安福系指派负责监督投票的人并任意延长时间，直至下午6时，仍不满法定人数。当场有人指出此种投票实属违法，应立即停止，另行依法办理，监督人不允。更有甚者，监督人竟于22日继续举行投票，与先一天之投票人合并计算，以勉强凑足法定人数^[15]。张玉昆、何竣业等向京师高等审判厅起诉，揭露中央选举会选举的种种违法舞弊情形。因当时司法总长朱深是安福系的党魁之一，北京司法界的要人又均与徐树铮有关系，朱乃“密令高检厅以政治手腕办理”^[16]。张、何等的起诉虽经开庭审理，但均被驳回而败诉。
京兆地区众议员选举时，安福系党魁康士铎和成员张汇泉，与京兆选举事务所所长曹倜串通勾结，通过伪造选民册，大大增加选民的办法，使自己在复选中当选。大兴县京城京营众议院议员选民原调查为三万人，后竟增至六万一千余人；宛平县京城京营众议院议员选民原调查为二万四千余人，后增至六万五千余人；涿县原为一万余人，后增至二万二千余人。三县选民事项调查者，均为康士铎。安次县选民调查由张汇泉主持，亦由原来的二万三千人增至三万一千人。康士铎、张汇泉买通曹倜，“援引不论财产、直接税各项资格，凡为伊等党援者，皆列名册籍，甚至并无其人，虚名捏造”^[17]。按省议会选举选民资格，在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者为合格，众议院选举选民资格在年纳直接税四元以上者为合格。大兴县省议会选民只四万七千余人，而众议院选民则高达六万一千余人，反而超过省议会选民一万四千余人；宛平县省议会选民只三万三千余人，众议院选民竟超过省议会选民三万二千余人。这就是说，年纳直接税四元以上者，反大大超过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者，事理悖逆如此，不是作假舞弊，又是从何而来？
湖北众议员选举完全为安福系所包办。选举前，王揖唐拨巨款交安福系重要骨干、临时参议院秘书长王印川南下，专驻汉口，主持贿选。每张票价400元至800元不等，江汉道甚至高达1000元。江汉道众议员复选在武昌城司门口省长公署举行。6月18日投票之前，安福俱乐部即在省公署对面汉口春酒馆设立一交易所，陈列现银，“凡缴纳(选民)证书一张，即可取得成千累百之代价(该俱乐部买得证书，另雇人投票)”^[18]。但是，不论安福系如何高价贿买，还有属于研究系及守正不阿之初选人一百七八十不能全行收买。于是主持人便采取违法手段，“以期一网打尽，并宣言某系(指研究系)团结力无论如何巩固，决不使伊等有一人当选”^[19]。6月18日下午4时，投票完毕后，依照选举法规定，应即日开票。但安福系非法将开票之日期延至次日，并将票匦收入省长公署内。初选人多人要求即行开票，均被拒绝。旋经初选人当场自行调查及临场监察之报告，均确认是日投票结果，研究系的阮毓崧、熊树棻、倪鸿钧、刘绍炎等各有四五十票，都有希望当选。但票匦当晚被打开，选票被涂改掉换，结果第二日上午开票时，阮等四人各只二十余票，降至候补之列。而安福系候补者之胡柏年、王彭、汤用彬等四人，则由二十余票提升获选。
湖南众议员选举，为安福系分子吴剑丰所包办。投入票匦的选票，同样被打开涂污。研究系杨度用每张票五百元的高价，收买了选票四五十张，不料开匦后，废票约占三十张，杨度二字被改写成“杨皮”、“杨之度”、“洋豆”、“羊豆”等，致有效票仅十九张而未能得选^[20]。安福系与研究系选举参议员的竞争亦很激烈，结果湖南应产生参议员五人，悉数被安福系收买。
江苏为冯国璋和直系地盘，该省军民长官属于直系而非皖系，而且研究系在省议会中占有相当势力，因此安福系与研究系的斗争最为激烈。众议院选举结果，淮扬道安福系占三名，研究系占一名；沪海道安福系二名，研究系一名；苏常道安福系四名，研究系二名；徐海道安福系三名，研究系二名；金陵道安福系二名，研究系一名，两相比较，安福系仍占优胜。参议院选举，研究系为挽回败局，特派其健将蓝公武亲临指挥。安福系亦特派段书云携带巨款南下，两不相下。一时票价涨至每张300元。后来两派互不相让，进行斗争，以致酿成选民捣毁票匦之闹剧^[21]。
陕西选举，全由督军陈树藩一人指派，不许旁人过问。关中道有一名众议员非陈所派，亦被选出，陈闻知大怒，选举参议员时，遂极力从严，只许投指定的王樾、武树善等人的票。选举当日，“军人监场，一一干涉”^[22],结果，王樾等均被选出。投票选举候补人时，有三人未按指定名单而别选他人，陈树藩查出后，下令逮捕，“三人几遭杀身之祸”^[23]。8月1日，陈将选举结果电告徐树铮。8月3日，徐复电表示嘉勉说：“东敬悉。选员得人，为国称庆。诸赖荩筹，佩仰无任。”^[24]
类似上述黑幕，其他各地选举均有。安福系通过金钱收买和权势干预，在全国参众两院选举中获得了很大胜利。对此，徐树铮不免喜形于色。6月29日，他在致各省督军的密电中说：“各省区参、众选举已揭晓者，其成绩以奉、皖、黑、晋、热、察、中央各部及蒙、藏为全胜，吉、豫十之九，京、绥五分四，鲁、苏四分三，直、赣、浙三分二。以上选员得人，为国称庆，吾兄闻之当亦为之快慰也。其延期省份，俟得续报，再行奉闻。”^[25]7月底，选举全部揭晓，除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护法五省及川边一特区抵制选举外，总计共选出参议员一百四十七名(按总额为一百六十八名，西南五省一特区二十一名未选出),众议员三百二十五名(总额为四百零六名，西南五省一特区八十一名未选出)。两院合得四百七十二名，其中属于安福系的议员总数为三百八十四名^[26],占百分之八十强，成为国会的唯一支配者。研究系只得二十余名，遭到惨败。
7月12日，北京政府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在8月1日以前齐集京师，定期开会，以便正式成立新的国会。随又指派曾毓隽为参议院会议筹备处处长，王印川为众议院筹备处处长，积极着手筹备两院开会事宜。
8月12日上午10时，新国会在象坊桥众议院开会，到参议员一百零六人，众议员三百五十八人，超过两院议员之半数(开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筹备国会事务局局长于宝轩登台报告召集国会之由来，并由年长的参议员李兆珍任临时主席。主席就席宣读开会词后，冯国璋和段祺瑞相继致祝词，新国会就于这一天宣告正式成立。由于新国会成立，临时参议院改选国会的政治使命业已完成，无继续存在的必要，同日下午也开会宣告解散。
安福俱乐部为了收买议员，供其驱使，8月18日在太平湖中华大学旧址召开欢迎所属两院议员大会，由王揖唐在会上宣布，政府对于安福系议员实行永远津贴，每人每月现洋支票三百元，票面上印有“任重致远”四字^[27]。是日，安福“议员到者颇多，皆欣欣有喜色”^[28]。安福议员“贪饵入彀，其状如鱼”,王揖唐贩卖议员，所以当时人们“以鱼行老板称之”^[29]。
新国会成立后，需要选举产生两院议长。安福俱乐部的成立及国会选举，实赖交通系梁士诒的赞助，参议院议长一席，安福俱乐部早在6月间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就已拟定由梁来担任。安福部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笼络敷衍交通系，另一方面也是借此使梁不至于成为将来国务总理一席的竞争者^[30]。梁士诒虽曾支持安福系，但完全是为了自身派别的目的。他并不赞成段派的武力政策，而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同西南的纠纷；加上在推举总统和副总统问题上的分歧(详后)以及在选举中彼此的争夺，两派间的矛盾加深，开始出现分裂，梁因此表示不愿出任参议院议长。7月初，梁士诒为斡旋南北纠纷，同时为其女儿主办婚事，南下到香港。8月初，段祺瑞、徐树铮托徐世昌电劝梁担任参议院议长，梁即复电坚辞，并有“议员亦不就”之语^[31]。因梁士诒不愿就，安福系拟推朱启钤或周自齐(均为旧交通系首领)以代梁。徐树铮于8月14日致国务院秘书长方枢的电报中说：“燕(燕孙，梁士诒字)既如此，参长何如即举桂(桂莘，朱启钤字),祈转商揖兄。”^[32]但朱、周已有与梁在政治上采取一致行动的密约，均不肯就。段祺瑞、徐树铮、王揖唐无奈，只好接连电促梁士诒，早日回京共商大计^[33]。参议院多数议员决定不等梁同意，举出再说^[34]。
8月22日，参议院开会选举议长，出席参议员一百二十三人。梁士诒是日抵京，当即赶赴会场参加。投票结果，梁以一百一十九票当选议长，朱启钤以一百一十四票当选为副议长。
王揖唐为安福系首领，众议院议长一席将由他担任，早在议员未选出之前即为人所共知。20日，众议院开会选举议长，出席议员二百七十八人，王揖唐以二百六十二票当选。副议长安福系原定为王印川，但与他争夺最力者为刘恩格。刘为奉籍议员，有张作霖撑腰，故双方相持不下。张坚持须由刘膺此席，声称：“国会用我奉军军费二百余万，乃这些事竟要与我较量，我定有相当办法。”^[35]安福系闻言大起恐慌，决定改提刘恩格，聘王印川为秘书长。6月21日，王揖唐在安福胡同本部大办筵席，宴请议员二百余人，自中午12时至晚10时，分省分班，轮流招待，竭力为刘疏通，说：“王月波(印川)为顾全团结计，业已退让，现改就秘书长，望同人体谅王君之意，一致举刘，勿令团体分裂。”^[36]除少数人仍不赞成让步外，多数碍于情面，表示首肯。是日，徐树铮致电奉天督署秘书长袁金铠说：“鲤门(刘恩格)副席煞费经营，揖唐八面奔走，至昨日始有定局，特先奉达，以释注念。”^[37]22日，众议院开会补选副议长，议员出席者二百六十七人，刘恩格得一百七十六票，以多数当选。
这一届成立的国会，人们称之为新国会，而把第一届国会称为旧国会。由于新国会是由安福系一手策划包办产生的，并占有绝对多数议席，因此人们又把它叫做安福国会。研究系伙同皖系军阀把国会强迫改造了，却又被安福系所盘据，研究系自身也被排挤掉。安福系以俱乐部为巢穴，以新国会为护符，一系一会，狼狈相依，把国会这样一个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变成其一党一系把持的工具。安福国会是西方议会政治的变种，背离了民主共和的原则。这也说明，适合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历史情况的议会制度，在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军阀官僚专制的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