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的崛起

宁波帮的崛起，是宁波、上海等城市开埠的产物。宁波人外出经商，历史悠久。在外地以“会馆”形式结成商人团体，始于晚明。鸦片战争前，宁波商人在汉口、常熟、上海等地有些“会馆”、“公所”,但发展不大，在全国的影响不太大。沿海中外贸易兴起后，尤其是五口通商后，宁波人的经商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宁波商帮作为近代商人集团，正式崛起。
宁波、上海同为第一批通商口岸城市，论根基，宁波比上海厚。但因宁波离出口商品的产地远，很快便被上海压下去了。当时，大宗的出口商品是丝、棉、茶、瓷，这些商品集中在太湖流域。上海距太湖流域近。故湖州等地人习惯将商品通过上海出口外国，运到外地。于是，外地、外国客商纷纷云集上海，上海成了最大的国际港口城市。货物集散中心的形成，带动了其他行业。上海的向心力越来越强。宁波人为谋生计，多涌到上海发展，特别是靠上海方向的沿海居民。这些居民，多是海禁时从舟山群岛迁来的。他们生活在荒滩上，十分艰巨。他们多是岛民，擅长航海。上海一开埠，犹如今天的深圳、海南开放，这些沿海的宁波人便纷纷通过航行到上海去赚钱。他们到上海后，或经商，或做学徒，或学手艺，或在船上打工，宁波人称“撑外轮”。随着宁波人在上海的立足，“挈子携妻游申者”越来越多。据近人董启俊估计，清末，上海居民中的宁波人达四十万人。上海和宁波的关系相当密切。宁波人习俗，子弟成年，便托人送到上海谋生，故有“第二故乡”之称。此外，天津、汉口、苏州、北京等地，也有宁波帮商人在活动。北京的银号业、成衣业、药材业，是清一色的浙东商人。天津的浙江会馆，多为宁波人，会务领导权始终为宁波帮所掌握。严信孚，叶澄衷、严蕉铭、王铭槐、叶星海等宁波帮头面人物，都活跃在天津商界。
民国时期，宁波商帮臻于鼎盛阶段。连孙中山先生也对宁波商人备加赞赏。他说：“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因可首屈一指者也。”(《孙中山先生在宁波各界欢迎会上之演说词》,《民国日报》1916年8月25日)这时，宁波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已经长成。他们生长在通商口岸，从小受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熏陶，不少人出身于洋行买办或充当过买办，对新事物极为敏感，具有西方经商手腕。宁波帮、上海帮成了全国最大的商帮。其时，宁波商帮、汉口、天津等大商埠势力特盛。上海总商会是一个足以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一直由宁波帮控制。汉口商界巨子也有不少是宁波商人。宁波帮在天津商界势力也很强。
本世纪中叶，宁波帮纷纷向海外发展。80年代以来，海外“宁波帮”响应政府的号召，纷纷到宁波捐资办学校、医院，修路，还投资宁波，确为宁波的建设出了不少的力。
在全国众多的商帮中，宁波帮崛起时间最晚，影响最大，主要得力于近代中外贸易。由于宁波商有财力雄厚的钱庄、银行撑腰，宁波人头脑又活络，精明能干，遂借中外贸易，后来居上。又因他们和外国商人打交道，从中学到了不少近代经商理论，受西方启发，纷纷投资实业，宁波商人实力越来越强。宁波人重乡谊，同乡观念深，宁波商帮的群体力量遂称雄上海滩、天津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