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粤为和谈讨价还价

“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整个中国为之震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局。在国难当头的情势下，国民党内相互对峙的宁、粤双方，谁也不可能再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面对全国民众要求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呼吁，双方不得不由对峙走向缓和。
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抵北平时，正在北平的吴铁城、李石曾、张继三人立即联名“特急”致电粤方汪精卫、孙科、古应芬等人，请“接受调停”,并称：“此时此际，民族之利害实超出于一切利害之上，今日唯有剿赤、救灾、御外三事为国人所同情，反是则为人民所不恕。”^[1]20日，南京国民党中央致电粤方，表示：“本党同志，必须抛弃其一切意见”,“精诚团结”,“共赴国难”^[2]。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写道：“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亦可。”^[3]
面对迫在眉睫的外辱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对外的呼声，粤方不得不暂停军事行动，公开发出“马(21日)电”,表示赞同“和平统一”,但同时提出和平统一解决时局的三个条件，主要内容为：(一)蒋介石下野；(二)取消广东国民政府；(三)由统一会议产生统一政府^[4]。当天，孙科出席非常会议纪念周，针对“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和平解决宁粤纠纷，作题为《和平统一先要蒋中正下野》的演讲，明确表示：“蒋如下野即可和平解决，不一定要出兵。但蒋下野如是骗人的假话，两广军队仍可随时开动应付。这便是国民政府对于和平的表示。”^[5]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得知粤方的态度后，立即复电粤方表示：“公等致蒋马电钦佩万分，北方袍泽一致照此进行，必期达到目的而后止。”^[6]
21日下午，蒋介石自南昌“剿共”前线返回南京，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同时决定“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7]。针对粤方“马电”中提出的三个条件，蒋介石同陈铭枢等人当面制订了解决粤局的三项原则，内容如下：“(一)如粤中能负全责，则在中央同人尽可退让，一切请在粤同志整个的迁来首都，改组政府。至中正个人下野更无问题，只要粤中能确实负责，前来接代，则中正即可通电下野。(二)如粤中不能负责，则应归中央负责主持，而广东政府自当取消，粤方同志即应齐集首都，共赴国难。(三)如要各方合作，则中正更为欢迎，但必须来沪面商，方是开诚相见，同舟共济之道。”^[8]
28日，蔡元培、张继、陈铭枢和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等人同期抵达香港，双方展开先期谈判^[9]。陈铭枢首先将蒋介石致汪、孙、古的亲笔函交给粤方代表。蒋在信中表示：“当国三年，愆尤丛集，过去之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谴无所加，何心复求诿卸。唯愿诸同志以党国为重，念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不复以平苦【昔】之龃龉为芥蒂，度此漏舟覆巢之惨祸。”^[10]随后，宁、粤双方代表分别阐述了各自解决时局的三原则和三条件。第二天，双方继续谈判，新由欧洲回国的伍朝枢(胡派骨干，接近孙科)也应邀参加^[11]。最后，达成如下两项协议，由陈铭枢等联名电蒋介石：“(一)钧座发一通电，为时局危急引咎，并声明议定统一政府办法时立即下野。粤方亦发一通电，亦向国民引咎，并说非统一不能救国，赴京开会，取消广州政府，并不以钧座下野与否为条件。两电须同时发表，电稿均在草拟。(二)须立即变更京沪卫戍警卫组织，俾粤方诸同志即可安心来京，在总理陵前宣誓开会，议决统一政府办法。”^[12]
当日，蔡元培、张继二人又将双方草拟的通电文稿报蒋介石，并表示：“变更京沪卫戍警卫组织以人选为第一义，拟请任陈真如为首都卫戍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已得陈及粤诸同志同意……此事为和议重要关键，发表之期愈早愈好。”^[13]第二天，蒋介石致电蔡元培等表示：“京沪卫戍事宜请真如兄主持，即日照办。中应引咎自责及个人去就不成问题，早经陈明，惟两方通电时间若与实际解决相距过远，照目前形势深虞于外交、财政发生困难。”因此他主张粤方“同志即日来沪，详商一切”^[14]。蒋的这一指示，实际上否认了双方协议中要求蒋先发表下野通电，再行建立统一政府的原则。蒋曾在当天日记对粤方这一前提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接粤方拟稿通电，仍以统一会议，改组统一的国民政府为条件，并多诬辱之句。当此横逆之来，既要余屈服，又要余负责，而若辈毫无负责勇气，既不顾大局，一意捣乱，而又无能力来组织政府；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且乘此外侮之机，勾结敌国，动摇国本，能不痛心！此时只有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以求万一之补救。”^[15]尽管蒋口头上说得冠冕堂皇，一再对粤表示“个人下野更无问题”,而内心深处是不肯轻意放弃权力的。
30日，宁、粤双方代表自香港抵广州，随即同粤方全体举行会谈，古应芬、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等粤方党政军领袖，因汪精卫、孙科未能坚持粤方原定的须蒋先下野，而后开和平会议的主张，因此，元老派强硬表示：下野“通电发表之前不能来沪”,“发表之期，希望在本(10)月五日”,并进一步要求：“自通告发表日至开会日至少三星期，并须十九路军全部到达京沪以后。两方所希告之十月十日四全代表大会，拟由两方亦于五日宣告展期。”^[16]此时，阎锡山也致电粤方表示支持，称“现在北方发动较易”,请指示“具体办法”^[17]。同时电汪精卫表示：“闻蒋复电拒下野，不知确否？弟意迁就当有界限。”^[18]
10月2日，陈铭枢密电蒋介石报告：“广州若干老同志尚持异议”,“有人欲加提困难条件，对和议施其破坏伎俩。”他还向蒋解释和议之困难，“甚至张(继)先生与君佩(李文范)同志相对下跪，乃得议定”,并恳请蒋在其下野“通电中统议产生之国民政府成立，当解除任务，即日引退一节，乞勿更改，免至和议根本动摇”^[19]。
粤方此举，引起蒋介石的极大不满。蒋当日即复电拒绝，并对蔡、张、陈三人颇有责备之意，蒋致电三人表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统一中国方能对外救国。故于此党国存亡之际，不得不在事理上求一圆满解决之道，特与兄等面定三个原则……舍此三者之外，而欲必有条件相要胁，则于情、于理、于公、于私皆不能通，无异背道而驰，殊非中正所愿闻也。兄等竟忘此三个原则及无条件三个字，而乃来此绝无磋商余地之东(一日)电，未知何意，诚令人不解……今粤中同志既不在情理与国难中求解决，又不能来此面商，则先发通电更滋纠纷，无补于事。”^[20]对粤方逼迫“先发通电”一事，蒋介石斥之为“直等于儿戏”。他在日记中愤慨道：“国事危急至此，而若辈尚以敌对态度要胁不止，对国内与中央则施压迫，对倭寇则勾结迁就，是诚无人心矣。呜呼！人心已死，可叹孰甚。”^[21]
粤方得到蒋氏此电后，双方和谈几乎破裂。10月3日，原拟返京的陈铭枢得知蒋电内容，也深恐粤方“借口破坏”,再次从香港“与哲生重入广州，与汪同志密为挽救”,并电蒋解释道：“以职近日观察，钧座如通电后，汪、孙两同志必可离粤赴沪。汪、孙离粤，则中央对外对内均可绰有余裕……如通电不发，则某等必于双十节开四全大会，汪、孙两位再无术可以斡旋，形成更强【僵】之局……生死关头，系于瞬息，恳再赐察核。”^[22]4日，蔡元培等人也电蒋解释道：“钧座对于培等东电似有误会。此间各同志意见颇多。所谓两方同发通电，全由汪、孙两同志苦心磋商之结果。通电一发，彼等次日即可来沪把晤。不过以通电为会晤之标纽，非作为条件也。江午钧电到后，误会者尤多。现由汪同志设法解释。结果如何，再行报告。”^[23]
面对蔡、陈等人的解释，蒋介石仍毫不妥协。而此时粤方内部开始出现较大分歧。这一分歧又被刚刚返粤的陈铭枢所洞察。10月4日，陈一天连发两密电向蒋报告观察所得：“粤中群情庞杂，老同志成见极深，某等复存心破坏，精卫、哲生暗中调协，意甚诚切。”^[24]“汪先生坚决主张赴沪，下午与某等大辩论。哲生与汪意见一致，伯南(陈济棠)受激动亦甚赞成。明日他们开非常会议解决。他们即不通过，汪亦必行。枢极劝孙同行，前途可乐观。”^[25]
蒋介石得到陈的密报后，态度更加强硬。第二天蒋致电蔡元培等人，转告粤方：“对于通电原则，前电本已赞同，且甚愿早发，无所犹豫。惟当此外交紧急，存亡呼吸之际，不可一日无政府，此电文句虽发，电后仍未下野，而中外心理与事实已等于入无政府状态……通电发表之后，粤中同志尚未来到之前，中间负责无人，万一发生意外，不但无以自解，即粤中同志亦与有责。如粤中同志能早日来沪，或请精卫、哲生、襄勤、君佩诸先生来亦可。诸兄朝到沪，此电夕即发。诸兄若不能来到，此电为国家计，实不能不负责审慎。”^[26]
为了加强对粤方内部的分化，蒋介石首先将汪精卫列为主攻目标，密电陈铭枢转汪精卫，称赞：“兄排除众议，毅然来沪，共赴国难，患难乃见真友，遥闻之下，无任铭感。”^[27]由于蒋的强硬立场和粤方内部不和，10月5日，非常会议被迫作出让步，决定：(一)最低限度先释放胡汉民；(二)全体联名请胡复出。汪精卫于会议席上亲笔致函胡汉民，写好后由各人连署，托陈铭枢带往南京面呈。函称：“展堂先生大鉴：蔡、张、陈三先生来，具述和平统一之必要，弟等皆同此心，惟弟等一致之要求在先生即来沪一行。如先生抵沪，此间即举出代表来沪共商统一之进行。弟等已托真如先生先回，与介石先生接洽一切。想对于此等最低限度之要求必能达到。惟盼先生俯顺弟等之意，即行来沪，以慰同志之望，而促进和平统一之进行。”^[28]同时，广州国民政府也作出如下决定：“(一)由蒋决定发表下野通电日期；(二)十九路军调宁后，粤代表方北上；(三)俟在沪商有头绪，粤委始赴京。”^[29]
6日，广州“非常会议”公开发表其解决时局主张的“麻电”,强调“民主政治之先决条件，在使武力受政治之支配”,并提出四项具体办法：“(一)废除海陆空军总司令；(二)设军区，军区之划分，不必同于行政区域之划分；(三)军需之独立，革除以个人支配军队，以军队长官支配军饷之恶习；(四)国防统于中央，保安属之地方，全国军队应负此两大任务。至于政治，绝对不容干涉。”^[30]至此，双方谈判暂告一段落。
10月8日，蒋介石针对粤方态度，致电何应钦告之今后宁方所持立场：“对粤方针以无条件合作，并无所谓党政军分工之说；对日备有最后之决心，如逼不得已，惟维持革命之精神、民族之人格，以留历史之光荣。但并无联俄之策，亦决不屈服于日本武力压迫之下也。”^[31]10月10日“双十节”,蒋自省道：“自十七年双十节就国府主席以来，至今正三年矣。此三年之中祸患迭起，残乱频乘，而尤以最近半年内为特甚。此皆余智力不足，用人失当，不能自拔之过也。外侮内忧、天灾人祸之来，固由余德薄之所致，而所以致余至此者，乃自名为一般老党员争权夺利，舍责避怨，宁使党国灭亡，而不顾新进后起，其意气用事，实足以灭亡而有余也。世人不察皆加罪于余一人，余亦愿任其咎，否则无人能胜此重任也。余于此惟有忍辱负重，死而后已耳。”^[32]
12日，陈铭枢由粤抵京，向蒋介石报告议和经过。蒋深知此时如再不释放胡汉民，尽管汪精卫、孙科等人愿意北上，“惟古(应芬)等以高压手段阻其行”^[33],宁粤和谈很难实现。此时宁方要员也“皆主展堂日内即至沪”^[34]。蒋于是被迫答应粤方条件。次日，胡汉民在陈铭枢、吴铁城陪同下先去见蒋。据陈回忆：“他们见面时，表现尚觉融洽，胡对东北问题发言甚多。当即由蒋决定推我及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等同胡一起赴沪，候晤汪、孙等人，并欢迎他们入京，开和平统一会议。14日晨，蒋又亲往胡宅拜访，下午我们陪同胡赴沪。此为胡自1928年入京后第一次离开南京。”^[35]
15日，胡汉民致电粤方报告平安，并对以往党内纠纷深刻反省道：“过去党内一部分力量属于己有，党即失去团结之本体。人每欲自私，则互相排他；排他则纠纷愈多，而各人遂忙于对人，忽于对事。而奸黠者流，乘虚以入，肆其恶行，亦遂莫由过问，驯致过则归于吾党，权则归于他人。久而久之，党不为人民所重，乃为人民所轻，积渐且为人民所忌恨矣。此其错误，皆不容吾辈各自诿卸责任，弟亦容或为过误中之一人。”但胡又不忘为自己表白，称：“然平日自检，担负既往之过误则较轻，而今日盼望吾辈纠正过去错误之心则最切。”为此，他请求粤方从速“推举代表来沪进行议和，共商大计”^[36]。此前，蒋介石拜访胡汉民时，曾自谦道：“余以过去之是非曲直，皆归一人任之，并自认错误。”^[37]但当蒋得知胡电内容后则慨叹道：“以粤方与展堂阻碍，内忧甚于外患，可叹。”^[38]
就在胡汉民赴沪当日，陈铭枢根据双方和议要求，下令调所属十九路军开京沪驻防^[39]。粤方看到胡汉民已恢复自由，符合非常会议的最低要求，于是决定派汪精卫、孙科、伍朝枢、古应芬、李文范五人偕同蔡元培、张继赴沪。后古氏因病无法前往，粤方又加推邹鲁、陈友仁两人为代表。同行的尚有唐生智、张发奎、黄绍竑等，连同随员一百多人，于21日抵达上海。行程中还有一小插曲：船经台湾海峡时遭遇强台风，相当危险。黄绍竑曾开玩笑地对唐生智说：“孟潇，这回如果不是‘同舟共济’,就是‘同舟共葬’了……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会对国家有益的，因为同船的好些人，都是以前内战的捣蛋鬼。”^[40]
粤方代表赴沪前，还分别致电阎锡山、冯玉祥等北方领袖，转告广州国民政府主张，并表示决定另设“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各国防分区”,“请领导北方同志一致主张”^[41]。阎对“政府主张极表赞同”,立即复电表示：“自当遵嘱催促北方一致行动也。”^[42]改组派还四处宣传：新政府将以“唐绍仪任国府主席，蒋任国防会主席，其他四国防分会主席以作相、宗仁、济棠、玉祥分任”^[43]。
汪精卫等人抵沪后立即同胡汉民会合。当时粤方许多人都认为这回汪、胡两位领袖能真诚合作，国民党可以改变过去内部派系斗争的局势。当汪、胡二人在伍朝枢寓所见面时，汪也作出一付谦虚诚恳的样子，对胡说：“中山先生在日时，我就是小兄弟，现在经过多少离合悲欢，回想起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愿听老大哥的教训。”于是胡也就公然用老大哥的口吻说了几句批评的话^[44]。事实上，粤方内部的裂痕早已显现。据蒋派往香港执行分化粤方任务的杨永泰18日报告：“汪、孙、李、伍等明晨赴沪，伪府立场全失。故和议完满与否，汪、孙绝不再作回粤想。近日汪极亲孙、尊孙。彼二人亦欲自介于胡派与中央间之调人。当前和局纵不十分迁就，亦必事成。粤方畏赤如虎，不能派兵入赣填防，惟极注意四全大会。”^[45]
同时，南京方面为显示诚意，于1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一百六十五次会议上根据中常委提议：“现值国势危急，本党各同志亟须一致团结，以救国难。”决议：“一，凡本党同志自第二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因政治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提请追认；二，前项恢复党籍者，即请中监会查明开具名单，以便提请四全大会追认。”^[46]计恢复党籍者有：汪精卫、陈公博、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程潜、柏文蔚等三十五人。
22日，蒋介石乘飞机自宁到沪，首先在宋子文寓所同于右任、李石曾、陈铭枢、张静江、邵力子、邵元冲等先行会谈。“对于与粤方代表接洽之标准，介石谓只要彼等对于党及政治之系统不动摇及对建国大纲不违反者，其他皆可让步”^[47]。其目的就是要继续维护原有的统治体系。随后，蒋介石等人同往孙科在沪寓所和粤方代表会晤。此次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的会谈，是自1926年胡汉民因廖仲恺被刺案被迫离国后五年来仅有的一次会面。这短短的三小时会谈，也是他们三人毕生中的最后一次。会谈结束后，蒋借口京中有事，当日返回南京。蒋介石离沪后，双方代表继续会谈，达成两点决议：(一)外交方面“须求得一致，共赴国难”;(二)党政军方面，“由京派定代表与粤方代表先在沪详商办法，俟将草案拟定，再入京开正式会议”^[48]。会谈结束后，粤方代表六人又共同联名致函蒋介石，单方面提出粤方共赴国难的七项条件：“(一)为共赴国难计，先谋外交之一致行动。(二)关于党国诸疑难问题，拟请尊处派出代表数人，在沪与弟等详细讨论解决方法。俟彼此同意，乃开正式会议，以决定实行。(三)弟等认定党国根本问题，最要在集权于党，而按照建国大纲所定程序，以完成民主政治。此点乃根本原则，尚希鉴察。(四)关于党务，拟召集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议，共谋解决产生健全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务扫除过去纠纷，以确定将来基础。(五)国民政府主席，拟仿法、德总统制，以年高德劭之同志任之，现役军人不宜当选。(六)陆海空军总司令一职，拟废除之，另设军事机关，其详另定之。(七)目前在粤所拟双方通电，其用意在使从前纠纷得一结束，决非彼此抛弃责任。故会议决定以前彼此应尽之责任，应照常担负。至于此后对于党国如何服务，一听命于会议。”^[49]
这封信由蔡元培、张继二人携带入京，在23日晨召开的中常会上向蒋介石报告。粤方提出的七项条件中，前两条是蒋、汪、胡等人会谈时议定的，并没有新鲜内容。第三、四条重点在于提高党权、削弱军权，目的在于恢复党权高于军权的组织形式。第五、六、七条，明显是针对蒋介石而发，同前一天蒋在宋宅和宁方代表议定的不变更现行政府体制原则，完全违背。由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废除总司令制，目的都是限制蒋垄断政权，并再次要求蒋在正式会谈前公开发表下野通电。面对粤方的七项条件，蒋在日记中愤慨道：“粤方托蔡、张携七条件来京，以为中央已无办法，故提此苛刻无理之要求。倭寇藉粤方捣乱之机，以逼迫中国；粤寇藉倭奴之力，以倒中国，而且其推出代表全为粤人，是广东毅然成一粤国与倭国攻守同盟，以攻中央形势，至此殊为我中华民族羞。对此叛逆不可再以理谕，惟有负责坚持，以报党国，岂有退步之余地乎！”^[50]
对粤方“既不敢负此军国重责，又不肯知难而退”,蒋介石深表不满^[51]。第二天，蒋复函粤方代表，表示：“目前第一要义，厥在以一致对外之精神，表现之于事实，使国际观听得所转移，国民期望得所安慰，救国救党，惟此最为急务。至关于党国根本问题，如何斟酌至善，藉立此后良好之基础，而不种将来之恶因，事关内部，无不可以开诚相见，从容商谈。”蒋并正式指定李石曾、张静江、张继、蔡元培、陈铭枢五人为宁方代表，在沪同粤方代表继续讨论，希望粤方“迅与石曾诸先生商定后，即日命驾来京，共赴国难”^[52]。蒋氏复函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外侮为由，要求粤方尽快来京，“共赴国难”,至于粤方所提改组现政府组织形式等条件，则表示可“从容商谈”。为此，蒋暗中“授意左右要人联名通电拥蒋”,“并暗行联汪拒胡，以延缓、分化手段应付粤方”^[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