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文学

“学衡”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时期，在南方涌现出来的一个宣传复古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文学流派和社团。一九二二年一月，该派因为在上海创办《学衡》月刊而得名(共出了79期，1933年停刊。)该派和北京的甲寅派(《甲寅》周刊)一样，以“精通西学”的名义，为旧势力呼号。它们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不断向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进行反扑。“学衡”派的主要人物有胡先驌、梅光迪和吴宓等。他们当时都是东南大学的教授，都是与胡适同时期的外国留学生，和“桐城派”林纾等人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是一批穿“西装”的封建绅士、半欧化的守旧复古派。

在“学衡”派的三个代表人物中，胡先驌反对文学革命最起劲，他是在集中全力攻击白话文学，而梅光迪、吴宓二人则主要着眼于反对新文化运动。从一九一九年起，胡先驌发表了《中国文学改良论(上)》、《评尝试集》、《评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后又在《学衡》杂志上发表了《文学之标准》。由于胡先驌也主张改良文学，对古文和白话文学并加抨击，所以他的文章特别引人注目。此外，梅光迪发表了《评提倡新文化者》、《现今西洋人文主义》；吴宓发表了《论新文化运动》、《我之人生观》。他们在上述文章中，摆出一副“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架子，打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号，拾取一些西洋古典，竭力为“国粹”和文言文擦胭抹粉，反对白话文和文学革命。

“学衡”派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们诬蔑新文学运动使中国文学“雷同因袭，千篇一律”，并把造成这种所谓“恶果”的原因归结为新文学提倡者把“久已为经济学家所批驳”的“马克斯(思)之社会主义”，“尊若圣经”(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诬蔑马克思主义是陈旧的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是“无的放矢”、“全失其义”(肖纯锦：《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

“学衡”派的主要论点如下：

一、反对文学的进化和革命。

梅光迪在《评提倡新文化者》中说过：“文学进化至难言者，西国名家多斥文学进化为流俗之错误，而吾国人乃迷信之，……若后派必优于前派，后派兴而前派即绝迹者。然此稍读西洋史，稍闻西洋名家诸论者，即不作此等妄言。何吾国人童騃无知，颠倒是非如是乎！”

二、鼓吹文言胜于白话，认为白话不宜作诗，反对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

胡先骕在《中国文学改良论》中说，文言“除少数艰涩之句外，莫不言从字顺”，“动辄洋洋万言，莫不痛快淋漓纤悉必达”，而“用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又说：“诗家不能尽用白话，征诸中外皆然。……且无论何人必不能以俗语填词。”他认为白话诗“仅为白话而非诗”；还认为，文学的演变，到梁启超的新文体已够“简明显豁”，“中学学生能读能作”，实在不需要另造白话文学了。

三、说什么言与文不应合一，单纯的白话不能成文章。

胡先骕在《中国文学改良论》中还说：“语言若与文字合而为一，则语言变而文字亦随之而变。……向使以白话为文，随时变迁，宋元之文，已不可读，况秦、汉、魏、晋乎！此正中国言文分离之优点，乃论者以之为劣，岂不谬哉。”

四、认为文学只能因袭模仿前人，不能创新和革命。

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说过：“文学成于模仿。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时率皆力效前人，节节规抚，初仅形似，继则神似，其后逐渐变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模仿而出者也。”他们还诬蔑新文学运动是“模仿西人，仅得糟粕。”

五、攻击新文学提倡现实主义是与黑幕小说同流。

此外，“学衡”派还竭力地为封建军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罪行辩护。他们诬蔑学生的爱国行动是为政客所利用，“启无故之衅”，极力引诱青年“静室讲习，埋首故纸”，妄图把广大青年引入歧途。

“学衡”派的主要特征是“中西合璧”，爱用西洋“典故”以证明它们的复古理论的正确。说什么“凡夙昔尊崇孔孟之道者，必肆力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哲理”，“凡读西洋之名贤杰作者，则日见国粹之可爱”，等等。

“学衡”派的谬论刚一出笼，就遭到新文学运动拥护者的反击。邓中夏在《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一文中，号召社会化的文学家联合起来，向梅光迪之流“一致进攻”。他指出，“学衡”派与研究系、政学系、联省自治派和无政府党等各种反动势力是一丘之貉。鲁迅、沈雁冰(当时化名为玄珠)、沈泽民、郑振铎、罗家伦等人也纷纷写文章加以批驳。例如，当梅光迪说什么“英国文学评论大家韩立士多斥文学进化论为流俗之错误，而吾国仍迷信之”时，沈雁冰就撰文《评梅光迪之所评》，着重驳斥其“立论的外国根据”，指出韩立士死后，西欧文学评论界早已否定了他的观点，而西欧文学进化观点的兴趣还在韩立士死了之后，所以梅光迪完全是在“颠倒系统”；而胡先骕认为，中外“诗家必不尽用白话”、“欧西文言，何尝合一”，还以希腊古文学的重大价值来攻击提倡白话文的人。沈雁冰的文章指出：“英美文学家原来都是用白话文做文章的”；还说，希腊也曾有过“文白之争”，而古希腊的“文言”最后“也只好让给白话了”，以此证明“现代人作文以现代语”是“举世所趋”。给“学衡”派以致命打击的还有鲁迅先生，他在《估“学衡”》这篇文章里，根据“学衡”派“虽然张皇国学，笔下却未免欠亨，不能自了”的众多事例，指出他们“文且未亨，理将安抚”，“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他们“‘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他们“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们放的假毫光。”有力地揭穿了这帮封建余孽“昌明国粹”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经过鲁迅和沈雁冰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学阵营的反击，“学衡”派便声名狼藉、丑态毕露、溃不成阵了。他们这伙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在我国文化领域的代言人，只好偃旗息鼓、销声匿迹，终于被文学革命的浪潮所卷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