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古求变的继承论

赵宦光从格调的理论出发，要求书法既能合乎古法，又能有逸调韵致，故主张学古能变。他说：“临仿法帖，字字拟古，人知之矣；笔笔自好，知者益鲜也。不拟古无格，不自好无调，无格不立，无调不成，是以有格者多，成功者少，不自好者载道耳。”(卷上《学力》)可见从格的要求出发，宜学古有法，模拟前人；从调的要求出发，宜笔有创意，自成一家，两者结合，方能臻妙，故赵氏主张学古基础上的新变，这就是他与文学上的格调派的不同之处。李攀龙曾经强调于尺尺寸寸之中求古人文法，学古愈似则愈高，而赵宦光则要求拟议与变化相结合，赵氏生当明季，文学上的格调论已备受攻击，个性解放的思潮已在晚明文艺界发出异彩，故他能既采取格调之说，又不为拟古的思想所囿，赵氏说： “书法变幻故自妙境，若无学而变，宁不变也；宋人作诗有禁体，弄出许多丑态，覆车前辙，亦可畏矣。古人谓老年才尽，余则以为学尽耳，非才之罪也，诗文如是，书法亦然。”(卷上 《学力》)可见他强调学习基础上的变化，只学不变，法将成为死法；无学求变，变将流为野狐，他说“学力到处，自然心开；未到而开者，十九野狐。”(同上)即主张在坚实的学古基础之上的神明变化，在长期积累之后的自然流露。故要求“学时笔笔仿古，成功字字自作”(《附录》)。他又说： “字熟必变，熟而不变者，庸俗生厌矣；字变必熟，变不由熟者，妖妄取笑矣。故熟而不变，虽熟犹生，何也？非描工即写照耳，离此疏矣；变不由熟，虽变亦庸，何也？所变者非狂醒即昏梦耳，醒来耻矣。”(卷下 《评鉴》)他 “熟”与“变”的看法是辩证的，变必由熟，熟必生变，两者是互为表里的。这正体现了他对学古与新变的认识，他说：
临帖作我书，盗也，非学也；参古作我书，借也，非盗也； 变彼作我书，阶也，非借也； 融会作我书，是即师资也，非直阶梯也，乃始是学。能俱此念而作书，即笔笔临摹无妨盗比，但问初心何心耳，若中道而废，肝胆未易明白。(卷上 《临仿》)
赵氏以为善学书者能熟谙古人笔画，并用以化为自己的笔法，在比照和领会前人的作品中体会其异同得失，然后变化出之，否则仅随古人脚后亦步亦趋，只如佣奴随主，为士人所不取。他将学习前人分作盗、借、阶、师资等不同层次，主张融会其意而化为己有。故他提倡“师意”与“得神”,以为“善学者师其意，不师其迹”,又说： “得神遗形者高，得形遗神者卑。”要从精神意趣上学习古人，而不断断于笔画形似。故他主张“初临帖时求其逼真，勿求美好；既得形似，但求美好，勿求逼真”。(卷上《临仿》)由形似而求精神，由学古而求变化，便是他继承前人法书的原则。由此他提出了 “仿书”与“临帖”两种不同的学习方式：“仿书与临帖绝然两途，若认作一道，大谬也。临帖丝发惟肖，无论矣；仿书但仿其用笔，仿其结构，若肥瘠短长，置之牝牡骊黄之外，至于引带粘断，勿问可也。若留心于所不当留，枉费一生力气。皎若太阳升朝霞，灼若芙蕖出绿波，于美人何有？而远近皆以为比，固知人情在阿堵中。”可知临帖在取形，仿书在取神，神得而遗形，正是学书者所宜取的途径。精神何谓？在于用笔与结构，即格调之所在，故可知赵宦光所说的格调并非仅形貌而言，而意在牝牡骊黄之外。古人以灿烂的朝阳与出于清水的芙蓉来形容美人，朝阳、荷花与美人虽风马牛不相及，但人们从中发现了其中共通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神”,是人们在观照上述诸物中所得到的审美情绪。如此，他将学习古人书法的问题上升到了美学的高度。
从学古而求变的宗旨出发，赵宦光要求专与博相结合，他说： “不专一家，不得其髓；不博众妙，熟取其腴。髓似胜腴，然人役也，其机死矣，腴乃转生，生始为我物。”(卷上《学力》)专即求熟，博则求变，专博结合，故熟而能变。他说： “凡玩一帖，须字字经意，比量于我，已得未得，若已得者功在加熟，若未得者，作稀有想，藏之胸中，掩卷记忆，不能记忆，更开卷重玩，必使全记不忘而后已，他时再转，便作已得想。”(同上)他要求将古人之一点一画都谙熟于胸，然后再生变化，此可谓对专的解释；又说：“学书者博采众美，始得成家，若专习一书，即使乱真，无过假迹，书奴而已。”此可谓对博的重视。故他主张取一家专心学之，临摹谙熟以求其法，然后参以众家，博取汇通，以求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