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口之役

在镇南关之役以前，河口起义的准备工作即着手进行。
河口地处中越边界，有滇越铁路经过，北可达昆明，清政府在此建有炮台四座，重兵防守。孙中山的机关部设在河内，计划在云南发动起义，河口是必争之地。
1908年4月，孙中山委派黄明堂筹划云南起义事宜，以王和顺、关仁甫为辅。事先，关仁甫潜入境内，与清军防营约定，凡携械投降者，给银一元。29日夜二时，黄明堂等率所部二百余人从安南边界渡河，得到清军防营一部响应，共约五百人，向河口进攻。四时，占领河口。城内警兵相率反正，清军管带岑得贵等逃入半山炮台，与防务处督办王镇邦合力死守。4月30日，起义军奋力攻山，管带黄元桢投降，王镇邦也诈称愿降，暗命亲随射杀上山说降的党人黄华廷。起义军大愤，全力进攻。清军守备熊通用枪押着王镇邦，率部反正，清军全部投降，河口四座炮台均为起义军占领，得枪千余，子弹七万发。革命军处死了王镇邦，成立云贵都督府。黄明堂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出示安民，声称：“本军政府因义讨暴，为民请命”^[1],宣布军律若干条，同时向各国发表宣言，声称“本军政府今起国民军，拟欲推倒现今之清政府，建造社会主义之民主国家，同时对于友邦各国益敦睦谊，以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幸福”^[2]。其条文主要有：
军政府占领地内之外国人民财产一体保护；
军政府占领地内，外国人于条约上已得之权利，皆得继续有效力；
外国人若直接援助清政府妨害国民军者，国民军即将其认作敌国；
外国人若以战争用品接济清政府，则国民军立即没收之^[3]。
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是保证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河口于1895年后辟为通商口岸，法国政府在这里设立了副领事署。革命军所颁布的条文注意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反对帝国主义者和清政府勾结，是正确的。但是，完全承认“外国人于条约上已得之权利”,则是对帝国主义过分的让步。
义军得到了河口商人和越南华侨的资助。河口商人资助一千七百余元，越南华侨资助四千余元，并运来大米四百余包^[4]。5月2日，关仁甫率军四百人左趋曼耗，准备进兵个旧，攻取蒙自。一路连克巴沙、田防、安定、新街、万河等地。4日，王和顺率兵沿铁路北攻，清军纷纷来降，王部占领南溪。
河口起义的主力是变兵，哗变的原因是欠饷与禁赌。对这支队伍，胡汉民不放心，建议孙中山派黄兴节制各军。5月3日，孙中山在新加坡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7日，黄兴进抵河口，力催黄明堂沿铁路进攻昆明，黄明堂担心粮食不继，犹豫迟疑。黄兴焦急，准备亲率各军前进，黄明堂仅派兵百人。由于缺乏思想基础，行军不到一里，士兵便向天开枪，齐呼疲倦；再行半里，便一齐哄散。黄兴无法，只好折回河口，派人至前敌找王和顺商量。王也以兵疲弹缺为虑。在此情况下，黄兴仍拟率军先取蒙自，而将士多不听命，并要求再发一个月的饷。不得已，黄兴于5月9日返回河内，准备多买一点驳壳枪，成立一个司令部或敢死队，强制士兵服从命令。住一日，复乘车北上，过老街时，被法警截留，解送出境。
河口起义过程中，清政府曾多次向法国外务部交涉。5月6日，法国政府表示，“自当竭力相助”^[5]。21日，法国驻蒙自代领事罗何(R.Reau)声称：“尽快结束目前的骚乱实为至要，否则它会给我们带来不祥的后果。”^[6]这一时期，安南法国殖民当局封锁边界，禁阻起义人员及粮械进入云南。26日，在清军白金柱部进攻下，河口失守，黄明堂率六百余名战士突围撤入安南，被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到新加坡遣散。
在此期间，比利时中国留学生传闻清政府电驻法公使，将借法兵平滇乱，便电告东京《云南》杂志社。5月24日，杨振鸿、赵伸、吕志伊等以云南留日同乡会名义，邀请全体留日中国学生召开云南独立大会，宣称“云南人绝对的不受清廷之支配，亦绝对的不受他国之干涉”^[7]。会后，杨振鸿邀同志数十人秘密返国，拟入滇援助义军。行至香港时，得悉起义失败，南行至仰光。
至此，孙中山在中国南部亲自领导的六次起义全部失败。
1908年11月，光绪帝及西太后二人相继死去，杨振鸿曾联络土司刁春园，计划于12月23日在永昌起义，也未成事。
两广和云南都是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剧烈的地区，会党势力深厚，人民富于反抗精神。1903年的云南周云祥起义、1904年的广西陆亚发起义，都曾给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巨大鼓舞。这一地区距离清政府的统治中心遥远，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又有漫长的海岸线或国境线，便于从国外输入饷械和人员。因此，孙中山选择这一地区作为“起点之地”。但是，他没有看到，由于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这一地区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形势到1907年前后已经转为低潮。加上革命派又不善于发动群众，未能把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斗争和当地人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样，起义就只可能在个别地方突破而不可能有大片区域的发展，必然无力抵御清军的四面围攻，也应付不了外援断绝后的艰难局面。
孙中山在南部地区发动的多次起义，既没有从根本上威胁到清政府的生存，也没有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扩大革命的政治影响，而起义的连续失败，却使部分革命党人产生了沮丧情绪，加深了他们对孙中山领导的怀疑和不满，成为此后同盟会上层涣散和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