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诸子散文·孟子·《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
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
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
曰：“然。”
“许子必织布然后衣乎？”
曰：“否，许子衣褐。”
“许子冠乎？”
曰：“冠。”
曰：“奚冠？”
曰：“冠素。”
曰：“自织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曰：“许子奚为不自织？”
曰：“害于耕。”
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
曰：“然。”
“自为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於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決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
“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於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 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君哉舜也！ 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 亦不用于耕耳。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於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於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曰，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师而学之，亦异於曾子矣。吾闻‘出於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干幽谷者。《鲁
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
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本章是孟子的代表作。它贬斥农家，颂扬尧舜，提倡社会分工，反对平均主义。全文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
从开头到“恶得贤”是第一部分。简单介绍农家学派许行、陈良与陈相等人的言行概况以及他们提出的“君民并耕说”，树立起批驳的靶子，交代出论辩的起因。文章开篇就略记下农家学派许行师徒来到滕国后的生活和生产情景。接着又让儒家学派陈良的弟子陈相登场。他与弟弟陈辛“负耒耜”也来到了滕国，两派同是向往仁政，这就暗示了两派都有主张仁政、反对暴政的相同之点，并且表明儒家陈相是并不排斥农家的，于是就出现了“陈相见许行而大悦”的场面，甚至于“尽弃其学”改换门庭，投到农家行列。这段描述平直简略，丝毫不见作者的好恶，然而却暗藏着玄机，为后文设下了伏线。接着，推出陈相与儒家宗师孟子的会见场面，摆出农家“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餮而治”的主张和他们的“厉民”观点。排开论辩双方的阵势，就为下文一场激烈的舌战打下了基础。这一部分的描述，正是体现了《孟子》散文以对话体为主，又不纯粹是对话体，而有别于《论语》的艺术特点。
从“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到“亦为不善变矣”是第二部分。这部分以许行本人的所作所为和古代圣王贤君的突出功绩批驳农家的“并耕”之说，痛斥陈相的背师行径。表达又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记叙双方的辩论，侧重以问答方式用许行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其“并耕”说的无法成立。孟子抛开陈相所说的贤者必须实行的“并耕而食”以及“饔餮而治”不提，而从闲谈曰常生活的几个方面入手，一步步引陈相入圈套。连续三番问答，涉及粮食、衣服、帽子，可孟子就是不谈“耕”字。第四番问答，一个极为简单的过渡，问到了帽子是否自己织的，引出了陈相“以粟易之”的答复。孟子再问为什么不自织，陈相提出“害于耕”也就是影响耕种的理由。但孟子还是置“耕”而不顾，又进一步故意问到饭锅和铁制农具是否自己制造，再次引出了对方“以粟易之”的回答。孟子看准时机，针对前文陈相来见时发表的“厉民”见解，联系许行用粮食交换陶器铁器的作为，正颜厉色地指出：互换产品的双方根本不存在损害对方之说。又追问许行为什么不亲手制作各种器物，为什么纷纷然同百工交易。为什么许行不怕麻烦。如此连续反诘，就逼得陈相不得不老实承认：“固不可耕且为也。”也就是耕种和做工不能兼顾的意思。这就为下文孟子阐述社会分工提供了坚实的依据，作了有力的铺垫。在这段回答中，孟子处于主动地位，居高临下，先发制人。语气时而缓和，时而严厉，迫使对方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甚至把对方问得理屈辞穷，只能从实说来。其机智的辩术令人叹服。接着，孟子抓住陈相所说的“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的话柄，马上转到“治天下”能否“耕且为”的问题上来。这就把前面滕文公未闻“贤者并耕而食，饔餮而治”完全纳入正题，引出了下文的警辟阐述。孟子随即提出了“大人之事”和“小人之事”的概念，指出了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和不分工的危害性。再把“大人”和“小人”区分为“劳心者”与“劳力者”，认为二者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靠人供养与供养别人的关系，并确认这是天下普遍的道理。这段议论是就天下的贤者与百工的关系来阐明不可能人人都“耕且为”的。论辩中先反问，又对举，再譬喻，后作结论。方法多变，气势酣畅，有不容置疑的力度。第二层和下一层，都是孟子独自一方的阐述。这一层列举古代圣贤尧、舜、禹等证明“劳心者”为天下大事操劳，无法“并耕而食”。孔孟儒家学派本来就尊奉先代圣王贤君，学说中就包括“道尧舜”的内容。孟子首先称颂了尧的“劳心”忧民、选拔舜来治理洪水天灾，又赞扬了舜使伯益掌火，焚烧禽兽，以除祸患，还夸说了舜派禹治水，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感人事迹。尧、舜、禹等都如此为天下劳心，不得闲暇，最后就自然会得出“虽欲耕，得乎”的结论。接下去，又讲周朝祖先后稷如何教民稼穑使五谷成熟，人民得到养育之恩，殷朝祖先契如何教育人民，使之懂得伦理道德，尧又如何嘱告契，要多方面正确地领导人民，使之各得其所。其中所引尧的语言，构成了一长串的排比，句式相称而有变化，节奏明快而富于韵律，宛如一首赞美诗。在如此完美地表现了古代贤君的仁德胸怀和竭尽心劳之后，便也自然推出了“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的结论。这就等于说“大人”、“劳心者”们，根本无暇同“小人”、“劳力者”、“并耕而食”。孟子感到意犹未尽，又紧扣前文多次提到的“忧”字来作发挥。说尧因不得舜而忧，舜因不得禹和皋陶而忧，而农夫所忧的是百亩田不易耕种。对比之下，显然表明“大人”和“小人”或“劳心者”和“劳力者”之忧不可同日而语。又运用三个“谓之”构成的排比句来并列出“分人以财”和“教人以善”和“为天下得人者”三种情况，然后归结出“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这就进一步强调了尧、舜等贤君“劳心”所作所为的重要意义。这里援引孔子对尧、舜的一段评论之辞，一个是“荡荡乎”，一个是“巍巍乎”，把这一层次中对古代圣贤的称颂推向了最高峰。并以此为据，再次反诘说：“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跟着又补充作结论：“亦不用于耕耳。”这几句意思是：尧和舜治理天下是用尽了心机，其心机只是没用在自己耕种上罢了。这一层论证，既深入批判了“并耕”说的片面性，又深入阐述了社会分工的重要性，同时还发扬了儒家“道尧舜”的传统，真是感情饱满，语意丰厚，观点鲜明，有理有据。
第三层，孟子针对陈相本为儒者门徒却转而投靠农家的作为，痛斥了他的背师行径，指出了他的“不善变”的要害。首先用“吾闻用夏变夷者”和“未闻变于夷者也”构成了对比，以引出下文，然后例举楚人陈良“北学于中国”并卓有成效。这就为“夏变夷”即华夏改变蛮夷提供了有力论据，从而赞扬陈良是豪杰之士。接着拉回到陈相兄弟身上，指责他们“师死而遂倍之”，实际就是“变于夷”，即被夷族改变的内涵。孟子为了借题发挥贬斥陈相兄弟，又满怀深情地讲述了孔子逝世后，弟子们的悲痛悼念之情和忠实继承之志。相比之下，孰优孰劣，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孟子忍不住痛骂起许行是“南蛮鴃舌之人”。指责陈相兄弟都背叛老师，向这样一个“非先王之道”的人学习，岂不可恶可悲？孟子恰当地引用《诗经》“出于幽谷，迁于乔木”的诗句作为比喻，表明这就如同“夏变夷”，而“下乔木而入于幽谷”就如同“变于夷”。前者是指陈良，后者是指陈相。显得事理谨严，行文有序。孟子还感到没有尽泄鄙夷之情，又征引《诗经》表现了对边远部族的歧视，最后归结为陈相“不善变矣”，更显得理直气壮，义正严辞。这一层紧密联系前文陈相的所作所为，重点斥责了他的背师行径，在攻击农家学派的同时高度赞扬了儒家师徒。行文气势充沛，对比鲜明，譬喻精当，析理透彻。
从“从许子之道”到篇末是第三部分。批判许行的绝对平均主义，指出这种主张对国家的危害。这一部分又是以对话方式出现。陈相被孟子批判、痛斥之后，又抬出了许行的等价观点，为农家学派辩解。许行认为物价相同就会消灭欺骗，而等价的标准是物品的长短、轻重、多寡、大小相同。这显然是一种荒谬的理论。孟子马上接过话题，从分析物品的各自情况入手，指出了他们有千差万别，绝不能等量齐观。因此，陈相的等价观点，势必会“乱天下”。又进一步剖析说：如果质量好的鞋子和质量差的鞋子同价，那么，谁还去制作好鞋子呢？这剖析十分精辟，切中要害，从而结束了整个论辩。这里双方的论辩气势虽不如前面激烈，但道理却深刻透彻，令人信服。行文时诸如判断、排比、反诘、警告等一系列句式的运用，也富于变化，极尽其妙。
总观上述分析，本文记录了孟子与许行的代言人陈相之间的一场辩论，驳斥了农家学派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主张。其篇章构思是开始简单交代了许行、陈相的情况，由陈相会见孟子提出农家的主张，然后由孟子批驳，逐层展开：一是用对话方式进行，意在引导陈相进行自我批判；一是用讲述史实的方法进行，意在增强说理的力度；一是用对比褒抑进行，意在揭露事物的实质。最后是论辩的余响，批判了农家绝对平均主义和等价观念的危害。全文主旨突出，论点鲜明，论据确凿，推理严密，突出地表现了孟子的社会思想和论辩技巧。就思想内容而言，文章谈到了对社会分工的认识虽然还比较肤浅，却是实际而合理的。社会分工是伴随生产力的提高和阶级的出现而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志。
文章论辩的艺术技巧和构思特点，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第一，磅礴的气势，犀利的笔锋。宋代苏洵曾说孟文“其锋不可犯”(《上欧阳内翰第一书》)，郭沫若在《荀子的批判》中也曾指出“孟文的犀利”。这都涉及孟子文章在论辩问题时所形成的锐不可当之势。孟子在当时以“好辩”著称，在“百家争鸣”的历史环境里，迫使他不得不随时施展辩才努力去战胜对方。要作到这一点，压倒一切的气势，击中要害的笔锋，就是不可缺少的了。他在与陈相的论辩中就先蓄势，静待其变。一旦看准机会，便居高临下，发起猛攻。文中关于社会分工的议论，对古代圣君的称颂和对背师行径的痛斥，都是气势十足，甚至声色俱厉，致使对方无法招架，望而生畏。酣畅淋漓的阐发使文势如江河奔流，剔骨剥皮的笔锋如游刃有余，这就造成了论敌无法抵御的巨大攻击力量，从而使孟子多居战胜者地位。第二，善设机巧与发挥自如紧密结合，各展所长。孟子善发机巧，向来为人们所公认。孟子善发议论，向来为人们所称道。他更善于二者兼用，使各自长处熔于一炉。本文第二部分的论辩，即属设机巧类。孟子看似漫不经心地随意闲谈，其实是在设法引诱陈相上钩，准备“以子矛攻子之盾”。果然对方自己说出“害於耕”和“不可耕且为”，陷入不能自圆其说的窘境。于是，孟子把论敌置于受训地位，不容对方分说，长篇大论，尽情挥洒，把称道尧舜贤君和痛斥陈相者流完满结合，便使这种驳论收到了淋漓尽致的艺术效果。第三，结构逻辑严密，谋篇布局精巧，长于变化行文。文章从“并耕”说引起，先论证主此说者的无法自圆其说，再论证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后又指出“并耕”说的实质和危害。层层推演，逐步深入，有主有次，有纲有目，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本文运笔富于变化，跌宕有致。或记叙，或问答；或称颂，或贬斥；或直言，或诱发，各尽其用而不雷同。行文中又以排比、反复、诘问、夸张、譬喻等修辞手段使文章千变万化，腾挪闪烁，多彩多姿，富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