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黄分歧

“辛亥言功，癸丑言过。”每个人都从不同角度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孙黄重逢于东京，即因在这一问题上意见不同，发生了争执。
孙中山认为战事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不服从，无统一”两大端^[1],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肯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2]。他指出，许多同志把以前同盟会时候的纪律完全抛弃，首领的命令既不服从，旧日的主张也不遵照，人人在那里自由行动，使革命主义无从贯彻，因而失势力，误时机不少。战事已起，国民党籍各省都督不听号令，以致坐失良机。其次，在于党内不能统一。在组织上，国民党改组以来，“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3]。自精神上言之，投机分子涌入党内，“将吾党之本来主义抛弃，对于国家不敢直负责任”^[4]。这样的党，敌人不攻也会自破。因此，这次失败是“自败也，非袁败之也”^[5]。
黄兴不同意孙中山的看法。他认为“此不得已之战争，实袁氏迫成之耳”,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革命党在各方面缺乏足够的准备。战争前，袁世凯早有布置，当袁氏公开挑战时，民党已进退维谷。战争之初，南京已非完全革命党的势力；在广东又有江孔殷、梁士诒等走狗用金钱收买，军队不尽可靠。加之迫不得已，仓促应战，遂致湖口失败，死战而不得上海，南京亦难于坚守。因此，从根本上说，这次失败只是“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6]。
革命党内部，对战争失败的原因产生不同看法，本是正常现象。只要客观地总结失败的教训，痛定思痛，团结协力，共谋恢复，认识是不难统一的。但如果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陷入互相推诿的争执之中，则会适得其反。
孙中山强调宋案发生后，他即力主开战，但黄兴想以法律解决，以致贻误战机。战争发生，黄兴又以“文不善戎伍”,阻拦他“亲统六师，观兵建康”,使其正确策略得不到实行，结果“措置稍乖，遗祸匪浅”。孙中山还责备黄兴不坚守南京，“贸然一走，三军无主，卒以失败”^[7]。
黄兴身为三军主帅，对战争的失败，理应负较大的责任。关于这点，黄兴本人也不否认。他说：“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8]但对孙中山一些过分的指责，黄兴也作了一些解释。他说当时战争胜负未知，自己决定去南京代替孙中山指挥战斗，“实重爱先生，愿留先生以任大事”^[9]。
应当说孙中山对黄兴过分地指责是不正确的，这不但不能消除在癸丑之役中产生的不同意见，反而加深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在这次争执之后，“孙黄裂痕显然”^[10]。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在1913年9月间“几乎每天往访孙黄，以缓和他俩对立”^[11]。但两人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两大领袖的矛盾，对党内的团结不能不产生直接影响。拥护孙中山的人认为，宋案发生，黄兴欲待法律解决，“乃迁延时日，逡巡不进，坐误时机，卒鲜寸效”^[12]。战斗中，黄兴指挥的南京军队未战先溃，轻弃其地，并两次阻止孙中山出奇制胜的良谋，因此，“赣宁之役，南京方面的失败，黄克强不能卸脱责任”^[13]。支持黄兴的人，以孙中山词锋所指，“大抵责难黄克强招致失败”^[14],而深表不满。他们认为，黄兴赴南京代孙中山亲征，其爱护领袖的苦心，真是可白天日。南京失利，不但黄兴无法挽回，就是孙中山也一样，因此苛责黄兴是不恰当的。由于上述原因，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内部，又出现了新的裂痕。
由于在检讨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发生的争执，没有能正确处理，因此，孙黄对当时政治形势的看法，及以后斗争所采取的战略策略，也出现严重分歧。
孙中山对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他认为袁世凯表面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实际上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北有蒙古兵逼长城，西有回民揭旗关外，而宗社党亦蠢焉思动，徒党辈复各争权，时局若此，乌能久哉！”^[15]与此相反，革命党遭此失败，“自表面观之，己党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力为民国创造革命党”^[16]。因此，在这种形势下，“革命运动决非极难”,如果从现在准备，“一两年中一定可以造成一番新的形势”^[17]。孙中山号召革命党人，当此四方不靖之时，惟有聚精会神，一致猛进，持积极主义，共图三次革命。
黄兴则认为，革命党新败，袁世凯依恃重兵，进步党又拥护他，正值盛时；更何况袁氏野心还未暴露，普通国民被袁氏政府之伪共和招牌所惑，过于信任袁氏。在此形势下，如若再举，多数人不肯赞同，不免再败。再则，二次革命时，革命党拥兵数万，可据之地不止一省，尚且失败，今天亡命海外，“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如果这时和袁硬拼，只能徒然白送了一些热血青年的性命，于事又无所补。因此，当前革命时机还未成熟，应从长远计议。他强调，今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18]。等待袁氏野心暴露，国民回头思念我们，拥护我们，我们再举义讨袁，只有这样才能成功，所谓“蓄之久而发之暴也”。
陈其美、戴季陶、许崇智、廖仲恺、朱执信、谢持、居正等人支持孙中山的激进主张。朱执信认为袁世凯之施政“酷虐数倍前清，民积怨于政府，而无一之德泽可以讴歌也。其助寡于前时，而毒深于万姓”^[19],这样的政府难以长久。再从当前形势来看，革命党人“固难免于虎口矣”^[20],莫如再举反抗，“将来犹有望也”。陈其美四处奔走，力劝革命党人拥护孙中山的主张。他说：“机会必须由创造而来，决不能由等候而来，我们若能努力创造机会，则虽然本身不能坐收成功，也可以造一大潮流，以促进社会的进步。”^[21]
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熊克武、李根源、钮永建、林虎、程潜等则赞同黄兴的缓进主张。李根源说：“三次革命谈何容易，恐非十年后不能见诸实行。有主张急进者，以余观之，实无急进之余地。”^[22]陈炯明更激烈地批驳激进派是“以冒进突击为能，对于昔年经过之困难毫不计虑，而目无障碍，向壁猛撞，迨烂额而踣，尚不知返”^[23]。其他人也觉得再举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主张“要过五年、十年再来筹备革命的事业”。革命党内部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为界线，日见分明地分成了“激进派”和“缓进派”。
“主张既歧，着手各异。”双方策略方针不同，在具体问题上的做法，自然相去甚远。
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当前应该做些什么？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孙中山强调：更应该鼓起从前的勇气，勇往直前。为此，目前当务之急应立即纠合同志，组织机关，再图进行，“务以武力削彼暴政”^[24]。
黄兴主张不能盲动，必须“从根本上做去”。因此目前所应做的事情是：一、宣传党义，“本吾党素来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25],把前期所为的是非，披露于国民面前，以求恢复国民党的信用；二、广泛团结，“宽宏其量，受壤纳流，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26],以结成更广泛的讨袁战线；三、组织干部，计划久远。黄兴准备设军官研习所，培养一批军事人才。他还强调，将来共和世界是以法治国，“今乘此修养时代，宜培植法律人才，亦为今时不容或缓之事”^[27]。他鼓励同志，“趁这亡命期间，大家偷闲去研究学问，多造就一些人材”^[28]。
其次，孙黄在是否要重新组党的问题上，意见也截然相反。孙中山痛感二次革命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29]。失败后的国民党，“袁氏即不迫令解散，亦已名存实亡”^[30]。流亡海外的党员，又因“意见不齐，缺乏统一”。显然，这样的政党不可能再继续领导革命了。他决心从整顿党务入手，解散国民党，重新组党。
黄兴则坚持要继续保全国民党。他说：“当时亡命日本的国民党员，都是参加讨袁，且被通缉的，不应该这时对他们严加整肃”^[31],并劝孙中山“不可因噎废食，使党有所分化”^[32],而应从维持固有的党势入手，“仍用旧党加以整理，力求扩充之”^[33]。黄兴同时还指出，今则袁氏独断专行，政党失其效力，且排斥而消灭之，若吾党不与他党联络，则势力既嫌单薄，且将多己之敌。在此形势下更应“广通声气，团结感情，庶同舟共济，奋力与专制魔王搏斗”^[34]。
因是否要重新组党的问题，事关重大，李根源、程潜、熊克武特邀在长崎的柏文蔚等人到东京面商此事。柏文蔚提出，国民党内部已欠纯洁，官僚政客投机加入，势有重新整顿的必要，但是“另组新党，要特别慎重”^[35]。谭人凤对此意见表示赞成。程潜、熊克武、冷遹等则主张仍旧“保全国民党”。李烈钧亦深表赞同地说：“国民党堂堂正正，国内国民党机关虽被袁贼解散，而海外之国民党，居留政府从未干涉”,如孙中山另组新党，“岂不是又将海外之国民党而取消之，是以绝不赞成”^[36]。
孙黄两派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各持己见，甚至互相攻讦，终于由思想上的分歧，导致组织上的分化。孙中山坚持自己的主张，重组中华革命党；黄兴等人不愿加入，其中一些人随后成立了欧事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