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玉》

《红玉》

文言短篇小说。选自《聊斋志异》。清蒲松龄作。清吕湛恩《详注聊斋志异图咏》：“劫妻杀父大仇平，义士相逢吊死生。肖子有家谁玉汝，不期巾帼有程婴。”清何守奇说：“侠杀御史一家而不杀宰，意宰之不胜杀也。当兴讼时，上至督抚，卒不得直，独宰也乎哉！”(《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说：“《红玉》写退职的宋御史‘居林下，大搧威虐’，抢走冯相如的妻子，打死冯相如的父亲。他又买通衙门，使冯相如无处告状雪冤。……揭露了剥削阶级明抢暗夺、无所不用其极的丑恶嘴脸，同时又怀有深刻的同情，借助于凄凉的氛围的衬托，描写了贫弱无依的善良人民受迫害时惨绝人寰的情景。他形象地告诉读者：这就是黑暗的现实社会的缩影。”今人薛洪绩、李伟实《元明清短篇小说选》在充分肯定了该篇深刻揭露黑暗现实现的同时，又认为“作者看不清人民的出路，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侠义行为和因果报应上，而且最终也不过是把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而已。这是蒲松龄描写阶级斗争作品的共同缺点，是时代和阶级局限造成的。”今人杨柳则说：“小说中，虬髯阔颔丈夫的出场虽然显得突兀，但作者让被压迫人民在这场斗争中获得最后胜利的意图却是十分明白的。……作者通过人物形象的创造和故事情节的描述，给我们展示了一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图景。一面是统治阶级级——官僚、贵族、地主、豪绅；另一面是被压迫人民——善良的农民、正直的书生、热情的少女以及一些抱打不平的英雄义士。在这些斗争中，最后胜利总是属于被压迫人民的，尽管经过的道路是曲折的，所付的代价是巨大的。……借用鬼怪狐魅的力量，来求得喜剧性的收场，这决不意味着粉饰太平，也没有歪曲现实；而是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传达并满足人民的愿望。”(《聊斋志异研究》)此篇写善良美丽的狐女红玉资助书生冯相如娶妻成家，而威虐凶毒的恶绅宋御史见冯生妇美，在光天化日之下，嗾使家丁打死打伤冯家父子，抢走冯妇，冯妇不从而亡；冯生怀抱幼子，四处喊冤，然官绅一家，大仇难申，后虬髯侠客拔刀相助，惩治恶绅，而宋家又具状告官，邑令不问皂白，将冯生逮捕系狱，虬髯侠客又以飞刀威吓邑令，终使冯生脱身囹圄；冯生幼子幸得狐女红玉养育而无恙，红玉再伸援手，帮助冯生重建家园。它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官僚与豪绅地主相互勾结，鱼肉人民的罪恶，展示了清代一幅血淋淋的现实图画；在虬髯侠客、红玉帮助冯生复仇雪冤、重振家业的事情上，寄托了被压迫人民的斗争精神和美好愿望。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大开大合而又转接自然；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神态和细节描写，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虬髯阔额”的侠士责问冯生：“君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而忘报乎？”当他准备脱身自任、手刃恶绅，而冯生问其姓名时，他慨然说：“不济，不任受怨；济，亦不任受德。”寥寥数语，就将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血性侠义的壮士形象耸立在读者面前。写红玉，则主要突出她能够不顾礼教，敢于向情人表露衷肠，对情人慨然相助，为其存孤养子，以揭示其待人之诚，行为之善，心灵之美，“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