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贫士七首》

咏贫士七首

(其一)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

暖暖空中灭，何时见余晖。

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

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

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

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咏贫士》共七首成一组，是诗人晚年之作。这七首诗有个主旋律，那就是借古代贤人安贫守贱之事以抒写自己不慕名利的情怀。本诗原为第一首，具有序曲的作用。汤汉《陶靖节先生诗》注云。 “孤云倦翮，以兴举世皆依乘风云，而己独无攀援飞翻之志，宁忍饥寒，以守志节，当世纵无知意者，亦不足悲也。”可谓深得本诗三昧的见解。

前四句用兴而比的手法，以孤云喻贫士的孤独和高洁。起句“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作为兴，起得是很平的，因为它道出的只不过是生活中人皆熟知的事实而且是直白：世上万类皆有所托附，唯有那孤云却无依无靠！然而，作为比，起得又是很奇的， 因为它以“万族”比众人，以“孤云”比贫士，一下子便展现了“孤云”之高洁和孤独的个性，而无需对代表着时俗所尚的“万族”多作褒贬。再紧接一联“暖暖空中灭，何时见余晖”，以孤云在夜空暗然消散，任何时候都看不见它的光辉，喻贫士生受气于大块，死托体于山阿，一生默默，无缘于富贵荣华，事实上也就写尽了孤云亦即贫士的高洁而孤独的形象。这种运笔上的即险即夷，是本诗也是整个陶诗的一大审美特征。陶诗所以“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我认为此乃其形成原因之一。

然而，最耐人寻味的还是中间四句。如果说，前四句是以比兴的手法歌咏一般贫士的安贫守贱、不慕名利的品德，那么，这四句便是以景语、情语、隐语相融汇的手法抒写诗人自己所以出仕与归田。刘履《选诗补注》认为：“朝霞开雾，喻朝廷之更新；众鸟群飞，比诸臣之趋附。而迟迟出林，未夕来归者，则又自况其审时出处，与众异趣也。”王瑶《陶渊明集编注》赞同此说，并据以定此诗为宋武帝永初元年庚申(公元420年)岁末所作，诗人时年56岁。照我看来，刘履看出“朝霞开宿雾”云云具有隐语的性质，那是独具只眼的：然而以为是“喻朝廷之更新”亦即宋武帝之篡晋自立，却未必恰当。 “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作为景语，它再现的明明是境界开阔、气象一新之景；作为情语，它抒写的明明是云开见日、众士欢腾之情，作为隐语，当然也就不可能是在以朝霞驱散夜雾隐指刘宋之代晋， 因为《述酒》等篇表明诗人对刘宋是憎恶的，而对晋室却不无缅怀之情。况且， “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显然是发生在“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之日，此乃诗人自况，而刘裕代晋后诗人又从未出仕。足见， “朝霞开宿雾”云云当另有所指。所指者何？我认为是指晋安帝的复位。这有史实与诗人年谱可证。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桓玄陷建康，诛权臣司马道子，总揽朝政，次年称帝，迁晋安帝于浔阳，陶渊明是年因母丧居忧。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刘裕兴兵讨桓玄，诛杀之，陶渊明是年东下赴京口，为刘裕镇军参军，次年八月为彭泽令，十一月弃官返里，此后未再仕。以此释“朝霞”四句，于事理始为密合。陶渊明的“审时出处，与众异趣”之点是在于：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唯其如此，即便在“朝霞开雾，众鸟群飞”之时，他亦“迟迟出林，未夕来归”。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陶诗的另一审美特征，用萧统《陶渊明集序》里的话来说，那就是： “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如果我们的这一看法有一定道理，则《咏贫士》之作，就不一定是在宋武帝永初元年。

前八句借云鸟起兴而归之于自守，后四句则进而以直抒胸臆的方式点明心志。意思是说：自己量力而行，信守贫贱故道，虽不免忍饥受寒，但世间既无知音，悲哀又有何用！出意一反一正，可称沉郁顿挫。于此又可以看出，陶渊明的静穆是对于世事不屑一顾的静穆。他的安贫守贱，既有道家的旷达，又有儒家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