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隆替

爰及我朝，挺生贤俊。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蛇之价，靡不发言为论，下笔成文，足以纬俗经邦，岂止雕虫缛句？ 韵谐金奏，词炳丹青。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 高宗天后，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如燕、许之润色王言，吴、陆之铺杨鸿业，元稹、刘贲之对策，王维、杜甫之雕虫，并非款业使然，自是天机秀绝。若隋珠色泽，无假淬磨，孔玑翠羽，自成华彩，置之文苑，实焕湘图。(《旧唐书·文苑传序》)

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陈子昂起于庸蜀，始振风雅。由是沈、宋嗣兴，李、杜杰出； 六义四始，一变至道。洎张燕公以辅相之才，专撰述之任，雄辞逸气，耸动群听。苏许公继以宏丽，丕变习俗。而后萧、李以二雅之辞本述作，常、杨以三盘之体演丝纶，郁郁之文，于是乎在。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遂古， 以二帝三王为根本， 以六经四教为宗师， 凭陵轹，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湜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然悬诸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杨、孟，斯得之矣。至于贾常侍至、李补阙翰、元容州结、独孤常州及、吕衡州温、梁补阙肃、权文公德舆、刘宾客禹锡、白尚书居易、元江夏稹，皆文之雄杰者欤！ 世谓贞元、元和之间，辞人咳唾，皆成珠玉，岂诬也哉！ (姚铉 《唐文粹序》)

至唐之兴，若太宗之政、开元之治、宪宗之功，其臣下有争载之以文，其词或播乐歌，或刻金石。故其间钜人硕德，闳言高论，流铄前后者，恃其所载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传也章； 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欧阳修《居士外集》卷一七 《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

近观李唐文最盛于元和，而退之所与一时文士，毕在相欢之地。若张籍、欧阳行周，东南之羁人； 贾岛、刘叉，朔北之异类； 而皆收拾引掖，使至有闻，而况势迹之亲者！ 士患无所有而已，不患无所依归，惟此时为然。(吕南公 《灌园集》 卷一五 《上曾龙图书》)

天宝后诗人好为愁苦羁寓之诗，吾家六一翁载此于《五行志》以为妖。《五行志》志灾祥多矣，诗亦有关系欤？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气之所感，作诗者亦不自知其然也。(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七 《陈舜民诗集序》)

魏晋以降，盖惟唐人颇以诗自名家，而乐府至杂用古今体。当其初年，江左齐梁宫闱粉黛之尚存； 及其中世，代北蕃夷风沙战伐之或作。是则古之谓乱世之怨怒、亡国之哀思者，而唐人之辞为尽有之，欲求其如汉魏之古辞者少矣！ 虽然，汉承百王之敝，治不及古； 唐之于汉，则又不及于汉者远甚，是故秦、虢列第，国忠秉政，妖淫蛊惑，养成祸乱，而天下之俗日趋于弊； 蕃戎构难， 陇右陷没， 侵陵侮辱， 䠞我场疆， 而天下之势，卒以岁处于边，擐甲执兵，无有休息。唐之盛时，虽若未见其丧败乱亡之戚，及其既衰，而遂不能救。然则唐世之治，固有以致之，而唐人之辞，亦于是乎有以兆之者矣。呜呼！ 世道之盛衰，时政之治乱，盖必于诗之正变者得之，岂不然哉？ (吴莱 《渊颖吴先生文集》 卷一二 《乐府类编后序》)

秦汉以下，诗莫盛于唐，而唐之诗始终盖凡三变焉。其始也，承陈隋之余风，尚浮靡而寡理致。开元以后，久于治平，其言始一于雅正，唐之诗于斯为盛。及其末也，世治既衰，日趋于卑弱，以至西昆之体作，而变极矣。由是观之，谓文章与时高下，而唐之诗始终凡三变，岂非然哉！ (王祎《王忠文公集》 卷二 《张仲简诗序》)

曾南丰曰： 自文武而后，又千余年而有太宗之治。唐诗之和顺清适，太宗之治酿之。其盛中晚之外，又唐业随之可考也。就其中杰出者四家，曰陈子昂氏，曰李太白氏，曰杜少陵氏，曰韩昌黎氏。间有数诗略存汉魏比兴，而颇解古人用意彀率。然一篇数十言中，其意不如《风》、《雅》 中之数言，则又似唐之制度，文为足以凌驾三代，而先王之真德实意仅存丝发也。(桑悦《思玄集》卷五 《唐诗分类精选后序》)

音虽起于心，而通于政，君实主之，而臣邻承之。然后士民感其善，则日入于治； 惩其邪，则日免于乱。……故初唐之诗，太宗为主，而承以虞、魏诸臣，其音硕以雄，其词宏以达，洋洋乎其鬯矣哉！ 故贞观之治，几致刑措。然心则不纯，有愧汤武，此女祸所由作。而王、杨、卢、骆犹袭六朝之绪，陈、杜、沈、宋虽力振之，时称其工，而犹谄事武、韦，噫，可耻也哉！ 盛唐之诗，玄宗为主，而张说、苏颋世称“燕许”者鸣于馆阁，李白、杜甫名为“大家”者鸣于朝野，王、孟、高、岑名亦次之。然贵妃、禄山表里为乱，而词不能揜。故其音丰以畅，其词直而晦，文胜质矣。中唐之诗，德宗为主，时则内阉外镇，承敝擅权，虽欲拨乱，而不能自强。其后弈叶，辅导无人。迄于元和，宪宗得裴度，始建淮西之勋，、而蕃夷横犷，莫或遏之。故其音悲以壮，其词郁以幽。前则有刘长卿之峻洁，韦应物之冲淡，后则有韩愈之博大，柳宗元之超旷，皆其最也。晚唐之诗，文宗仅知绝句，而臣民习之，精致已愧盛时。然巨篇阒尔蔑闻，排律唯应科第，拘之偶对，咨为绮靡，杜牧、李商隐、温庭筠、许浑其迈焉者也。其音怨以肆，其词曲而隐，其五季之先驱乎？ (黄佐《唐音类选序》)

言政而不及化，言声而不及雅，昔人忧之。溯唐之始风也，梱阁绮纨，盖齐梁之余习耳。迨其变也，风沙征伐，迁谪行旅，怨怒哀思，其忘国之音乎？昔李涪非太宗论乐之言，宋沇述玄宗新声之乱，唐祚不竞，职此之由。自非李、杜复之于古，韩、柳矫之以正，吾惧其靡靡而莫之止也。(潘光统《唐音类选后序》)

石之有棱，水之有折，此处最为可观。人道谓之“廉隅”，诗道谓之“风格”，世衰道微，恃此乃能有立。东汉之末，节气辈生； 唐之中叶，诗之骨干不顿，此砥世维风之一事也。(陆时雍 《诗镜总论》)

中晚唐声格相成，第晚唐日趋杪削，入后一段颓落俚恶，不成声调。诗道国运，潜相准矣。(陆时雍 《唐诗镜》卷四九)

元和如刘禹锡，大中如杜牧之，才皆不下盛唐，而其诗迥别。故知气运使然，虽韩之雄奇、柳之古雅，不能挽也。(胡应麟 《诗薮》 内编卷五)

开元以前，词人鲜弗达者； 天宝以后，才士鲜弗穷者，即间有之，然弗数见也。第今制作行世，则景龙、垂拱，百不二三，大历、元和、十常五六，造物乘除亦巧矣。(同上书外编卷三)

不佞闻声音之道与政通，世隆则从而隆，世污则从而污。……然而，以《诗》论世易，以唐诗论唐世难。谭者曰： 唐以诗进士，童而习之，故盛； 士以诗应举，追趋逐嗜，故衰。少陵宗工，曾不得一第； 右丞杂伶人而奏技主家，于诗品何损也？ 贞观、 开元二帝， 以豪爽典则先天下， 诗宜盛； 而最弱者中宗，能大振雅道，即德、文两朝不及。中、晚人才朴遫，诗宜衰，彼元、白、钱、刘、柳州姑无论，昌黎望若山斗，犹且服膺工部、供奉而避其光焰，何也？ 古者上自人主，下至学士大夫以及细民，莫不为诗，而诗盛衰之机在上； 后世细民不知诗，人主罕言诗，仅学士大夫私其绪，而诗盛衰之机在下。长庆、西昆、玉台能为体以自标异，而无能使人尽为其体。少陵诗盛行乃在革命之代，其转移化导之力，岂足望人主乎？则唐与古殊矣。(李维桢 《唐诗纪序》)

唐文皇神武，定区宇，既手提戈与群逐鹿者角，又手操觚与群雕龙者角。王者精神鼓扇一世，故当时海内士，人人毕力称诗，其称诗要不苟然。比物连汇，是故竖而括之千古； 极情放意，是故横而收之八纮； 泽颜膏首，是故绌嫫而荐施； 伐毛洗髓，是故蜕凡而超圣。声必谐律，体必禀裁，外无乏境，内无乏思，是唐人之长也。即如四杰佻放，其诗砰宏； 沈、宋俊轻， 其诗清绮； 审言简， 其诗沉拔； 无功朗散， 其诗闲远；燕公流播，其诗凄惋； 曲江方伟，其诗峭岩； 少陵思深，其诗雄大； 青莲疏逸，其诗流畅； 右丞精禅，其诗玄诣； 襄阳高隐，其诗冲和； 东野苦心，其诗枯瘠； 长吉耽奇，其诗谲宕。譬如参佛豫流，各自其见解而入焉，不无小大，及其印可，证果则同。而又王者之政驱之，风移之，莫有出其笼罩者。初唐之政善， 其风庞， 诗葩而含； 盛唐之政洽， 其风𪽵， 诗蔚而藻； 中唐之政衰，其风降，诗惋而弱； 晚唐之政乱，其风敝，诗飒而悲。人代递迁，其间率有名家者。后来用以聆音，亦以观世故。(屠隆《唐诗类苑序》)

诗道兴衰，与国运相若。大抵国运初兴，政必宽大； 变而为苛细，则衰； 再变而为深刻，则亡矣。今人读史传必明于治乱，读古诗则昧于兴衰者，实以未尝讲究故也。故予编《三百篇》、楚骚、汉、魏、六朝、唐人诗，类温公《通鉴》; 论《三百篇》、楚骚、汉、魏、六朝、唐人诗，类温公《历年图论》。学者苟能熟读而深究之，则诗道之兴衰见矣。(许学夷《诗源辩体》 卷三四)

千载仅有杜诗，千载仅有杜公诗遘耳。凡诗，一人有一人本色，无天宝一乱，鸣候止写承平； 无拾遗一官，怀忠难入篇什，无杜诗矣。故论杜诗者，论于杜世与身所遘，而知天所以佐成其诗者实巧。(胡震亨 《唐音癸签》卷二五)

温、李皆游令狐相之门，交皆不终。温不终以平昔狼藉，口语不慎，故恨尚浅； 李不终以其忘家恩，受赞皇党人辟，从宦涂门户起见，恨较深，温杨子院一诉，仅置不理； 李《九日》感旧诗，至并所题厅闭之不处，情可知已。士君子出身一有倚托，后便去就两难。李错处不在忘恩，正在受恩初耳。然亦见当时党祸之烈，其微蔓亦如此。(同上)

唐至开元而海内称盛，盛而乱，乱而复，至元和又盛。前有青莲、少陵、后有昌黎、香山，皆为其时鸣盛者也。咸通而后，奢靡极，衅孽兆，世衰而诗亦因之，气萎语偷，声繁调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骂者有之。王化习俗，上下交丧，而心声随焉，岂独士子罪哉！ 王弇州云：“灵武回天，功推李、郭； 椒香犯跸，祸始田、崔。是则然矣。不知僖、昭困蜀、凤时，温、李、许、郑辈得少陵、太白一语否？ 有治世音，有乱世音，有亡国音，故曰声音之道与政通也。大力者为之，故足挽回颓运，沉几者知之，亦堪高蹈远行。”旨哉言矣！(同上书卷二七)

有唐三百年之间，能者间作。贞观、永徽诸诗，正之始也，然而调刻组缋，犹不免陈隋之遗。开元、天宝诸诗，正之盛也，然而李、杜两家联衽接踵，或近于跌宕流逸，或趋于沉著悲感，正矣有变焉。降而大历以讫贞元，典刑具在，往往不失承平，故风庶几乎变而不失正者与？ 自是以后，其词愈繁，其声愈细，而唐遂陵夷以底于亡，说者比诸曹、郐无讥焉。凡此，皆时为之也。当其盛也，人主励精于上，宰臣百执趋事尽言于下，政清刑简，人气和平。故共发之于诗，率皆冲融而尔雅，读者以为正，作者不自知其正也。及其既衰，在朝则朋党之相讦，在野则戎马之交讧，政繁刑苛，人气愁苦，故其所发，又皆哀思促节者为多，最下则浮且靡矣。虽有贤人君子，亦尝博大其学，掀决其气，以求篇什之昌，而率不能进及于前。读者以为变，作者亦不自知其变也。是故正变之所形，国家之治乱系焉； 人才之消长，风俗之污隆系焉。后之言诗者，顾唯取一字一句之工以相夸尚，夫岂足与语此！ (汪琬《唐诗正序》)

唐有天下三百年，当其盛时，文人才士杰然锋起，洗绮靡之余习，开浑噩之高风，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千古，几浸淫乎汉氏已。及其中衰，百川东之，日趋于海，虽以大力者挽之而不足，遂至于一往不返者，其故何也？ 盖唐季雄藩之分据，寇盗之纵横，弘才巨手无复开元、天宝之盛，其或名流间出，不过托身幕府，遁迹丘园，正犹唐、魏、曹、陈，其细已甚，虽欲振兴，而不可得。高廷礼所谓余响，严沧浪以为小乘禅，不其然欤，不其然欤！ ……读者知其人可以论身世，论其世然后能颂其诗也。(杨兆璘 《晚唐诗钞后序》)

汉以后开创武功，莫隆于唐，而柳宗元所造唐鼓吹十二曲，颇足以扬厉其盛。元和之世，削平僭乱，于时韩愈氏则有《圣德诗》，柳宗元氏则有《平淮西雅》，昔人谓其辞严义伟，制作如经，能萃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以是知帝王非常之功，必其文学之臣有非常之作，然后足以美盛德之形容，以声施于来祀，所谓鸿笔之人，为国云雨者也。(王士禛《带经堂集·蚕尾续集》卷一 《姜编修恺歌后序》)

唐开元中，萧嵩会百官，赋 《天平》、《地成》、《和风》、《嘉禾》等篇，以继《雅》、《颂》，使修撰孙逖序其所以然。厥后乃有退之《元和圣德诗》，平淮蔡子厚作《雅》……皆所谓鸿勋与丽藻相值，足以垂后者。元次山言前代帝王盛德大业，必见歌颂。其时以歌颂为一件紧切事，专设采诗官以搜求之。后世不经意，能文之士又不世有，即如肃宗复两京，非《中兴颂》何能功烈灼著于后世？ 余亦可类推焉。(胡寿芝《东目馆诗见》卷二》

要之风雅之会，必因时代为盛衰。宋兴，宗尚质厚，才人硕儒殚精研思，悉务明经术理学，非若唐以诗取士为专家。且熙宁、元祐间，士大夫多以讥讽获谴，咏歌之事，遂以不振。下逮乎元，名流屈于下僚，甚至穷老山野，其忧羁放废之感，自托于法曲杂部，以见其志，篇什芜杂，莫能自工。尚论者不得不以经术理学归之宋，法曲杂部归之元，以有唐诗奉为不祧之宗也，谓非时为之哉！ (丁澎 《扶荔堂文集》卷一 《吴园次宋元诗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