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调整对日政策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芦沟桥事变的这几年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华战争，中日间的民族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全国各阶级、阶层、党派都面临着亡国的严重威胁。在这一严峻形势下，由于国际国内各种主客观因素的交互作用，迫使着执政的国民党政权的对日政策不得不发生变化。纵观这近六年间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大致可以1935年底国民党“五全大会”为分界点，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悍然大举入侵中国东北。此前，针对日军在东北的不断挑衅，蒋介石一再电示东北当局，“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事变发生时，蒋仍指示东北驻军，“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房即听其侵入”;并称：“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①9月21日，蒋介石从南昌返回南京，立即召集党国要员“商讨对日方略”,决定“对外避免扩大战争，经由向国际联盟的申诉，获得公平的处断”。次日，在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蒋介石发表了政策性演说，要求“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②。2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说：“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③可见，此时国民党的对日方针是在军事上“力避冲突”,采行不抵抗主义；在外交上致力于国际折冲，幻想依靠国联能以公理制裁强权，压迫日本从东北撤兵。虽然国联采取了所谓不偏不倚的立场，曾作出决议，要求日本限期撤军，但日本则置若罔闻，国联亦束手无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举国悲愤莫名，民气与舆论如汤鼎沸，不抵抗政策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在国人的痛斥声中，国民党内反蒋派乘机掀起倒蒋浪潮，迫使蒋介石于当年12月下野。随后，宁粤双方组成“统一政府”,由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但是，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派互不合作，彼此勾心斗角，左右掣肘。孙科上台后，内政外交一筹莫展。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奉化武岭学校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重要演讲，一方面替不抵抗政策百般辩解，另一方面提出了“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对日“四不”方针，作为自己出山的先声。很快，蒋汪“合作”,逼孙科下台。1月28日，国民党临时中政会决定，由汪任行政院长，蒋以军事委员会常委(3月6日正式出任委员长)身份统掌全国军事。当晚，日军在上海又点燃了战火，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声援。翌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为“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决定临时迁都洛阳，并表示要“督励军警，从事自卫，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④。当天，蒋介石手定了对日“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的方针，并称：“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⑤1月30日，蒋还发表“告全国将士电”,煞有介事地说：“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⑥此时，汪精卫也大谈对日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即“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并定一“最低限度的标准”,“若在最低限度以上而得忍受者，此即应和；若在最低限度以下而不能忍受者，则只有毅然拒绝，出之一战”⑦。2月1日，蒋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长期性、全国性”的“抗日作战计划”,决定“全国防卫计划”划分为四个防卫区和一个预备区。2月中旬后，蒋又令军政部调京沪、沪杭两路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5军，由张治中统率，赴沪“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⑧。由此可见，国民党当局在处理“一·二八”事变时，比起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稍有进步。
当然，国民党当局在高喊“抵抗”的同时，也念念不忘对日“交涉”,其实质仍是以妥协为主，连蒋介石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政策并不是彻底的”,“比较是无法之法”⑨。3月初，第19路军撤离上海。5月5日，国民党当局与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当时报纸评论一针见血指出：“敌军入寇，未能逐出国门，停止战争，犹待妥协条件。彼虽曲，我虽直，而彼则驻兵有地，撤军无期，我则人民徒遭绝大蹂躏，军警俱有明文束缚。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而“误国祸国，政府尤为罪魁”⑩。
如果说国民党当局怯于对外、畏敌如虎的话，那么它在对内方面，却是杀气腾腾，十分“骁勇”。上海停战协定一签订，蒋介石马上将“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确定为国民党处理对外对内问题的基本准则。早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说什么“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11)。当年11月30日，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宣誓会上，蒋发表训词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战也。”(12)1932年3月14日，正当淞沪抗战之际，蒋氏仍认为：“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13)后来蒋介石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曾自供说，淞沪抗战时，看到共产党在南方七省燃起的“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国民党面临着“两个战争”,才“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4)。6月9日，蒋在庐山召开“剿共”会议，部署第四次“围剿”,再次宣称：“我们这次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此后，蒋氏多次谈到：第一是“剿匪来安内”,第二“才是抗日来攘外”(15)。并一再强调“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安内”的重点是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同时也要消灭一般违抗中央的叛逆军阀”(16)。
蒋介石在一心剿共“安内”,日寇却是步步进逼。正当蒋介石统率数十万大军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之时，日军直下山海关，旋于1933年3月初侵占了热河，并进犯长城各口。在全国抗日热潮推动下，中国军队曾在长城一线浴血奋战，给了日军以沉重打击。然而，蒋介石集团“对外的一面是战战兢兢的双膝，对内的一面是刚决残酷的双腕”(17)。4月上旬，长城抗战厮杀正酣，蒋介石却忙于部署第五次“围剿”,并在南昌电告各剿共将领，“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本总司令来赣督剿，实示有我无匪之决心，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贪生怕死者视之”。“如再有贪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18)。结果，长城抗战失败，5月31日，国民党当局与日寇签订了《塘沽协定》,使华北门户洞开。
一连串的妥协退让，一连串的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全国舆论急剧升温，“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成为众矢之的。著名政治学学者王造时要求将“攘外必先安内”改为“安内必先攘外”;丁文江教授则发表了《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主张蒋氏“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预备积极抵抗日本”(19)。可蒋介石对此却充耳不闻，依然醉心于剿共内战。1933年9月，他又调集百万大军，向红色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大“围剿”。同月，日本外相内田辞职，继任的广田标榜“和协外交”,打着谋求改善日中关系的幌子，企图迫使中国政府承认伪满洲国的既成事实。此时，中日矛盾表面上暂时缓和。1935年1月，广田在议会发表外交演说，表示要实行“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新的对华方针。此后，中日双方互派高级官员，进行“访问”,以“调和感情”、“增进邦交”。5月17日，中日两国将公使同时升格为大使。然而， 日本军国主义亡华之心不死，在虚伪“亲善”的背后，却是赤裸裸的刺刀威胁。从1935年夏开始，日军及特务机关在华北地区制造了察东事件、张北事件、河北事件、丰台事件等挑衅事件，迫使国民党当局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从而将国民党中央势力逐出了平、津地区。接着，日本就积极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幻想着在华北平原制造第二个“满洲国”,这就从根本上威胁了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地位。同时，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在华北的经济侵略，猖獗的走私活动使国民政府蒙受了惨重的财政损失。日寇在华北的扩张，也严重损害了英美的在华利益。此时，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渐趋明朗，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对日妥协，英美派的势力与影响逐渐扩大，亲日派不断受到抨击。工农红军的主力经长征转移到西北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再度掀起高潮。这一切因素，推动和迫使着国民党不得不逐渐调整其对日政策。
早在第五次“围剿”时，南京政府已开始承认：“国际环境之险恶，整个大局之危急，已经不容我们再有三年五年来剿匪了。”(20)日方也觉察到，1934年南京政府在“对江西的中共军队讨伐成功后，将重点置于对日备战了”。不过，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调整，只是在处理华北事变的过程中才真正开始的，而且经过了一再的反复与动摇才得以实现。1935年9月，蒋介石在日本的《经济往来》杂志上发表文章，又令驻日大使蒋作宾转告日本，其核心意思集中于一点：中国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了限度，中国将不惜任何代价对日作战。10月以后，华北局势迅速恶化，“自治”声浪甚嚣尘上。此时，国民党一方面对日再度退让，撤销了北平军分会，改设冀察绥靖公署，后于12月18日正式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但在另一方面，则采取外交、军事、政治多管齐下策略，千方百计阻止了华北地方当局可能宣布的公开“自治”。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发表对外关系演讲。他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也不轻言牺牲”;一旦和平完全绝望，牺牲到了最后关头，那就只有“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21)。
以“五全大会”为起点，国民党调整对日政策的步伐渐渐加快。在随后召开的五届一中全会上，蒋介石取代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并兼任中常委副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国民党政府的内政、外交、军事等主要部门也统统改组，亲日派大大失势。当11月下旬殷汝耕在通县宣布“脱离中央自治”后，国民政府马上决定，下令通缉殷逆，给甘愿认贼作父充当汉奸者以当头棒喝。1936年1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在第68次议会上发表演说，解释了所谓的“对华三原则”,即：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和放弃以夷制夷政策，进行积极合作；二、中国承认“满洲国”,完全调整日“满”华三国关系；三、中日合作防止赤化。并称中国政府“对以上三原则表示了赞成的意思”。次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立刻发表声明：“广田外相演说，谓中国业已同意，殊非事实。”(22)3月中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有田举行了四次会议，中方提出，调整中日关系，应自东北问题谈起，最低限度，第一步应“先消灭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的状态”。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国防会议，以蒋介石为议长。在会上，蒋介石对“五全大会”确定的外交方针作了进一步解释：“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23)接着，从9月中旬至12月初，张群与日驻华大使川越又举行了多次谈判。日方提出了在长江驻兵、华北五省自治、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订立共同防共协定、解散一切抗日团体、杜绝一切排日运动、华北经济提携、减低关税等等要求，中方对此大多予以拒绝；并提出反建议，要求日本废除淞沪、塘沽停战协定，取消冀东伪组织，停止走私且不得干涉缉私，华北日军及日机不得任意行动与飞行，解散察东与绥北的德王及李守信部匪军等。由于双方距离太大，中国代表又态度强硬，谈判以未能解决任何问题而告吹。11月，日寇指使蒙伪匪军向绥远大举进犯，傅作义部奋起还击，全国人民积极援绥。国民党政府对绥远抗战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11月28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告：“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以痛剿，此为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为，第三者无可得而非议。”(24)很显然，自1935年底以来，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已发生了若干新变化。对此，中共领袖毛泽东也曾予以肯定：“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实为近可喜之现象”(25),“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26)
虽然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有了转变，但蒋介石仍不能忘怀其“安内”工作。他一方面秘密与中共谈判，企图用“和平方法”来根绝“赤祸”,另一方面仍在西北集结重兵，准备武力“剿共”。1936年10月，在解决了两广事变后，蒋又风尘仆仆奔赴西北，督逼张学良、杨虎城进攻红军，结果却逼出了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12月25日，蒋在接受了张、杨关于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要求后，终于获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基本结束，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具备了基本的前提。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着重讨论了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关系和对日政策。会议确定了对外维护领土主权、对内进行和平统一的方针，并发表宣言说，在对日问题上如果“超过忍耐之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27),从而初步完成了国民党对日政策由不抵抗到决心抗战的重要转变。
此后，1937年3月，日本新外相佐藤表示要改善日中关系，“过去一切应付诸东流，而重新以平等地位进行谈判”。这曾一度引起国民党对日政策的稍稍后退。然而，6月份近卫新内阁成立后，旋即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的炮声一响，迫使国民党只好下决心抗战。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认为“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并表示“如果中国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28)。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淞沪抗战开始。次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29)15日，国民政府明令全国实施总动员。20日，军事委员会将南北战场划分为五个战区，并在淞沪战场先后投入70万兵力，与日军展开血战。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信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以谈话形式，实际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宣告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民党也终于放弃了对日妥协的政策，完成了从不抵抗到局部抵抗再到全面抗战的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