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金融机构的建立

(一)中央银行的建立
国民政府成立后立即着手筹建中央银行。1927年10月25日制定《中央银行条例》十九条，规定“中央银行为特许国家银行，在国内为最高之金融机关，由国家集资经营之”,并设筹备处于上海。“1928年10月8日，《中央银行条例》经国府修订为二十条，并由国民政府拨给资本二千万元，于11月1日成立，总行设于上海”^[1]。设九人理事会司立法之责；设七人监事会司监察之责；行政权则由总裁副总裁行之，使立法、监察、行政三权分立。总裁之下设发行、业务二局。发行对于业务完全独立，若无法定之准备金，不得滥发一纸。第一任总裁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按照《中央银行条例》规定，国民政府授与中央银行的特权主要有四项：(一)依兑换券条例，发行兑换券——纸币；(二)国币(硬货)之铸造及发行；(三)办理国库事务；(四)募集内外公债及办理其他事宜^[2]。宋子文在发表就职演说时说：“国民政府设立中央银行不是以筹款和营利为目的，而是为了统一国家金融，它的业务方针有三：一、为统一国家之币制；二、为统一国家之金库；三、为调剂国内之金融。”^[3]中央银行与财政部是平行关系，宋子文是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身份又兼任中央银行总裁，可见中央银行所处地位的重要性。有人回顾中央银行开幕典礼情景时说：“宋母宋老太太满面春风，一手扶着大女儿宋霭龄，一手搀着小女儿宋美龄，后面紧跟着儿媳张乐怡，刚参观过大女婿实业部长孔祥熙在上海南市举办的国货展览会，又前来参观小女婿蒋介石授印、大儿子出任总裁的中央银行开幕典礼礼品展览。”^[4]从这些典型的画面里不难看出蒋、宋、孔三大家族的显赫地位和得意神情。中央银行成立以后，利用它代理国库，经办公债，控制外汇和黄金等特权，逐步开展业务，增强实力，加强自己的基础。但中央银行的实力是远不及中国、交通两行的。
(二)将中国、交通两行改造成国家银行
中国银行原为清政府的大清银行，北京政府时期改组为中国银行，虽无有中央银行之名，却在发行纸币、代理国库、调剂市面、安定金融方面，起到了中央银行的作用，其业务发展非常快，但商股占绝对优势，官股微不足道。
宋子文出任财长后，曾设想将中国银行改组成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国家银行(其作用与中央银行相同),但因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张公权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后来，根据中国、交通二行系仿照日本银行制度建立起来的特点，张公权向南京政府建议，应仿照日本的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及日本兴业银行三行鼎立的制度，另组一个完全属于政府的国家银行，于是才有中央银行之设。因此，中央银行建立起来后，对中国、交通二行的改造是必然的。
政府对中国、交通二行的改造步骤，大致上采用的是先渗透、再控制的办法。所谓“渗透”,就是在中国、交通二行中强行加入官股，改变其纯私股的成分。中国银行有资本2000万元，1928年南京政府将该行总管理处由北京迁往上海时即修改其银行条例，将资本额定为2500万元。这新增的500万元就是强行加入的“官股”。同年，南京政府将交通银行总行由北京迁往上海时，又使用同样的办法，即颁布该行条例，规定其资本额为1200万元。交行资本原为1000万元，新增的200万元便是“官股”。实际上，南京政府口头上虽说要加入交行官股两成，而实际上只交资本一成，即100万元。由于中央银行的设立，中国、交通二行在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曾经享有的代理国库的特权被取消了。经过这一步改造，南京政府的国家资本就渗透到了这两家银行^[5]。
南京政府又将中国银行改组成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其业务是：“一、经理政府发行海外公债及还本付息事宜；二、经理政府存在国外之各项公款及收付事宜；三、发展及扶植海外贸易事宜；四、代理一部分国库事宜；并仍有发行兑换券之特权，此外并经理国内外汇兑及货物押汇，商业期票及汇票贴现”,由临时股东会选张公权为总经理，由国府任命李铭为董事长^[6]。同时将交通银行改组为“政府特许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由胡祖同任总经理。其业务是：一、代理公共实业机关发行债票及经理还本付息事宜；二、代理交通事业之公款收支事项；三、办理其他奖励及发展实业计划。四、代理一部分国库事宜，并可发行兑换券。”^[7]这样，中央、中国、交通三行鼎立的制度就建立起来，它们各负其责，共同为推行政府的金融政策服务。
在宋子文出任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期间，为了给蒋介石发动“剿共”内战和排除异己的军阀混战筹措军费，财政部发行的公债额很大，到1933年已达14亿多元。这不仅使宋子文同上海金融家的矛盾加剧了，而且由于筹划公债的还本付息和开发新财源感到很吃紧，因此宋子文与蒋介石在裁撤军队、减少军费、平衡预算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矛盾，从而使蒋介石不得不采取“走马换将”的办法，让孔祥熙接替宋子文的职务，于1933年4月6日接任中央银行总裁，11月1日接任财长。孔接任当时，“国库每月收入1500余万元，支出2200余万元，其中军费一项每月即达1800万元，每月不敷数目约800万元之谱。库存仅有现金300余万元及尚未发行的公债库券2700余万元，黄金外汇全无。即使2700余万元的公债能全部顺利发行，也不过维持三个月的开支而已。宋子文认为：三个月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就要垮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8]。孔就是在这样窘迫的境况下受命的，为了挽救南京政府财政窘迫危机的局面，孔与蒋、宋在武汉开会密商，决定对中、交两行进行第二步改造，这就是增资改组，提高中央银行地位。
(三)增资改组，使中央银行成为三行之冠
为了进一步控制中、交两行，使中央银行成为三行之冠，南京政府又寻找机会对中、交两行进行第二步改造。1935年初，孔祥熙开始面临新的财政危机，美国的白银政策使孔所施行的赤字财政政策受到重大威胁。由于货币市场紧张，上海金融界不愿意认购政府的新公债，而中央银行的负担又沉重到了极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不仅反对孔氏的赤字财政政策，而且当财政危机加剧时，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联合起来拒绝以财力支援孔祥熙，这使孔十分恼怒。于是，孔与蒋介石密商，决定要把张公权和胡祖同从中交两行总经理的位置上撤下来。由于担心采取强硬措施会引起中交两行投资者的恐惧，从而将其资本转入上海外国银行，孔祥熙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改造中交两行的工作。1935年2月，美国大量收购白银，导致上海货币市场奇紧，很多工商企业面临倒闭破产的危险，工商业团体强烈要求南京政府提供救济。孔祥熙便操纵工商界资本家要求银行贷款，把工商界的不满引向银行界。
这样，银行资本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后，就为南京政府改造和控制中交两行提供了借口。3月23日，孔祥熙突然宣布，政府将要对中交两行实行管制，要求该两行增发股票，而且要把两行的控制权交给政府^[9]。与索取控制权相配合，南京政府同时发行了1亿元以关税为担保的金融公债，作为购买新股的资金。起初，孔祥熙企图使中国银行的资本股额变为官三商二(即国家资本占30万股，私人资本占20万股，每股为100元),使官股压倒商股，但遭到中国银行商股势力最大的江浙资本集团反对。经过讨价还价，最后是国家与私人资本各占一半(即官商各占20万股),使资本总额达到4000万元^[10]。这样，中国银行的国家资本就占到50%。在交通银行中，财政部增拨金融公债1000万元，连同原有官股，使国家资本占到55%。在向中交两行强行增资的同时，孔祥熙又宣布中国银行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位置由宋子文接替(后为拉拢江浙资本集团，宋只任董事长，总经理由江浙财团的宋汉章担任),原总经理张公权和董事长李铭被调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则由孔氏派系的唐寿民和胡笔江(即胡筠)分任总经理和董事长。
为了增强中央银行的实力，南京政府决定将其资本总额增加到1亿元，并将总行由上海迁往南京，以便在首都能够有效地担负起调济全国金融之职责。总裁行使行政权的主要机构，是其下设的发行、业务二局。此二局相互独立，若无法定准备金，发行局不得滥发纸币。中央银行成立之初，为得到金融界支持，南京政府曾在理事会、监事会中拉拢一些金融巨头来担任理、监事，如江浙财团的荣宗敬、钱永铭、陈光甫、张公权、吴鼎昌、叶琢堂等先后担任过理事；李铭、秦润卿、贝祖诒、虞洽卿、徐成冕、胡孟嘉、唐寿民等先后担任过监事。而实权却为宋、孔所掌握。
中央银行凭借国有银行的特殊地位，在经营银行业务的过程中大肆排挤其他银行，获取了巨额利润。以该行成立时的1928年为基期，到1936年时其资产总额增加了23倍，存款额增长了341倍，兑换券发行增加了25倍，从中所获得的纯利则增加了61倍(1934年达最高额)。中央银行确实成了三行之冠^[11]。其发展速度是其他银行无法比拟的，它所积累的大量资本，奠定了政府垄断全国金融业的基础，如果没有中央银行的迅速发展，要形成后来以“四行二局”为主干的国家金融体系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说中央银行是南京政府国家银行团的核心。
(四)四省农民银行改组成中国农民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是南京政府由原“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而成的一家面向农村的国家专业银行。1930年11月，中原大战结束时，蒋介石立即把矛头指向中央苏区，并在江西设有“剿共”总司令部。该司令部内设有一个所谓的“农村金融救济处”。1933年初，为了筹措“剿共”军费，蒋介石批准在农村金融救济处的基础上，组设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该行最初的资金来自湖北鸦片特税，同时湖北省银行也是它最重要的股东。其总行设在汉口，四省各设分行。四省农行时期，总经理是郭外峰，1935年改由蒋介石的亲信徐继庄接任。该行曾发行一角、二角、五角三种流通券，由“剿匪总司令部”布告四省，强制使用。四省农行的业务活动从不公开，它的出现被认为是“为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制造麻烦的根源”^[12]。
1935年4月1日，南京政府决定将四省农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据称改组的原因是：四省农行“成立两年有余，于调剂农村金融颇见成效”,“而其他各省农村金融，亦确有统筹调剂之必要。现拟将四省农民银行扩大范围，改为中国农民银行”^[13]。同年5月，立法院通过了《中国农民银行条例》,规定该行作为南京政府“供给农民资金、复兴农村经济、促进农业生产”的农业专门银行。它的业务范围是：(1)收受存款；(2)办理汇兑；(3)买卖生金银及有价证券；(4)动产不动产之抵押放款及保证信用放款；(5)经营农业仓库及放款于农产农具之改良事宜与农民合作社；(6)发行农业债券及农业流通券；(7)农业票据贴现^[14]。中国农民银行的资本总额规定为1000万元，由财政部认购250万元，各省市政府共计认购250万元，其余的500万元由社会各阶层人士自由认购。事实上，私人从未认购农民银行股票，其资金全部都是由财政部拨付的。中国农民银行成立后，蒋介石自任董事长，并准备将资本增加到6000万元。孔祥熙为迎合蒋氏的要求，对农民银行进行全力帮助。如法币政策实施后，孔祥熙规定，除河南农业银行、湖北省银行、浙江地方银行、陕西省银行等四家银行的发行部分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接收外，其余各省银行或类似省银行的发行部分，统统由中国农民银行接收；对尚未设立中国农民银行分行的省份，同意陆续筹备设立^[15]。通过这些措施，农民银行很快就发展成为与中国、交通两行并列的第三大专业银行。
中央银行设立之初，其势力原本是很孤单的，但将中国、交通、四省农行相继改组为三大专业银行后，这家“银行之银行”的中央银行，如虎添翼，使国家银行的势力空前强大起来，很快就成为政府国家金融资本的核心支柱。此后，政府就通过这四大国家银行进一步扩大国家垄断资本。
(五)设立中央信托局和成立邮政储金汇业局
中央信托局是中央银行直辖的一个局。1935年7月30日，财政部宣布中央信托局成立，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调任中央银行副总裁兼中央信托局长。同年10月1日，信托局开始营业。在营业开幕式上，孔祥熙对成立信托局的原因作了说明。他说，因政府方面有许多事要委托商业机构经理，同时中央银行限于国家银行代理国库的地位，事实上及手续上都不能出面，所以在中央银行之下，组织一个信托事业独立机构，经办这方面的事情^[16]。中央信托局的理事长由孔祥熙自己兼任，张公权与叶琢堂为常务理事。根据《中央信托局章程》,信托局的资本定为1000万元，由中央银行一次拨足；总局设在上海，各地酌设分局。其主要业务是：代理国家收购各项出口物资，并经办军火进口生意；经理“国营”事业或“公用”事业债券股票募集与发行；经营国家财产物资的保险业务及政府机关重要文件契约的保管事项；经收“公共机关”或“公共团体”的信托存款；办理各种保证事项和委托代理事项，等等^[17]。不久，中央信托局又经营起了普通储蓄存款放款业务，其经营范围从采办、保险、信托、储蓄、直至农贷，几乎无所不包。但是，它所侧重的方面还是经营购料和易货业务，以致后来发展成为国家垄断对外贸易、从事买办性商业活动的重要工具。
中国邮政局早在1898年即已开办汇兑业务，1908年又开办了储蓄业务，至1929年，通汇的邮局及代办处所有2374处，办理储蓄业务的邮局达206处以上。有这样一群庞大而广泛的信用机构，国民政府自然要将其收归国有。1930年，政府下令将原来经营储金汇兑业务的邮政局改为邮政储金汇业局，并在上海成立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直属交通部管辖。1931年6月，政府相继公布《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组织法》、《邮政国内汇兑法》和《邮政储金法》。1935年，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改称邮政储金汇业局，改隶于邮政总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的资本，没有规定具体数额，而是以“全国邮政收入为担保”,其经营业务为：举办活期储蓄、定期储蓄、邮政汇票、电报汇款、抵押放款、贴现放款，购买公债或库券以及办理保险业务等等。该局成立之时，储金总额只有1000万元，1935年时增至5000万元，通汇的局、所已增加到9500处以上^[18]。政府曾规定，凡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未设分支机构的地方，政府的一切款项均由邮政储金汇业局转饬当地邮局代办。这样，邮政储金汇业局便成为南京政府吸收大量存款和汇兑资金的工具，到1936年6月，其总资产额已达8520万元。
上述是政府控制国家金融命脉的所谓“四行二局”形成的简略情况。它们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国家金融统治机构，其最后形成是在1935年前后。通过1935年实施的法币政策，“四行二局”作为国民政府国家金融体系的主体地位已经稳固下来，并开始发挥控制和支配全国货币金融总枢纽的功能。“四行二局”的最后形成，可以说是政府国家金融体制及其统治网建立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