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史》 - 唐·李商隐

[唐]李商隐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珍珠始是车？

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

几人曾预《南董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这是一首咏史诗。咏史，是李商隐诗集中屡屡可见的，充分表现了诗人的忧国之思。李商隐从少年时代就关心国家的兴衰而具有参政意识。特别是因为所处的时代，恰恰是遭遇安史之乱挫折后一度出现了回光返照，但终于又遭崩溃的时代。宦官专权于内，藩镇跋扈于外，唐王朝的危机岌岌不可终日。这就更引起了诗人力挽狂澜的忧心和思考。

尽管李商隐以爱情诗闻名，其实他的以政治为题材的佳作也不在少。而在政治诗中，览古鉴今的咏史诗占有一定份量。既然是览古鉴今，这里面就少不了要在历史事迹的评价和一古一今的可结合点上加以比照。既要对历史兴衰有入微的思考，以增强理性认识，又要对历史往迹中所融含的悲剧美内涵，做出即景会心的领悟，从而进行艺术熔铸。这些都是咏史诗的严格要求，而李商隐在这方面能控纵裕如，写下了不少寓深邃哲理于丰富形象之中的诗篇，历来脍炙人口。

这一首咏史诗，自朱鹤龄以来，一般都认为是为唐文宗而作，有充分论据。我也同意这一观点；只是认为必须还稍加补充：李商隐确是为唐文宗而作，但更是从唐文宗失败的历史扩而大之地来考察历代的君主究竟应该如何选贤任能，才不致为邪恶势力所侵凌，终于败国。这里有一个藉个别以窥见一般的问题。如果只看到哀悼文宗，那就所见者小了。

为什么要说李商隐的历史观点能因小见大呢？这和本诗扣合文宗时代的一次巨大政治事变有关。原来这首诗写在文宗开成五年(840)。前此五年(太和九年)，文宗与宰相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等密谋诛宦官，预先在金吾大厅埋伏武士，假称厅后石榴树上夜降甘露，诱使宦官头子们去验看，拟趁机执杀之。不料事泄，叛军却劫持了皇帝，并大肆捕杀朝官，牵及士民无数，造成长安城内一片恐怖景象。这一事件，史称“甘露事变”。逆宦未除，而皇帝却越发变成傀儡。身经这一次事变，李商隐的惊心怵目是很自然的。他情不自禁地要探讨历史上朝政兴衰的至理，并且巧妙地运用了艺术思维，通过具体画面，透露出深刻的理性考察与其意蕴。

为此，他要发为屈原式的“天问”。

源于自我反思的深沉婉转，这首诗确有其盘屈飞动的笔势，表现了诗人哲理思考的深邃和历史悲剧美的潜沉。特别要提出的是这首诗头两句含义，我们要准确地把握；否则，我们就无从掌握诗人对历史考察的座标和整个一首诗的基调了。

原来古代的个别评家，对开头两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有所疵议。认为文字平板，还显得有点泛滥。之所以如此者，自然是因为他们没有领会到这两句是别有匠心的“反起”，没有懂得诗人用意，决不是要在诗中正面提倡国君勤俭；相反的是揭示文宗的惨境，从而表示诗人对天道的怀疑。盘旋在诗人内心深处的思考是复杂的，感慨也很深沉。这是因为，文宗既然是勤俭之君，而犹遭逢艰困，郁郁而死，当然不同于奢乱败国之君的咎由自取。其情其境，就更引起人们的同情和伤惋了。颔联第三、四句，“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珍珠始是车”，正是从第一联的“勤俭”引伸而来。意思是说，你看文宗多么俭朴，在宫内不用琥珀枕，出外也不用照乘珠，摒弃一切珍宝，可是他的国家为什么还是失败呢？显然是国运已去，没有碰到堪以托命的千里马，他所信托的李训、郑注，结果只有败事，而且，盘据朝廷的像蜀山大蛇一般的叛乱势力，如仇士良等人，却终于无从拔除。至于颈联二句，则是从开头的“破”字生发。它紧承颔联而更遥与“俭”字相呼应。表面看来，这是语势的急转和脉络的精细，可是别忘了在诗人所执着的成破之理的背后，重点在于表现文宗遭遇的命运竟是如此之残酷。这一来，结句自然而然地就显示出深沉悲恸的喷薄之势了？

“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原来文宗是神往于虞舜之治的。有一个夏日，文宗与诸学士联句，吟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其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诗人用画龙点睛的手法突出文宗爱民求治的心期不算，还又结合自己所受的恩遇，即于开成二年登进士第时文宗曾赐诗题《霓裳羽曲》的一段旧事，不禁念及前程，对文宗赍志以终，分外感到哀恸，更不由从舜的葬地苍梧，联想起文宗的葬地章陵，深感千古同悲。

综观上述，这篇哲理诗有这样两个特点：

第一，寓说理于惝恍若失的感情抒发之中，通篇不作判断，疑天理反常而不言反常，但反常自见。这就是颔联的勤俭和颈联的败挫形成二律背反。李商隐由于有愤世嫉俗的精神，这种继承司马迁的怀疑“天道无亲”的异端哲学的思考，在他的名作《井泥》五古中也可以找到旁证。“猛虎与双翅，更以角副之；凤凰不五色，联翼上鸡栖”，这不是分明为邪恶者得势、贤能者失位而深致慨叹么？不过，这种慨叹并不像《井泥》那样表现为郁勃之情，而是结合悼念，发以一唱三叹、风华绰约之笔，渲染出一种蕴藉、冷艳的境界。

第二，宏微兼观。李商隐以甘露事变为题材的诗不止一篇，但多少有些就事论事，唯有这篇意象最为开拓。清代诗人朱彝尊见不及此，评曰：“此诗全是故君之悲，玩末二句可见，特不欲显言，故托其于咏史耳。”说“故君之悲”自然是对的，但却没有注意到诗人所以用“咏史”命题的苦心。他实际还是一边抒发故君之悲，一边也从文宗挫败的惨痛教训中深憾于没有堪称死生相托的贤臣，缺少“千里马”和驾驭千里马的人。悼念和剖析文宗是观于微，由此而历览家国兴衰，以探究其关键所在，这又是观于宏。

李商隐的思想是深邃的，在哲学方面，无论是儒是道是佛，他都有较多的素养，只要读过《樊南文集》的人，对此就会有更多的了解。结合这首诗来探索，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看到他的政治观和历史观的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