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寄兴遥深结体省净——说张九龄《感遇》二首》 |
释义 | 寄兴遥深结体省净——说张九龄《感遇》二首》寄兴遥深 结体省净——说张九龄《感遇》二首》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张九龄(673—740),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省曲江县)人,唐中宗景龙年间中进士,又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为左拾遗。累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迁中书令。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史家曾认为可以比隆“贞观”,而张九龄,就是“开元”后期著名的“贤相”。他矜尚直节,敢言得失,注意援引“智能之士”;对安禄山的狼子野心,也早有觉察,建议唐玄宗及早剪除,未被采纳。终因受到李林甫等权奸的诽谤排挤,被贬为荆州刺史。他远贬之后,李林甫等人更受宠信,所谓“开元盛世”,也就一去不返。杜甫把《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作为组诗《八哀》之殿,是大有深意的。 《感遇》十二首,就是谪居荆州时所作,含蓄蕴藉,寄托遥深,对扭转六朝以来的浮艳诗风起过作用,历来受到评论家的重视。例如高棅在《唐诗品汇》里就曾指出:“张曲江公《感遇》等作,雅正冲淡,体合《风》《骚》,骎骎乎盛唐矣。”这里只谈其中的第一首和第七首。 第一首,把“兰”和“桂”作拟人化的描写。“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两句,“互文”见意:兰在春天,桂在秋季,它们的叶子多么繁茂,它们的花儿多么皎洁。正因为写兰、桂都兼及花叶,所以第三句便以“欣欣此生意”加以总括,第四句又以“自尔为佳节”加以赞颂。一般选注本未注意“互文”的特点,认为写兰只写叶,写桂只写花,未必符合诗意。三、四两句,一般都作了这样的解释:“春兰秋桂欣欣向荣,因而使春秋成为美好的季节。”而这样解释的根据是把“自尔为佳节”中的“自”理解为介词“从”,又转变为“因”,把“尔”理解为代词“你”、“你们”,用以指兰、桂。这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头两句尽管有“春”、“秋”二字,但其主语分明是“兰叶”和“桂花”,怎能把“春”、“秋”看成主语,说什么“春秋因兰桂而成为美好的季节”?第二,作这样的解释,就与下面的“谁知”两句无法贯通。第三,统观全诗,诗人强调的是不求人知的情操,怎么会把兰桂抬高到“使春秋成为美好季节”的地步?联系上下文看,“自尔为佳节”的“自”,与杜甫诗“卧柳自生枝”(《过故斛斯校书庄》)、李华诗“芳树无人花自落”(《春行寄兴》)、陈师道诗“山空花自红”(《妾薄命》)中的“自”同一意义。“尔”,显然不是代词,而是副词、形容词的词尾,与“卓尔”、“率尔”中的“尔”词性相同。“佳节”,在这里也不能解释为“美好的季节”,而应该理解为“美好的节操”。诗人写了兰叶桂花的葳蕤、皎洁,接着说,兰叶桂花如此这般的生意盎然、欣欣向荣,自身就形成一种美好的节操。用“自尔”作“为”的状语,意在说明那“佳节”出于本然,出于自我修养,既不假外求,也不求人知。这就自然而然地转入下文:“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不难看出,“草木有本心”一句,和“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一脉相承;“何求美人折”一句,与“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前后呼应。既然如此,有的选注本把“谁知”两句,解释为“不料隐逸之士慕兰、桂的风致,竟引为同调”,也未必确切。“谁知”并不等于“谁料”,而近似于“谁管”。兰桂自为佳节,自有本心,自行其素,自具欣欣生意,不求美人采择;“林栖者”是否“闻风”,是否因闻风而相悦,谁知道呢?谁管它呢? 当然,不求人知,并不等于拒绝人家赏识;不求人折,更不等于反对人家采择。从“何求美人折”的语气看,从作者遭谗被贬的身世看,这正是针对不被人知、不被人折的情况而发的。“不以无人而不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乃是全诗的命意所在。八句诗句句写兰桂,都没有写人。但从那完整的意象里,我们却可以看见人,看见封建社会里某些自励名节、洁身自好之士的品德。 前一首,是对“兰桂”的颂歌,后一首,则是对“丹桔”的颂歌。 有歌颂的正面,就有歌颂的反面。兰桂葳蕤皎洁,“美人”应该采择。如果不采兰桂而采萧艾,那“美人”也就不那么美。在前一首中,诗人用“何求美人折”歌颂了兰桂的自为佳节、自有本心;对“美人”的态度,则含而不露,以致不太细心的读者会以为只写兰桂而与“美人”无涉。然而从“何求美人折”的自白里,不也可以听出“美人”不折的感慨吗?“美人”既然不折兰桂,他又折些什么? “美人”一词,究竟何所指。翻唐诗的选注本,则说“美人”指“林栖者”。这恐怕未必符合诗人的原意。这首诗命意遣词,都有取于屈原的作品;而在屈原的《九章》里,就有一篇《思美人》,其中的“美人”指顷襄王。把张九龄被贬到荆州时所作的这首诗和屈原被放逐到江南所作的《思美人》联系起来读,也许会有更深一层的体会。 对“美人”的态度,如果说在前一首里含而不露,那么在后一首里,就有点露,尽管相当委婉。 屈原生于南国,橘树也生于南国,他的那篇《橘颂》一开头就说:“后皇嘉树,橘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其托物喻志之意,灼然可见。张九龄也是南方人,而他的谪居地荆州的治所江陵(即楚国的郢都),本来是著名的产橘地区。他的这首诗一开头就说:“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其托物喻志之意,尤其明显。屈原的名句告诉我们:“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可见即使在“南国”,一到深秋,一般树木也难免摇落,又哪能经得住严冬的摧残?而“丹橘”呢,却“经冬犹绿林”。一个“犹”字,充满了赞颂之意。“丹橘”经冬犹绿,究竟是由于独得地利呢?还是出乎本性?如果由于独得地利,与本性无关,也就不值得赞颂。诗人抓住这一要害问题,以反诘语气排除了前者。“岂伊地气暖”——难道是由于“地气暖”的缘故吗?这种反诘语如果要回答的话,只能作否定的回答;然而它照例是无须回答的,比“不是由于地气暖”之类的否定句来得活。以反诘语一“纵”,以肯定语“自有岁寒心”一“收”,跌宕生姿,富有波澜。“自有岁寒心”的“自”,也就是“自尔为佳节”的“自”。“岁寒心”,本来是讲松柏的。《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那么,张九龄为什么不是通过松柏、而是通过丹橘来歌颂耐寒的节操呢?这除了他谪居的“江南”正好“有丹橘”,自然联想到屈原的《橘颂》而外,还由于“丹橘”不仅经冬犹绿,“独立不迁”,而且硕果累累,有益于人。作者特意在“橘”前着一“丹”字,就为的是使你通过想像,在一片“绿林”中看见万颗丹实,并为下文“可以荐嘉客”预留伏笔。 汉代《古诗》中有一篇《橘柚垂华实》,全诗是这样的: 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人倘欲知我,因君为羽翼。 作者以橘柚自喻,表达了不为世用的愤懑和对终为世用的渴望。张九龄所说的“可以荐嘉客”,也就是“历年冀见食”的意思。“经冬犹绿林”,不以岁寒而变节,已值得赞颂;结出累累硕果,只求贡献于人,更显出品德的高尚。“嘉客”是应该“荐”以佳果的,“丹橘”自揣并非劣果,因而自认“可以”“荐嘉客”,然而为重山深水所阻隔,到不了“嘉客”面前,又为之奈何!读“奈何阻重深”一句,如闻慨叹之声。 从全诗的构思看,从作者的遭遇看,把这一首中的“嘉客”和前一首中的“美人”看成同意词,大概不至于有什么错。那么,构成“荐嘉客”的阻力是什么,下文“徒言树桃李”中的“桃李”和“树桃李”者究竟何所指,也就可以意会了。 “运命”两句,不能被看成宣扬“天命观”。“运命惟所遇”,是说运命的好坏,只是由于遭遇的好坏。就眼前说,不就是由于有“阻重深”的遭遇,因而交不上“荐嘉客”的好运吗?“奈何阻重客”中的“奈何”一词,已流露出一寻究竟的心情,想想“运命惟所遇”的严酷现实,就更急于探寻原因。然而呢,“循环不可寻”,寻来寻去,却总是绕着一个圈子转,仍然弄不清原因、解不开疑团。于是以反诘语气收束全诗:“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人家只忙于栽培那些桃树和李树,硬是不要橘树,难道橘树不能遮荫,没有用处吗?在前面,已写了“经冬犹绿林”,是肯定它有“阴”;又说“可以荐嘉客”,是肯定它有实。不仅有美荫,而且有佳实,而“所遇”如此,这到底为什么?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里讲了一个寓言故事: 阳虎去齐走赵,简主问曰:“吾闻子善树人。”虎曰:“臣居鲁,树三人,皆为令尹;及虎抵罪于鲁,皆搜索于鲁也。臣居齐,荐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为县令,一个为侯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见臣,县令者迎臣执缚,侯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树人。” 主俯而笑曰:“树橘柚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树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树。” 只树桃李而偏偏排除橘柚,这样的“君子”,总不能说“慎所树”吧! 这首诗句句写“丹橘”,构成了完整的意象,与“我心如松柏”之类的简单比喻不同。其意象本身,既体现了“丹橘”的特征,又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读这首诗,当我们看到“丹橘”经冬犹绿,既有甘实供人食用,又有美荫供人歇凉的许多优点的时候,难道不会联想到具有同样优点的一切“嘉树”吗?当我们看到“丹橘”被排除、而桃李却受到经心栽培的时候,难道不会联想到与此相类的社会现象吗? 就作者的创作动机说,这两首诗都是托物自喻,但由于创造出具有典型性的意象,所以其客观意义,已远远超出了自喻的范围。杜甫在《八哀·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一诗中称赞张九龄“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后一句,是说他的诗语言清新而简练;前一句,是说他的诗意余象外,给读者留有驰骋想像和联想的余地。诗人评诗,探骊得珠,是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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