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的涣散

革命形势的迅速到来，要求革命政党加强统一领导，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复杂局面。同盟会却恰恰相反，在革命紧要关头反而更加涣散了。
1911年武昌起义后不久，同盟会本部发表宣言，虽然指出了“元凶尚在，中夏未清”,应“长驱河朔”,以“建立民国”,但却表白革命党人将于“功成事遂”之后引退，“散处朝市或悠悠林野”^[1]。同年12月，同盟会本部在上海召开临时会议，旅沪各省份会部分负责人也参加。这次会议改订了同盟会暂行章程，并再次发表宣言。宣言虽然指出了在同盟会内部“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并强调了“当临时政府组织之际，其祸乃大著”,号召革命党人“必先自结合，以成坚固不破之群”^[2]。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能阻止“议论歧为万途”的现象继续发展，相反，却更加严重了。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与光复会的矛盾日益激化。同盟会的陈其美和光复会的李燮和同在上海策动起义。上海光复后，陈自称都督，李初拟率部攻陈，后据吴淞，自称吴淞都督。1912年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章炳麟即正式脱离同盟会，而与立宪派、旧官僚联合，在上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章自任会长，以程德全为副会长，接着又推张謇为“特务干事”^[3]。章在联合会第一次大会讲演说：“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则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4]1月4日，他创办《大共和日报》,在发刊辞中公然说：“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5]其攻击的矛头显然指向刚刚诞生的南京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公布自1912年起改用阳历，章炳麟却在《大共和日报》第2号上以“本社社长”的名义，发表《宣言》说：“今日南北未一，观听互殊，岂容遽改正朔。况此次参事会，大半即各省都督府代表之变名，既非国民公选，何有决议改历之权。故在议员未选，历书未颁，对于此等少数空言，断难遵行，愿全国人民审思之，愿各代表反省之。”
浙江独立后，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自南洋返国，担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他公开在上海设立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沪局，招兵买马。沪军都督陈其美不能容许禁脔之内出现一支异己的军队。于是，就指使蒋介石于1月14日暗杀陶成章于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陶成章被刺是民国成立后第一件轰动一时的政治暗杀事件。陈其美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解决政争，不仅无补于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分歧，反而给向往革命的人们的心中投下了阴影，由此，光复会和同盟会的矛盾更形扩大。章炳麟断然拒绝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枢密顾问。
3月，章炳麟又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名为统一党，他在改党大会的演说辞中说：“本党宗旨，不取急躁，不重保守，惟以稳健为第一要义。”^[6]接着，统一党又发表《宣言书》,声称：“本党本集革命、宪政、中立诸党而成，无故无新，惟善是与。只求主义不涉危险，立论不近偏枯，行事不趋狂暴，在官不闻贪佞者，皆愿相互提携。”
总之，章炳麟在辛亥革命后已经明显右倾，不论联合会或统一党，都不过是一种官僚、政客、立宪派的大杂烩。因此，它对南京临时政府的许多改革措施，无不加以反对。例如，孙中山主张建都南京以牵制袁世凯，章极力反对，公然为袁张目说：“逊位以后，组织新政府者，当为袁氏，若迫令南来，则北方失所观望。”^[7]3月下旬，在南京的四川籍革命党人召开四川革命烈士追悼会，孙中山亲往参加，而章炳麟却送来了这样一副对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对于章的这种态度，四川革命党人吴玉章在后来曾加以评论说：“他骂南京鼠窃狗偷，但当时鼠窃狗偷的大半还是立宪党人，而章太炎不正是和他们沆瀣一气吗？他反对建都南京，认为南京并非龙蟠虎踞，难道北京果真就是龙蟠虎踞的地方吗？很明显，章太炎为了反对孙中山先生，已经实际上站到袁世凯那方面去了。”^[8]
对于同盟会员与光复会员之间的争端，孙中山主张尽力调解。如，广东汕头民军司令、光复会员许雪湫、陈芸生“与同盟会员之领军不合，势成水火”。孙中山致电陈炯明，要他“解释调处”,并强调指出：“同盟、光复二会，在昔同为革命之团体”;“两会欣戴宗国，同仇建虏，非只良友，有如弟昆”。“今兹民国新立，建虏未平，正宜协力同心，以达共和之目的，岂有猜贰，而生阋墙”^[9]。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双方仍然纷争不已。
与此同时，湖北革命党人孙武等由于未能取得南京临时政府中的部长席位，也愤然脱离了同盟会，而联合湖北的立宪派另组“民社”,拥戴黎元洪为领袖。因此，同盟会的力量被进一步削弱。
黄兴是同盟会的军事领袖。他虽然在1907年因旗帜设计问题和孙中山发生过严重的争执，但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他和孙中山配合得不错，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都支持了孙中山。但是，这样一个重要领导人，在民国建立之初却有了功成隐退的思想。他在一个致袁世凯的电文中说：“吾辈十余年兢兢业业以求者，真正之和平，圆满之幸福。今目的已达，掉臂林泉，所得多矣。”^[10]
在黄兴看来，只要把满人统治换成汉人统治，革命就算达到目的，就可以“大风歌罢不如归”了^[11]。这样，当然就失去了对袁世凯的戒备。在孙中山主持南京临时政府期间，他仍是力主和袁世凯妥协。
综上所述，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后已处于思想混乱、四分五裂的状态，这样的政党当然不能领导南京临时政府走向胜利。孙中山在后来解释这一段历史时，曾沉痛地说：“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