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中部总会

孙中山一意在南方三省发动起义，引起了同盟会内部相当普遍的不满，说是“只注意广东，对于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华侨所捐的钱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别处的活动一个钱都不肯给”^[1]。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谭人凤回到东京。这时，东京同盟会员不少已灰心失望，无人过问会事。宋教仁自1907年辽东归来后，经常郁郁不乐，喝醉了酒就卧地长歌，后来更准备遁迹隐居。6月10日，孙中山自檀香山秘密前来日本。不久，赵声、黄兴继至。谭人凤要求孙中山改良会务，孙中山表示同意。其后，宋教仁往谈，孙中山因对宋一度支持章炳麟、陶成章不满，愤愤地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问故，孙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2]次日，宋、谭同往，谭人凤反驳孙中山说：“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陶成章所持理由，东京亦无人附和，何得怪党人？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孙中山表示，可容日约各分会长再议^[3]。因日本政府只允许孙中山作短暂停留，24日，孙中山匆匆离去，没有通知谭人凤等。由是，谭人凤也对孙中山不满，便和赵声等商量改组，主张以长江流域为进行地点。赵声非常赞同，便约集张懋隆、林文、李肇甫、陈勤宣、周瑟铿、邹永成、刘承烈、张斗枢等会议。
会上，宋教仁提出上、中、下三策，他说：“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经公议，认为“下策太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我们还是以取中策为好。”^[4]于是，决议组织中部同盟会。
方针既定，但缺乏经费。宋教仁采纳邹代藩的建议，准备把新化的锑矿专卖权出售给日本，公推张斗枢、邹永成回国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组织广惠矿务公司。同时，谭人凤南下香港和黄兴等协商。黄兴别无意见，只说须有款项方可。胡汉民则表示反对。谭人凤怒极，几乎要给胡一拳，愤然说：“本部在东京，总理西南无定踪，从未过问。总于何有？理于何有？东京经费纯仗同志摊派维持，并未向各处招摇撞骗。汝等以同盟会名义，掣骗华侨巨款，设一事务所，住几个闲散人，办一机关报，吹几句牛皮，遂算本事冲天，而敢藐视一切耶？”^[5]其时，赵声已先期返港，劝谭说：“各行其是，理他何为？”次日，谭人凤邀请赵声、胡汉民共饮，以一杯敬赵声说：“愿为国自爱，毋过激过郁。”以一杯敬胡汉民说：“劝君放开眼界，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成。余往返香港三四次矣，请从此别！”^[6]当夜谭人凤即离港返日。
一个革命组织必须既有充分的民主，又有正确的集中，才能有战斗力。同盟会内部在起义地区上的分歧本是正常的，但是，由于既缺乏民主，又缺乏集中，不能有效地统一意见，因此，分歧愈来愈大。
谭人凤返日后，日夜奔走，经费仍无着落，改组事因而搁浅，仅每周组织谈话会一次。同年冬，宋教仁回到上海，参加《民立报》编辑工作。
“三二九”之役失败后，在港的同盟会机关很不景气。赵声病死，黄兴专意准备暗杀，闭门谢客，没有人出面处理善后，引导大家前进。谭人凤目睹这些情况，心灰意冷，决志归家。6月初，路过汉口，焦达峰、孙武等正在会商，拟乘湖南铁路风潮暴动。焦达峰劝谭说：“事在人为，何可抛弃前功？”谭接受了焦的意见。次日，孙武邀蔡济民、邓玉麟等共进会干部和谭人凤见面。谭劝孙武等和文学社和衷共济，相辅而行。过了几天，谭人凤东下上海，与宋教仁、陈其美计议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
7月31日，宋教仁、陈其美、范光启、姚志强、吕志伊、谭人凤、章梓、陈勒生等于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召开成立会。到会二十九人。计湖南籍七人，浙江籍七人，四川籍四人，福建籍五人，江苏籍三人，安徽籍二人，云南籍一人。会议选举陈其美掌庶务，潘祖彝掌财务，宋教仁掌文事，谭人凤掌交通，杨谱生掌会计。会议还通过了由宋教仁、谭人凤分别起草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和《宣言》。《章程》表现了对原同盟会进行改组和改造的倾向。声称：“本会由中国同盟会会员之表同意者组织而成”,“凡中国同盟会会员依本会法律入会者，皆为本会会员”。它和共进会一样抛弃了“平均地权”的纲领，声称“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此外，它并特别规定：“会员皆一律平等。”^[7]《宣言》试图对同盟会以往的失败作出总结，认为其原因在于“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它声称“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总机关设于上海，各省设分部，总理一职，则虚位待贤。同时它也看出了同盟会组织的某些弊病，表示要在机关内部实行“合议”制，防止“专制”独断，要求加强团结，消除“省界”观念。在起义策略上，它批评同盟会以往的做法是“惟挟金钱主义，临时召慕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表示要“培元气，养实力”,不轻于发难^[8]。8月2日，开第二次会，推谭人凤为总务会议长。不久，各省分会相继成立。南京由郑赞丞、章梓主持，安徽由范光启主持，湖北由居正主持，湖南由曾杰、焦达峰主持。
为了使各地革命党人不致急躁从事，中部总会定“宣统五年”(1913)为大举时期。
在东京同盟会总部长期涣散的情况下，中部总会的成立，客观上适合了革命形势的需要。当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正在高涨，中部总会确定在这一地区发动是完全正确的，虽然它并没有看到革命大风暴已经近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