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评】 唐·薛用弱：“开元中，之涣与王昌龄、高适齐名，共诣旗亭，贳酒小饮。有梨园伶官十数人会宴。三人因避席隈映，拥炉以观焉。俄有妙妓四辈奏乐，皆当时名部。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名擅诗名，每不自定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为优。初讴昌龄诗；次讴适诗；又次复讴昌龄诗。之涣自以得名已久，因指诸妓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次至双鬟发声，果讴‘黄河’云云。因皆大笑。诸伶诣问，语其事，乃竟拜乞就筵席。三人从之，饮醉竟日。”(《集异记》卷二)
宋·杨万里：“唐人……《寄边衣》云： ‘寄到玉关应万里，戍人犹在玉关西。’《折杨柳》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光(风)不度玉门关。’皆佳句也。”(《诚斋诗话》)
宋·吴开：“乐府杂录载：笛者，羌乐也。古曲有‘落梅花’、‘折杨柳’，非谓吹之则梅花落耳。故陈贺微《长笛》诗云：‘柳折城边树，梅舒岭外林。’张正见《柳》诗亦云：‘不分梅花落，还同横笛吹。’李峤《笛》诗：‘逐吹梅花落，含春柳色警。’竟谓笛有梅、柳二曲也。……杜(甫)云：‘故园杨柳今摇落，何得愁中却尽生。’王(之涣)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李(白)云：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优古堂诗话》下)
明·杨慎：“此诗言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升庵诗话》卷2)
明·王世懋：“于鳞选唐七言绝句，取王龙标‘秦时明月汉时关’为第一，以语人，多不服….必欲压卷，还当于王瀚‘葡萄美酒’、王之涣‘黄河远上’二诗求之。”(《艺圃撷余》)
清·叶燮：“其更有事所必无者，偶举唐人一二语，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似将海水添宫漏’，‘春风不度玉门关’，……决不能有其事，实为情至之语。”(《原诗》内篇)
近·刘永济：“玉门关在敦煌，离黄河流域甚远，作河非也。且首句写关外之景，但见无际黄沙与白云相连，已令人生荒远之感。再加第二句写其空旷寥廓，愈觉难堪。乃于此等境界之中忽闻羌笛吹《折杨柳》曲，不能不有‘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怨词。非实指边塞杨柳而怨春风也。……唐代常有吐蕃之乱，西边大部地区每被吐蕃侵占，长年戍守之苦，朝廷所不知也。此诗人所以作此诗歌代其吟叹，冀在上者或闻之也。”(《唐人绝句精华》第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今·林庚：“那里的春天既然很少，作为‘东风树’的杨柳想来也是难得的，那么胡笛的曲子里为什么还要吹起杨柳的哀怨呢？这就是诗人天真的发问。诗写的是凉州，还没有到玉门关，但已是胡汉杂居的地方，所谓‘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岑参《凉州馆中与判官夜集》)这里边塞的情调已很浓厚，以凉州再想象玉门关，就愈觉得离祖国远了，也就愈多了乡土的怀念。这是一种愈稀少愈珍惜的感情，而到了连杨柳都没有了的时候，笛中的杨柳民就成了美丽的怀念，因此诗人的发问仿佛是责备这个曲子，其实正是想听到这个曲子。我们无妨把这两句话的逻辑翻过来想想，那就是说：既然羌笛还在怨杨柳(这是客观事实，耳朵听到的)，春风岂不是度过了玉门关吗？这就出现了语言的奇迹，说‘春风不度玉门关’，悄悄里玉门关却透露了春的消息，然而诗中究竟说的是‘不度’，这就又制约了尽情的度过，仿佛春风在‘关’上欲度未度的当儿……正是诗中这一点清新明晰之感，迢遥的向往之情，构成了边塞之春的图景，它才为‘春风不度玉门关’做了翻案文章。”(《漫谈王之涣的〈凉州词〉》《诗刊》1961年第4期)
今·施蜇存：“‘何须怨’不是真的劝他不要怨，而是说怨也无用，这是更深刻的反话。……李白有一首‘春夜洛阳闻笛’诗，其二句云：‘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可以为解释王之涣此诗的参考。”(《唐诗百话》第4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今·傅璇琮：“据岑仲勉先生《唐人行第录》王七之涣条： ‘全诗三函高适四《和王七听玉门关吹笛》云：胡人吹笛戍楼间，楼上萧条明月闲。借问落梅凡几曲，从风一夜满关山。押间、山二韵同之涣诗，余认为此王七即之涣。’按高适此诗，见于四部丛刊本《高常侍集》(卷八)者题为《塞上听吹笛》，前两句作‘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与《全唐诗》所载有异。岑仲勉先生意在考行第，他的这一立论不为无见，由此则使我们知道，王之涣这首诗又题作《听玉门关吹笛》，大约以‘凉州’为题者乃以乐曲命名，而所谓‘听玉门关吹笛’，则叙其作诗时情景。《高常侍.集》虽题作《塞上听吹笛》，但次句‘月明羌笛戍楼间’，也仍与王诗‘羌笛何须怨杨柳’句相应。由此可知，高适与王之涣曾以诗歌相酬唱，王之涣则又很可能到过玉门关一带，有边地风光的切身感受，……”(《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63页)
【点评】 “黄沙”与“黄河”一字之别，体现了历史地理的考据与形象感悟的审美之间的差别；“春风”之“度”与“不度”，又显示了诗歌语言(本义与暗喻、象征等引伸义)本身微妙的多义性与由此产生的悬殊的张力。至于“何须怨”，是哀怨，是莫怨，是怨其哀怨，还是极言哀怨，判断中既要把握文本，又不能落入“言筌”;既要尊重诗人生活的时代背景、了解他创作的原始心态，又不能丧失鉴赏者参与诠释的主体性。总之，一曲《凉州词》千百年来“传乎乐章，布在人口”，加上“旗亭画壁”的轶闻使之染上传奇色彩，加上历代诗家莫衷一是的评说使之更具引人魅力。今天重读之首绝唱，并重新审视不同时代、不同批评方法对此诗进行的评点诠释，将使我们重新领略此作所代表的唐代诗歌“不可迄及”的艺术价值，并从中看中国传统文论所注重的“复义为工”、“隐秀”为美的诗歌艺术特片，和“诗无达诂”、“作之何必然，之何必不然”的宽容态度，而这些无疑是符合诗歌创作与批评鉴赏的内在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