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围棋与棋圣

据《史籍》记载，围棋是我国一项古老的文化体育活动，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博物志》说：“尧造围棋，丹朱善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疏记载：“棋者所执之子，以子围而相杀，故谓之围棋。”上述这些记载可见围棋的起源情况。
古代围棋与现代围棋一脉相承，在着法上没有大的出入，只是在棋局上稍有差别。唐代以前的棋局纵横各17道，共289个交叉点，白黑棋子各150枚。而现代棋局纵横各19道，共361个交叉点，白黑棋子也相应增加为180枚。由此可见，围棋的最后定型是在唐代。
我国围棋早在唐代就已流传到了日本，后来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广为流传，形成了一股围棋热，于是出现了许多弈林高手。我国古代把那些弈技高超绝伦者称之谓“棋圣”。
圣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本是出类拔萃之人。例如“诗圣”杜甫，“书圣”王羲之等，都是足以称得上众望所归、世代流芳的人物。棋圣称号也无例外，始见于两晋时代葛洪所著的《抱朴子》一书：“棋之无比者，世谓之棋圣。故严子卿、马绥明于今有棋圣之名焉。”《三国志》中《吴书》曾记载严子卿的事迹：“严武字子卿……围棋莫与之辈。”
三国两晋之后，棋圣之名不再有人提起，直到我国古代围棋的盛世——清代初期，棋圣之称又重现于世。如清朝国手黄龙士、范西屏就获有棋圣之名。
先是康熙年间的著名学者阎若璩，把清初最负盛名的国手黄龙士尊为“棋圣”,其地位和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学者并列，可见黄龙士在当时所受推崇的程度。
其后，钱保塘在《范施十局》一书序言中，又推崇乾隆时代的两大国手范西屏和施襄夏说：“若(范、施)两先生者，真无愧棋圣之名。”
到后来出《海昌二妙集》(范施的选集)时，“年谱”的作者更进而把施、范和几千年封建社会最推崇的周公和孔夫子相比，认为“若范、施二先生于弈，犹人伦之有周、孔乎！”
黄龙士、施襄夏、范西屏三人的“棋圣”地位得到了后世棋手的公认。
我国古代，棋圣之下，又根据棋手弈技的高低，分为不同的等级，主要分九等，称为“九品”,从一到九分别为：八神、坐照、具体、通幽、用智、小巧、斗力、若愚、守拙。现代围棋名手分为九段，就是从“九品”演化发展而来的。
围棋着法千变万化，棋苑名手经常切磋棋技，总结实战经验，并用图和文字将棋局和各种着法记载下来，于是棋谱便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围棋谱比较好的要数《隋书·经籍志》所载《棋势》、《棋图》等书，可惜，这些古书棋谱已亡佚。其后，北宋有张拟编撰的《忘忧清乐集》,元朝有严德甫、晏天章合辑的《玄玄棋经》,明朝有王思任撰写的《弈律》等。《棋经十三篇》完全依照《孙子兵法》的体系，分篇论述围棋中的战略战术及棋中术语要义，有文无图，是纯粹理论性的棋书。《弈律》只有一卷，系按明代法律条文，比照用于围棋规则，按所犯分答、杖、徒三等处罚，共四十二条，其论述方法可谓别出心裁。此外，清朝有过百龄著的《四子谱》、陶式玉等人编撰的《官子谱》,范西屏著的《桃花泉棋谱》,施定庵著的《弈理指归》等，这些古谱影响很大，直接促进了近代围棋的发展。
古人十分看重围棋，《论语·阳货》说：“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把围棋视为一种很高雅的文体活动。围棋下得好，可以名扬天下。《孟子·告子上》称赞弈秋是古代最善弈棋的人。《后汉书·张衡传》说：“弈秋以棋局取誉。”《左传》说：“今甯子视君，不如弈棋。”以围棋活动来评价政治家和名士的风度。《棋谱秘录》说：“是以汉魏名贤，高品间出；晋宋盛士，逸思增流。”东晋时，谢安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从容不迫，与幕僚安闲对弈，表现了指挥若定的儒将风度，终于获取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历史上被传为佳话。
围棋还直接促进了友邦交往。唐宣宗时，日本王子到我国访问，同国手顾师言进行了友好比赛，尽欢而散。苏鹗《杜阳杂编》以及唐代古画《三十三镇头神图》,十分生动地记叙了这个历史故事。
新中国，围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培养和成长起一大批年轻的围棋高手。我国围棋与国外的交流也日益增多。特别是中日两国选手进行的中日围棋擂台赛，扣人心弦，吸引了千千万万围棋爱好者，举世瞩目，成为中日友好史上光辉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