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槐梦遇》小引

我曾有赠师兄一联， 其文曰： “可爱春在一古树， 相喜年来寸心知”，此一棵树，便是《古槐梦遇》之古槐也。记不清在那一年， 但一定是我第一次往平伯家里访平伯，别的什么也都不记得， 只是平伯送我出大门的时候，指了一棵槐树我看， 并说此树比此屋还老，这个情景我总是记得，而且常常对这棵树起一种憧憬。等待要我把这憧憬写给你们看时， 则我就觉得我的那对子上句做得很好。这是以前的话，如今却有点不同，提起来我还是对那棵树起一种憧憬，等待要我把这憧憬写给你们看时， 则我就觉得平伯的“古槐梦遇”这4个字很好，平伯他未必知道他的记梦的题目， 我却暗喜说得我的梦境也。“老年花似雾中看”， 大概也很是一个看法。从前我住在西山，很喜欢看见路上一棵古松牵着似红似黄的许多藤花。有一天一个乡下人告诉我说这叫做凌霄花，我真是对于这位乡人怀着一种感谢。今日则一棵树的阴凉儿便觉得很是神秘，神秘者，朦胧之谓也。我从我所说的这糊涂话再来一想，是的， 其间不无道理，年青的时候有大欢喜，逞异想，及其年事稍长， 目力固然不大靠得住，却又失却梦的世界，凡事都在白日之中，这证之以孔圣人的“吾不复梦见”， 可见是证据确凿的。那么古槐书屋的一棵树今日尚足以牵引我的梦境，吾其博得“吾家”冯妇之一点同情乎？其为乐也， 亦非年青时所可得而冒牌者也。

我同平伯大约都是痴人，——我又自己知道， 是一个亡命的汉子，从上面的话便可以看得出一点， 天下未必有那样有情的一棵树，其缘分总在这两个人。说起来生怕人家见笑似的，说我们有头巾气，自从同平伯认识以来，对于他我简直还有一个兄弟的情怀。且夫逃墨不必归于杨，逃杨亦未必就归于儒，吾辈似乎未曾立志去求归宿，然而正惟吾辈则有归宿亦未可知也。我常心里有点惊异的，平伯总应该说是“深闺梦里人”，但他实在写实得很， 由写实而自然渐进于闻道，我想解释这个疑团， 只好学时行的话说这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我这话好像也并不是没有根据， 只看中国历史上的文坛人物都难逃出文人的范围， (现在的文人自然也并不见得少)惟乱世则有一二诗人的确是圣人之徒， 其中消息不可得而思之欤？

然而平伯命我为他的《古槐梦遇》写一点开场白，我不要拿这些白日的话来杀风景才好。于是我就告诉你们曰，作者实是把他的枕边之物移在纸上，此话起初连我也不相信， 因为我的文章都是睁开眼睛做的，有一天我看见他黎明即起，坐在位上，拿了一枝笔， 闪一般的闪，一会儿就给一个梦我看了，从此我才相信他的实话。于是我就赞叹一番曰，吾不敢说梦话，拿什么“谪仙”、“梦笔”送花红，若君者其所谓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乎？愿你多福。废名和南。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六日。

(《古槐梦遇》， 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版)

赏析 这是废名为俞平伯的散文集《古槐梦遇》写的一篇小引。俞平伯是现代诗人、散文作家和“红学”专家。五四时期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是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的成员。大革命失败后，思想逐渐保守和消极，追随周作人的文学情趣、沉缅于自造的塔中。林非先生在《中国现代散文六十家札记》中评论俞平伯说：“俞平伯声称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是必败的，像这样放弃了对祖国的责任，那当然就只好沉溺在梦境之中，俞平伯承认自己是逢人说梦之辈，他始终在镜花水月似的幻梦中，打发了青春时期的大好光阴，甚至在烽火遍野的30年代，也照样做着没有做完的梦，1936年初出版《古槐梦遇》就是这些梦境的记录。”显然林非先生对俞平伯的《古槐梦遇》是持批评态度的，而废名在这篇引言里则流露出异常欣赏的口吻，说俞平伯的文章“实在是写实得很，由写实而自然渐进于闻道”，这里所说的“写实”恐怕是写自己身边之实，是把自己的“枕边之物移在纸上”， “闻道”也只能是闻治学之道、作文之道，而绝不是中国历史发展之道、中国革命之道。

废名在引言中还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文坛人物都难逃出文人的范围”，在他看来，文人只能是文人，文人只应该关心自己的事，关心作品的创造和欣赏，而不应去从事文人分外的事情， 比如参与政党的斗争，阶级的冲突，甚至是社会的改造，反对把文学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或政治宣传的机器；认为文学只应描写作家自己的品性、情趣，正如周作人所说：“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并不限定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尽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周作人所说“自己的园地”指的便是文艺。俞平伯的散文创作深受周作人的推崇，其散文集《燕知草》、《杂拌儿》都是请周作人作序。俞平伯追随着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里耕种着镜花水月的梦幻。废名和俞平伯有着相似的美学追求和生活情趣，即对朦胧的倾赖。俞平伯在《诗的神秘》一文中说“朦胧的诗句多半是极空灵自然的”，“朦胧是成诗的一条捷径”。这种见解也贯穿于他的散文创作之中。为了寻找这种朦胧迷离的意境，他把灵感的触角伸向飘忽幻觉般的梦境。俞平伯在《燕知草·自序》里说：“‘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真一句老话。然而不说梦又说什么呢？”这是俞平伯矛盾心境的一种自白。他之所以偏爱写梦境、梦思，偏爱朦胧的意境，一方面与他的文学思想有关，即把朦胧作为一种美来看待、来追求；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俞平伯由五四时期的战斗而变为儒雅的文士，他面对黑暗、向往光明，却不知出路何在，希望何在，在这种迷茫彷徨的矛盾状态下，他只能沉缅于幻想的境界中，企图从往昔的虚无飘渺的梦幻世界中，求得心灵的安宁。然而这种过于朦胧晦涩的色调，也影响了其散文的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多年来一直为人所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