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内阁改组与直奉分割地盘

国务总理靳云鹏虽然是第二次天津会议主角曹锟和张作霖的陪衬，但曹、张在会上达成的妥协对靳维持个人地位却是有利的，就此点而言，靳云鹏也算是第二次天津会议的赢家。
靳云鹏内阁在直皖战后的产生，本也是直奉妥协的产物，但靳阁财政总长周自齐和交通总长叶恭绰均为交通系干将，成日图谋本系利益，“百计保持本系势力”,力图拥戴本系首领梁士诒组阁，以更进一步壮大自身实力。偏偏他们所掌握的部门，又是北京政府的软肋，因为“目下财政困难已达极点，各省非特不能接济中央，反向中央尽力要索，中央无生财之道，不能不取之于外债。而借用外债，不能不有抵押品，故交通、财政几成内阁养命之源”^[1]。他们即利用北京政府的财政困难和其掌握的财权，频频发难，使得内阁总理靳云鹏的日子十分难过。
在后袁世凯时代，北京政府的权威尽失，进项有限，财政十分困窘，“完全靠借债过日子”^[2],财政总长也就成了政府中最关键也最难当的成员，负有为政府找钱、维持政府正常运转的重要使命。靳阁成立后，财政本已很困难，无论是向外还是向内借款，因抵押将尽，债主们都不愿轻易出手。靳云鹏决定实行财政改革，1921年3月5日，由国务院通电各省称：“整理财政计划，决计实行。关于内债一节，已与国内银行界议定具体办法。惟整理财政，皆与军费有关，特交阁议决定召集各省财政军事会议，相应电报查照，希即迅速派员来京参与会议。”^[3]此次会议的结果，是提出建立“整理内债本息基金”,将政府所发各内债分别整理，以利继续借新债。但此项计划能否实现姑且不论，即便实行也是缓不济急，且因政府债信不佳，市场上的债票价格还在继续大跌。正值此时，张作霖索要“征蒙”军费数百万，各地战争继起，各路军阀催饷电文纷至沓来，靳云鹏应付无术，甚而北京政府各机关亦不能按时发薪水，各部欠薪有多至数月者，其中以教育部最甚，自直皖战争结束后即未从财政部领到分文。面对如此窘境，本负有筹款之责的财政总长周自齐，非但不为靳云鹏排忧，却联手交通总长叶恭绰，“遇事独断，无一项禀呈靳揆”^[4],动辄向靳使脸色撂挑子，告其财政不敷甚巨，无法维持，而“无论中外银行，相戒决不投资于政费”^[5],企图以此逼迫靳云鹏下台，由交通系另组新阁。靳云鹏忍无可忍，“恨之入骨”,但又无计可施，只能在第二次天津会议期间低声下气地恳请曹锟和张作霖出手相助。曹、张都对靳未能满足己方的需索表示不满，但如果更换靳阁，又将牵动各方敏感的神经，引发新的矛盾，是此时曹、张所不愿见者。因此，曹锟和张作霖都对靳云鹏表示安抚，支持他继续主持阁政。有了曹、张的支持，靳云鹏遂不再忌惮于交通系的脸色，为了赶走内阁中的交通系干将，他干脆自导自演，在5月14日宣布内阁总辞，随即由徐世昌下令重新任命他为国务总理，另组新阁。靳云鹏提名李士伟为财政总长，张志谭为交通总长，总算使财政、交通两部的权力回到了自己手中。但是，李士伟曾任中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与日本的关系比较密切，此时日本正在谋划将段祺瑞政府时期所借的日本对华无担保借款，以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实际变为有担保借款，此事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报章仍以其亲日色彩颇有违言”^[6],李不敢到任，财政部只能由次长潘复代理部务。
靳云鹏挤走交通系，重新组阁，并得到直奉两系的支持，似乎可以施展一番了。靳云鹏对外公开宣布其施政方针为：一、先谋国内统一，征蒙平粤，接洽湘、滇、川、黔，双管齐下，以期早谋和平；二、整顿全国财政，维持金融，入手办法，仍在整理税则，清理积欠；三、添设各省省长，实行军民分治；四、清偿欠饷，入手裁兵；五、扩充利源，振兴实业^[7]。虽然如此，上述政见也不过是靳云鹏唱高调而已，实际根本无法实行。“国内统一”遥遥无期，整理财政难以进行，向手握兵权的军阀头领要求“军民分治”、“入手裁兵”,实无异与虎谋皮。而在实际政务方面，直奉两系对靳云鹏的支持都是有代价的，为了满足他们的各种需索要求(如双方都谋求获得更多的军费),靳云鹏实穷于应付，而当他们的要求稍有不合(如双方都谋取同一地盘),靳云鹏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所以，靳云鹏看似是北京内阁改组的受益者，惟其实际究如何，他的内心世界当有更深的体验吧。
直奉两系除了在中央层级的利益争夺外，地方层级的利益争夺也是无处不在，其中尤以对各省督军职务的争夺更为激烈。
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归根到底是地盘之争，有了地盘就有了兵源财源，也就有了军阀赖以为生的实力所在，而各省督军就是军阀争夺地盘最重要的支撑。直皖战后，两次天津会议及其间隙期都讨论了直奉双方的地盘分割问题。“地盘问题，尤为此次解决之重要事件。大约张争热、绥，曹要陕、甘，皆非达目的地不止”^[8]。直奉两系为此互不相让，有激烈的交锋，最后的结果则维持了大体的平衡，直系在捞取实力、地盘方面略占上风。
安徽督军。在直皖战后皖系余存的地方督军中，皖督倪嗣冲可谓皖系老臣，但因其年老多病，常住天津，与皖政已经疏离，故成为直奉两系都在打主意的对象，而不似其他皖系地方督军，因握有实权而不便遽然下手。张作霖先是保荐自己的儿女亲家张勋出任皖督，曹锟则以张勋为复辟祸首不得人心为由反对之。其后张作霖又保荐自己的另一儿女亲家鲍贵卿，同样为直系所反对，直系实则是不愿看到奉系势力伸展到长江流域。就在直奉僵持之际，江苏督军李纯保荐张勋旧部、徐海镇守使张文生为皖督，直奉双方于此都可接受，而李纯则因此将徐海地盘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920年9月16日，北京政府免去安徽督军倪嗣冲的职务，任命张文生暂署安徽督军。
苏皖赣巡阅使。李纯是直系在长江流域镇守的大将，就其地位、资历和名望而言，实不输于曹锟和吴佩孚。直皖战后论功行赏，北京政府于1920年10月2日任命李纯为苏皖赣巡阅使，与曹锟的直鲁豫巡阅使、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和王占元的两湖巡阅使可谓平起平坐，还高于吴佩孚的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职务，而且苏、皖、赣三省的地位及其对外联络的方便，也胜过其他省份，李纯在当时政坛地位之重要可以想见。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十天过后，李纯突然在10月11日晚举枪自杀，留下了有待后人解读的谜团^[9]。李纯死后，苏皖赣巡阅使出缺，张作霖再次保荐张勋出任此职并兼江苏督军，力图将奉系势力扩张到长江流域，但从张作霖屡次保荐人皆鄙之的张勋亦可见，其夹袋中实在找不出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干才。然长江流域素为直系势力范围，绝不能容忍奉系插足其间，因此曹锟推出北洋元老王士珍接任。结果，双方“相持不决”,王士珍“表示不就”,张勋则“暗中大施活动”。张的旧部为此“乞援奉天”,奉系高层甚而有“如直派必欲再争三江巡使，即惟有以武力对待”的说法^[10]。不过，在直奉相争中，直系还是占了上风。12月3日，王士珍被任命为苏皖赣巡阅使，但江苏各界群起反对，希望由苏人治苏，本已淡出政坛的王士珍遂声明不就职。吴佩孚内心里也不希望再见到有人在如此重要的巡阅使职位上成为未来的竞争对手，便附和苏省舆论，指使名流人士张一麐出面，声言“从官制说，苏皖赣本无此官，只以李纯调和南北，政府嘉之，而畀以此种虚衔，以示荣宠。然李纯未就职而殁，此官并无再设之理”^[11]。苏皖赣巡阅使职的任命从此被搁置，1921年1月，此职被裁撤。
江苏督军。李纯自杀后，为了向长江流域伸展势力，张作霖还曾表示自己愿任江苏督军，而由张勋任奉天督军，事为直系所反对。此时正值苏皖赣巡阅副使齐燮元为谋自身利益而极力靠拢曹锟和吴佩孚，吴佩孚即保荐齐燮元为江苏督军。10月15日，北京政府任命齐燮元代理苏督，江苏仍为直系的地盘。
陕西督军。陕督陈树藩为皖系干将，直皖战后直系亟欲获得陕西地盘，将势力伸入西北地域，而陈树藩与陕西民军的纷争，恰为直系去陈准备了口实。吴佩孚电商曹锟，请其“速与中央切实交涉，克日将陈督明令罢免”^[12]。张作霖也想染指西北，“援库”问题发生后，他以“征蒙”为借口，企图进军陕西，从侧翼牵制北京政府及直系势力。面对张作霖的动向，吴佩孚又表示：“现在陕省内讧未息，故欲平蒙，必先定陕，欲定陕必先黜陈。……陕局定而平蒙计划方能继续着手，陕局未定以前，请张总司令严整所部，持镇静主义，密为防守，以待时机。”^[13]1921年5月，曹锟和张作霖在第二次天津会议结束后入京，与徐世昌继续商讨地盘分割问题。张作霖第三次保荐张勋出任热察绥巡阅使^[14],曹锟则提出以直系获得陕西地盘作为交换条件。热察绥本已划为奉系的势力范围，张作霖不甘以此已经到手的利益而放弃陕西，遂又保荐奉系将领许兰洲督陕。曹锟本意是将陕西地盘交给自己的亲信、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但与奉系僵持不下。此时王占元提议由驻鄂二十师师长阎相文督陕，阎与王虽同为直系，但毕竟所处地位不同，王担心阎部驻鄂是对自己地位的威胁，而将阎部调走，既可使王安心，又为直系争得地盘，虽然不是曹锟心仪的方案，但在直奉相争的背景下，曹锟也乐得接受。由于有曹锟和王占元两人的力荐，张作霖终落下风，5月25日阎相文被任命为陕西督军。
陕督风波虽在直奉之间暂告段落，惟陈树藩却不甘就此交权，他一方面以拨付数年欠饷、俟陕军改编后再移交、陕军官佐不得淘汰遣散、新任不得带重兵(至多一师)为交权的条件，以为拖延之计^[15];另一方面又指使部下多次致电北京政府，声明陕军一致拥护陈树藩，对陈的免职“全体将士誓死不承认”,陕境安危悉视陈去留为转移，务请政府收回成命，否则当惟力是视，不知其他^[16]。由于陈树藩不愿去职的强硬态度，直系和平获取陕西地盘的企图落空，陕督之争成为直系与皖系残余势力赤裸裸的武力较量。
为了解决陈树藩，吴佩孚组织了定陕军，自任总司令，下令阎相文的第二十师、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和吴新田的第七师，自豫西和鄂西北分路入陕，并得到依附直军的陕西三原民军“靖国军”胡景翼部的策应，陕西省长刘镇华“对于陕局，纯抱观望主意，看风使船”^[17]。6月21日吴佩孚致电曹锟，要求中央“迅速颁发讨伐令，声陈之罪，以锄悖逆，而整纲常”。曹即电致阎相文称：“定陕利在速进，敏捷解决，迟恐旁生枝节，牵动大局。”7月2日，吴佩孚发出总攻令。5日阎相文军进占临潼，陕西省长刘镇华出面调和，吴佩孚以“事已至此，迫于眉睫，尚何有磋商之余地”为由，令阎“刻速进行”^[18]。陈树藩无力对抗优势直军，步步后退，7日阎部占领西安，阎相文随即通电接任陕督，冯玉祥旅则扩编为第十一师驻咸阳，冯以师长兼任陕西剿匪总司令。陈树藩部最终退至陕川边界，背靠四川，联络川军，继续抗直。
陈树藩下台，阎相文就职，直系势力终以武力方式打入西北。但蹊跷的是，8月24日，刚刚出任陕督不过一月有余的阎相文，又突然吞鸦片自戕而死^[19]。冯玉祥随即署理陕西督军，成为冯系势力在西北发展壮大之始。不过，冯玉祥在陕西同样面对地方民军的挑战^[20],主客军常年混战不已。冯虽收编了“靖国军”大部(胡景翼部即改编为陕军第一师，胡任师长),然始终不能完全平定陕西，致冯亦不安于位，颇思另谋发展地盘。冯玉祥与吴佩孚有隙，吴驻节洛阳，距陕西可谓近在咫尺，却对冯的求援请求不闻不问。“冯以陈(树藩)、于(右任)、郭(赫，民军头领郭坚之子)所部愈逼愈紧，竟誓师进攻西安”,“特向中央辞职”^[21]。直到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率部离豫北上作战，豫督赵倜在直奉之间首鼠两端，直系需要己方人马镇守河南，吴佩孚才同意冯玉祥调河南任豫督。在外界观察，冯玉祥“不去河南洛阳镇守，直军未必能战胜奉军，就是战胜，也未必有如此之快”^[22]。可是作为当事人，吴佩孚与冯玉祥心结已成，互生恶感，“吴氏嫉冯玉祥与己争名，不能指挥自如，视为傀儡，因而决心去冯，以鄂豫两省连成清一色的地盘”^[23]。这又为其后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倒戈反直埋下了种因。
对皖、苏、陕督的争夺，直系占了上风，而奉系则得到了热、察、绥地盘。虽然热、察、绥地处偏远，地广人稀，经济不发达，但是地方实力派仍不愿轻易放手。热河都统、北洋老将姜桂题公开反对奉军入据热河，声称“热河的治安，桂题当负完全责任。……奉军第二十八师勿庸来热相助，否则主客两军，因事发生冲突，桂题不负其咎”^[24]。他还下令所部备战。而张作霖据有热河的决心已定，不会退让，遂令汲金纯的第二十八师准备武力进驻，热河战事一触即发。但因姜桂题与曹锟的关系比较密切，张作霖对是否立即动武还是有些犹豫。恰在此时，河南督军赵倜不甘受吴佩孚的压迫，向张作霖求援，张遂请赵劝姜让位。姜桂题在豫置产不少，赵倜是其旧部，对姜的产业多有保护，赵出面说合，姜不能不接纳，兼以姜毕竟年近八十，来日无多，北京政府又答应补发他的军费，并给他地位尊崇的虚职，也使姜的易职颇有面子。如此这般，终使热河易督事在经历了大小军阀之间种种迂回曲折复杂的勾兑之后终有转机。9月11日，北京政府下令调姜桂题为陆军检阅使，任命汲金纯为热河都统。21日又将察哈尔都统王廷桢调离，任命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张作霖最终如愿获得热察地盘。
在直皖战后的地盘分割方面，张作霖“分得东三省及热察绥三特区”,“张大帅之实力、地盘，使曹、王二使望尘莫及”;但张作霖却并不满意，认为“曹锟分得直、鲁、豫、秦、陇、晋六省”,得的太多^[25]。如果就省区数量而言，曹锟和张作霖所获在伯仲之间，各有优长。但如就所获省区的经济富庶度、政治重要性及其对军阀执掌中央政权的意义而言，曹锟、吴佩孚的直系确实胜过张作霖的奉系。直系所占各省区，既有比较富庶发达的沿海沿江的苏、皖，又有相邻北京的直、鲁、豫，更扩张到了西北，而奉系的势力范围，基本仍局限在东三省和偏远的热、察、绥，其伸展势力范围到长江流域的图谋，在直系的阻击下终未如愿。直奉双方在地盘上的争夺，被时人认为，“将来争端，恐先由地盘问题而起”^[26],而双方在地盘、实力上的差距，在不久以后爆发的直奉战争中也将得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