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文《情采》

刘勰文《情采》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 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 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 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乎辨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

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 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移。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 辞者，理之纬； 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 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 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 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 心缠幾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 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 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赞曰： 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刘勰称他的创作论为“剖情析采”，情指情理，采指文采，情采指作品的内容和文采。这篇先讲文质，把“水性虚”“木体实”比做质，把水面微波，树上开花比做文，说明有了质才有文，这是一种。犀牛兕牛皮甲，漆上丹漆，牛皮甲是质，丹漆是文，这是又一种。前一种是由质自然产生的，水面自然形成微波，树上自然会开花，微波和花不是外加上去的，这是一种。后一种丹漆是外加上去的，不是牛皮甲上自然形成的。在这里，已经指出两种文采，一种是由情理本身所形成的，一种是外加上去的。讲这两种文采，是本篇的特色之一。

接下来讲三种文： 一是形文，指色彩； 二是声文，指声律；三是情文，指表达思想感情的文章。他讲文章为什么要讲三种文，这是因为他提倡骈文，骈文要讲究对偶辞藻，所以讲形文； 骈文要讲声律，所以讲声文；骈文要讲表达思想感情，所以讲情文。其中最根本的是情文，所以接下来讲情文的文质。情文以情理为质，以文辞为文。在不同场合下文质不同，如居丧时的说话，要朴实，反对藻采； 在平常时的说话，不反对藻采，有不同要求时文质不同，如要求信实的话，如条约文字要确切，反对词藻。但辩说的话就不反对词藻。这里就提出“文质附乎性情”，“华实过乎淫侈”来。什么样的文质才合，要“附乎性情”、合于性情的，即是真情所发，所表达的情理是质的，所用的文辞是文的，是文质兼备的。文质好比华实，华实并美，是好的，要是华过乎实，就要流于浮靡，就不合了。这里又提出“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山之路”，即分别清浊邪正、根据真实的思想感情来写，是清是正； 背离了真实的思想感情，追求华藻，是浊是邪。

接下来提出两种文采：“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一种文采，像铅粉黛石用来妆饰容貌，是外加上去的，如同上文所说的“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就外加工去说，也是同一种文采。再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由于姿质的美好，一笑一盼，显得光彩照人，这样的光彩是淑姿本身所发出的，不是外加上去的。好比上文讲的水面所起的微波，树上所开的花朵，是本身所形成的。就前一种文采说，像犀兕有皮，它的质是好的，加上丹漆的文饰，就更好了。也有一种情况，“文灭质”，“博溺心”，用了过多的词藻，把作者所要表达的情理淹没了，这就不好了。后一种文采，从真情实感中来。他在上文认为儒家的经书有文采，即“圣贤书辞，总称文章”，文章即指文采说的。但他在《文心雕龙·总术》里引颜延之的话： “经典则言而非笔。”颜延之认为经典是言，不是笔，笔指无韵文，即认为经典不是无韵文，没有文采。刘勰认为经典是有文采的，他在《征圣》里说： “精理为文，秀气成采。”经典中的文辞，说理精，语气劲健，就是文采，不必是词藻华丽才是文采，这属于后一种文采。这样看，对于纠正当时浮靡的文风是有作用的。刘勰提倡“宗经”，假如照颜延之的说法，不承认经典的文辞是文，那末讲文就不能宗经。宗经要提倡有内容的文辞，来纠正浮靡的文风，就得指出经书是有文采的。他提出精理秀气是文采，这是说明经书是有文采的，是合于提倡宗经来纠正浮靡文风的说法的。

接下来又提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即以情理为主，文辞是用来表达情理的。这就引出“为情造文”和“为文造情”来。有了发自情性的情理，用文辞来表达，这是为情造文。这样的文章，要恰好地表达情理，所以“为情者要约而写真”，写得扼要简约，写出真实的情理。没有发自内心的情理，为了要显示才华，即为文而造情。滥用词藻，“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过分追求丽藻，文采烦滥，不能写出真实感情来。他举出一个例，有人热心做大官，却写诗来赞美隐居生活，说假话，就不可能写出成功之作了。这里他又提出写真来，讲情理一定要写真实的思想感情，从而提出“明理”和“反本”来。“为情造文”，文采用来表达情理，使情理表达得鲜明。“采滥辞诡”，反而淹没了情理。所以穿锦绣衣的，外加一件细绢罩衫，怕文采太显耀。文采太显耀，怕把情理淹没了。反本回到质上，即以情理为文，这样来讲究文采才合适。这里他又用色采来作比，《礼记·玉藻》： “衣正色，裳间色。”疏： “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流黄是也。”正色指东西南北中五方的正色，间色指正色以外的五方杂色。这里指出要使正色显耀，屏除杂色，即要使表达真实情理的正确的文采显耀，使不表达情理的浮靡的文采废除，起到改正文风的作用。

在总结的“赞曰”里，提出“言以文远”，说明文采的重要。“心术既形”，说明文采要用来表达情理才能够使文采鲜明丰富。再指出“繁采寡情”，即文采过多，跟所要表达的情理不相称，那就像是吴锦会变色，木槿花会谢落，使人厌弃。在这篇里，提出两种文采，既推重“盼情生于淑姿”的本身所显示的文采，也承认“铅黛所以饰容”的外加上去的文采；但主要在“为情而造文”，在“要约而写真”。这些理论，是值得探讨的。一、就“倩盼生于淑姿”说，文采用来表达作者从性情中产生的情理，这种思想感情，照《神思》说，是从“神与物游”来的，是精神接触到外物产生的。精神接触外物，像刘勰在《物色》里讲的：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作者的感情受到外物影响，外物也会引发作者的感情。这时候，作者所看到的外物已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外物，作者写外物时，把这种感情色彩写出来，这就是文采。正如“倩盼生于淑姿”，一笑一盼，光彩照人，把这种光彩写出来，就是文采。这种感情色彩或光彩，是作者所有的，或是一笑一盼中所具有的，不是外加上去的，不同于铅黛的文采。文采用来表达感情色彩和光彩，感情色彩和光彩有强弱浓淡奇正的不同，因此用来表达感情和光彩的文辞，也有强弱浓淡奇正的不同，正像画有彩色和墨色的不同，有工笔和写意的差别，彩色有文采，墨色分浓淡也有文采，工笔写神态，写意也可以表情意，说明文采又有多种多样的风格。再就“铅黛所以饰容”来说，容貌的美或外物自然的美，引起了作者的感情，在作者的感情中又可能感到美中不足。如红颜具有青春的活力，作者或感到红颜的红已衰退，那末再加上点红色更好点。如自然风景极美好，但旁边有杂乱的东西破坏美景，拍照时专取美景的一角，避开杂乱的东西。这些近于“铅黛所以饰容”的文采，也是好的。如红颜衰退，加上点红色，这有追回对方青春活力的用意，这种青春活力本是对方原有的。因此，《情采》里讲的两种文采，只要是“为情写文”，“要约写真”，都是美好的，当然，“倩盼生于淑姿”的文采是更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