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啊！

作者简介 1942年生于天津市，祖籍浙江慈溪。1960年高中毕业后，被选入天津市篮球队出任中锋。后因受伤，调天津市书画美术社从事绘画工作，1974年调工艺美术厂。其间做过产品推销员和工人等。1975年在天津市工艺美术工人大学任教师，教授国画与文艺理论课。1978年调天津市文化局创作评论室，后转入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从事专业创作。现任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美协天津分会会员，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天津分会副主席，天津文联副主席，文学理论刊物《文学自由谈》主编。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作品多为美术评论文章。1977年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义和拳》(与李定兴合写),以后，陆续发表了大量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艺理论和电影、电视剧本等。其中《雕花烟斗》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啊！》和《神鞭》分别获第一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他的创作题材广泛，善于刻画人物的灵魂，把握时代氛围，“是一个兼收融合各派之长而独树一帜的现实主义作家。
内容概要 “文化大革命”中“清队”初期，某历史研究所受上级指示，要开展“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大斗争的阶级斗争的新高潮”。整个研究所里气氛紧张，人人自危。地方史组的吴仲义以前还一直未受到过冲击，他的历史如同一张白纸。平时言行又相当谨慎，无懈可击。为人软弱平和，不肯多事。从不参加派系争斗，只埋头业务。他年纪不大，三十多岁，学识相当扎实，工作认真肯干，研究上经常出成果。他是专门研究地方农民运动史的。这一内容始终受重视，他因此也受重视。他的成绩是领导和上级治所有方的力证。谁都认为，这是他在所里平时受优待、运动中受保护的资本……然而，这一次却出人意料。一天，吴仲义接到他哥哥的来信，得知一件不祥之事：十年前，他正在本地大学历史系读书，他是毕业班，随助教和同学们去郊县收集农民起义的素材，以补充他毕业论文的内容。不久，他们接到学校通知，让尽快回校参加鸣放活动。这时的吴仲义，热情纯朴，容易激动和受感动；对一切事物都好奇、敏感，喜欢发问，相信自己独立思考的结论，也相信别人与自己一样坦白，心里的话只有吐尽了才痛快，并以人诚实而引为自豪……他从郊县回来，对鸣放一事还不大了解。易于激动而非常活跃的哥哥便带他去他们的读书会。这是几个喜好文学、艺术及哲学的年轻人龚云、泰山、何玉霞和陈乃智自发组成的一个小集体，过一段时间，他们便聚在一起发表各自的读书心得，互相启发。这一天，几个人正在陈乃智家激动地讨论文艺和哲学问题。吴仲义受大家的热情所感染，也说了自己对国家体制的看法。他认为国家还没有一整套科学、严谨和健全的体制；中间有许多弊病，还有不少封建色彩的东西。这样就会滋生种种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形成时弊，扼杀民主。那样，国家的权力分到一些人手中就会成为个人权势，阶级专政有可能变为个人独裁……他的深刻惊人之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赏。第二天，吴仲义到了学校。学校里像开了锅一般热闹，同学们激烈地辩论着、争吵着，混成一团。吴仲义预备把昨晚那一席精彩的话发表出来，但一直插不上嘴，最终也没找着机会。他很是怅然。不料，风云骤变，抓右派的运动突然开始。他哥哥、龚云、何玉霞及陈乃智，由于昨天都把前天那些激情与话语带到各自的单位，一律被定为右派。陈乃智因虚荣心而声明这些见解是自己独立思考的果实，使他的罪证无法推脱。他却挺义气，重压之下，没有暴露出这些思想的出处。哥哥、龚云、何玉霞他们，谁与谁也没再见面，但谁也没提到他们之间的“读书会”和那晚在真挚的情感和思想的篝火前的聚会。因此吴仲义幸免了。这些人都被放逐到天南地北。哥哥被送到北部边疆的一座劳改场，伐木采石。母亲积郁成疾，病死了。此后两年，哥哥由于为了妻儿的前途，在劳动时付出惊人的辛劳，并在一次扑救森林大火时，烧坏了半张脸，才被摘去右派帽子，由劳改场留用，成为囚犯中一名有公民权的人。美丽善良的嫂嫂便带着两个孩子去找哥哥，抚慰那颗孤独的心。从此，吴仲义就一下子变成了另一个人：怕事，拘谨，不爱说话，不轻信于人，脆弱而缺少主见，直到三十多岁，还没结婚。新近经人介绍，才交上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姑娘，在市图书馆做管理员，为人老实得近乎古板，但竟对他有些好感。这事似乎有希望。但哥哥信中说，陈乃智因为一句什么话被人揭发，成为重点审查对象。问题要重新折腾一番。如果陈乃智受不住高压，把当初给他定罪的那些话的来由招出来，那他吴仲义就要大难临头。吴仲义当时就觉得如晴天霹雳，不知如何是好。他花了整整一夜给哥哥写信。一会儿，他觉得非把心里话给哥哥写得明明白白不可；一会儿，又担心这信落到别人手中惹祸，便改换成隐语。反反复复，到第二天清晨才写完。朦朦懵懵去发信，突然发现口袋中的信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着。他意识到，那封信叫不知名姓的路人拾去了。要命的是，他为了不叫哥哥那里的人知道是一封私信，而用了印有单位名称的公事信封。信封上又没署他的姓名地址。拾到信的人肯定很快地就会把信送到他单位。这等于他把自己送入虎口。他一连几天心神不安，失魂落魄，如坐针毡，把别人的介绍信和自己对象的情书都当成了自己那封事关重大的信，弄得他女朋友很生气。他的失态引起了所工作组组长贾大真的怀疑。贾是所里的一位铁腕人物，非常精明、锐利，能从别人的细微表情窥见人心，还能想方设法迫使人把藏在心里的东西给掏出来。他一面指令地方史组长赵昌随时观察吴仲义的表现，一面又精心设计了一个揪斗大会，“杀鸡给猴看”,以欺诈和恐吓手段，从心理上对吴仲义施加压力。赵昌虽然平时和吴仲义关系不错，常常还关照吴的生活，但过去曾贴过吴的大字报，还顶掉了他地方史组长之职，并且有一次喝醉酒的时候向吴仲义吐露过真情，表示了对现实的不满。他怕吴仲义万一去揭发和告密，就会使他身败名裂。而且，自己的短处在人家手中不能不防。为保全自身，把工作组的注意力引向吴仲义，赵昌便协同贾大真引诱吴仲义坦白。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吴仲义经过惨烈的思想斗争后彻底垮了，终于“自首”。他被定为“漏网右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女朋友与他分手了。由于他的揭发，哥哥一家再次遭受惨重打击；又引来当年“读书会”的人的反揭发。他连日被提去质询审问，有时拖到后半夜。贾大真为了给他增加压力还配合了大会批斗，弄得他精疲力竭。半年之后，电闪雷鸣、风横雨狂的日子过去了，吴仲义被宽大处理。当他获释回到家里，端起脸盆要洗手时，突然发现盆底儿粘着一封信！揭下来一看，竟然就是他曾经丢掉的、几乎要了他的命的那封信！原来他当初写好这封信后，胡乱地在信封背上抹上浆糊，贴上邮票，封了信口。洗脸时，他曾把脸盆放在桌上过，盆底儿有水，加上信封上没抹干净的浆糊，就粘在盆底儿上了。他惊叫一声： “啊！”呆住了。
作品鉴赏 《啊！》荣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表明了冯骥才在从写“社会问题”到“写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新尝试的成功。冯骥才的创作，是从“社会问题”起家的，这就使他一开始便走上了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但他不满足于光用现实主义的传统方法来反映和描绘现实，而努力尝试着将现代主义各派的一些有益的东西融合于现实主义之中。他认为“小说观念的变革是文学发展的必然。”(《小说观念要变》)“小说演变到本世纪以来，一部分作家则更注重自己个人的角度。常常借助主人公的联想、思维、意识、情绪活动，展开人物的内心天地。大千世界也通过这面带有主观色彩的内心镜子反映出来。”(《傲徕峰的启示》)由此，冯骥才的小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他非常重视人物的心理刻画，或者说是心灵探索。他对笔下的人物(大都是知识分子)的心灵有着真知灼见，而且善于为我们揭示它的矛盾，它的变化，它的奥秘。从这心灵的窗口，透视人生和社会。这种从 ‘主观’角度写世界的方法，也可以说是 ‘心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马威语)《啊！》这篇小说在反映史无前例的大动乱时，就另避蹊径，没有大写特写漫延全国各地的激烈的“清队”运动，也没有一一罗列人们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而是把笔伸入到人物的心灵世界，通过接信——回信——丢信——挨斗——得信这一条戏剧性的情节线，一步一步展现出吴仲义的心理活动和变化过程，恐惧，矛盾，绝望，愧疚，坦然，自欺欺人……将吴仲义隐蔽、变化的心灵世界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凡是读过这部作品的人，都不能不被作者对他笔下的主人公内心活动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所折服。冯骥才手中的那支笔恰如一架心电图测试器上的指示针，作品中性格软弱的吴仲义那隐蔽的、瞬间的、变化的心理活动，及至每一阵轻微的情绪颤抖，都莫不被转换成一幅幅清晰的图像。这篇作品的不同凡响之处，也就是它区别于同类题材作品特定的突出特点，是写足写透了一个怯懦、善良的知识分子在那特定年代和身不由己的环境中的恐怖心理，也就是说真实而典型地写出了人物的‘心理现实’,发掘了人物行为在心理上的原因，记录了人物的内心生活史。故事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但从时代气氛、人物情绪、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感觉上，都是极其真实的，也是独特的，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马威语)作品通过对吴仲义心理活动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在非正常的社会环境中人物心灵的扭曲和畸形。最突出的表现在吴仲义被迫揭发哥哥之后，“心里边曾拥满深深的内疚和悔恨。他想到，他的出卖会使兄嫂重新蒙受苦难时，甚至想自杀……而现在，贾大真说，哥哥也写了大量揭发他的材料。他反而引以为安慰。虽然他从贾大真的讯问他的话里，听不出有多少哥哥揭发他的内容。他却极力想哥哥这样做了。仿佛这样一来，就可以抵消他出卖手足、不可饶恕的罪过。”冯骥才着力发掘这种令人深思的心灵矛盾，从吴仲义的灵魂所遭受的恐惧、逼迫等无情戕害，控诉十年浩劫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谴责批判了“极左路线”,热情地呼唤生活的春天。具有震撼和唤醒人们心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