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三运动和罢免曹、陆、章

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继续上街演讲，警方根据徐世昌5月25日命令，逮捕了一百七十余人，均监禁在北大法科。但是，爱国青年没有被武装镇压吓倒，6月4日，他们仍旧上街演说。这一天，警方出动马队冲撞学生，并逮捕七百余人。因北大法科校舍已收容不下，警方便将马神庙理科校舍也用作临时监狱。同时，警方在法科校舍外东、西两侧搭起二十多个供军警驻扎的帐篷，将法科校舍紧紧围住，如临大敌。
军警连续两日的大逮捕，没有使爱国学生畏缩。5日，他们再度冲破阻挠，勇敢地走上街头，分路演讲。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向全国各界发出宣言，坚决要求罢免曹、陆、章，指出国贼不除，挽救外交则无希望。在学生们的不懈斗争下，北京政府为避免事态更加激化，于同日释放了被捕的近千名学生，并撤走了包围北大的军警。然而北洋政府的这一暴行，早已激怒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于是上海爆发了伟大的六三运动。
五四运动发生后，上海学生随即行动起来。当6月3、4两日北京军警大规模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学生纷纷罢课，以示声援，并分头动员工界罢工，商界罢市。5日，上海的部分工厂、商店举行罢工、罢市。这样，加上学生的罢课，开创了史无前例的“三罢”斗争，声援6月3日大批被捕的北京学生。所以人们把上海的这次斗争和由它掀起的全国斗争称作六三运动。六三运动把五四运动发展到了最高峰。
5日这天，上海的许多商店门前贴着“不诛卖国贼不开市”、“要求政府夺回青岛”等标语，其中也有劝告群众“切勿暴动”的。在一家书局门前贴有一副对联：“罢课救亡，罢市救亡，我两界挺身先起；民心不死，民国不死，愿大家努力进行。”三罢斗争表明，各界群众的救亡运动正在融为一体，人民的力量得到空前的增强。
6月5日以后，上海参加罢工的，计有纺织、机器、印刷、电车、汽车、码头、轮船、烟厂等行业的工人。6月10日，沪宁铁路工人也开始罢工，从而把罢工运动推向高潮，使沪宁线处于瘫痪状态。六三运动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中国无产阶级出于政治要求而自觉地举行政治罢工，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开始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这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表现引起各界人士的重视，不久，“劳工神圣”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
对于上海的六三运动，安福系的机关报《公言报》发表评论说：“北京学生酿成风潮后，上海方面继以罢市风潮，此二风潮表现后，已将此次骚动全系借对外问题以实行对内之内幕，次第暴露。吾人对于学生、商界之真爱国者，固只有馨香膜拜，而对于黑幕中之唆动人物，与夫一切过激自扰之举动，则良心上实不能赞成，且亦不能效研究派报纸之一味火上浇油。”^[1]安福系总是站在派系立场上，用派系眼光看待一切，因而也把一切事件看成了派系斗争的产物。他们既把五四运动认作研究系所为，现在又把六三运动归之于研究系的“唆动”。
与《公言报》相反，研究系的《晨报》对于六三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该报以《破天荒之工人总同盟罢工》为题，发表特约通讯，指出：“工界罢工实为我国破天荒之事件，又为工人参与政治问题之嚆矢，足见我国工界业已觉醒，且有相当团结力，此诚最近所最可注意、最可特笔之事实也。”^[2]当大多数报刊，甚至包括一些进步报刊，尚未对上海的工人行动的历史意义做出评价时，研究系已经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觉醒，工人阶级参与政治已经开始，并认为这是“最可注意”的事件，可见研究系的政治眼光是相当敏锐的。
在上海燃起的“三罢”斗争烈火，迅速烧遍各地，特别是天津、汉口等大城市，“三罢”斗争均形成相当规模。各地许多商会组织了不少大规模的罢市活动，如天津总商会于6月10日举行全市罢市，使得京、津当局极为恐慌。商界运动除了政治要求外，其一大特点是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与学界的联系也比较密切。强大的六三运动，压倒了北洋政府与皖系的嚣张气焰，一举扭转5月下旬以来的不利局面，迫使当局不得不再度考虑调整其内政方针，以平息事态。同时，由于群众运动的声势再度高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随之更加复杂化、尖锐化。
六三运动发生后，各地局势发生了激剧变化，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挡。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特别是各地直接面对群众运动的军政官员，感觉继续维护曹、陆、章已经得不偿失，部分地方军阀在镇压群众运动的同时，又向当局进言，要求罢免曹、陆、章，以平息事态。
身处“三罢”斗争中心的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和沪海道尹沈宝昌，于6月8日联名致电徐世昌等人：“现在罢市业经三日，并闻内地如南京、宁波等处，亦有罢市之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永祥等伏查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集，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现上海学界既坚以曹、陆、章三人去职为开市条件，商界亦曾有电请求，民心向背，即时局安危，亦不敢壅于上闻。可否查照上海总商会前电所呈，准将三人一并免职，明令宣示，以表示政府委曲求全，力顾大局之意。”^[3]
在全国一片诛讨声中，曹、陆、章也是如坐针毡，自知不能恋栈下去了。6月4日，章宗祥向徐世昌提出辞职，自称“一月以来，伤势虽渐平愈，旧恙日形增剧。伏思驻日使职殷繁，断非孱病之躯所能胜任，惟有恳乞钧座俯念下情，准予免去驻日本全权公使本职，俾得侍奉老父，退居田间。”^[4]6月9日，陆宗舆也再次提出辞职。5月20日左右，曹汝霖曾再次辞职，北京政府仍表示“所请辞职之处，仍毋庸议”,同意给假二十日。6月9日，曹汝霖假期已满，当日《公言报》披露一条消息：“交通总长曹汝霖氏给假二十日现将届满，闻已拟就辞呈，决意引退。政府方面亦有照准消息云。”^[5]显然，这是《公言报》有意放出风声，为曹、陆、章下台作舆论准备。
鉴于局势日益严重，北京政府最终决定“舍车保帅”。6月10日，徐世昌发布如下数道命令：“交通总长曹汝霖呈请辞职，曹汝霖准免本职。”“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公使章宗祥，因病呈请辞职，章宗祥准免本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因病一再呈请辞职，陆宗舆准免本职。”^[6]罢免曹、陆、章，是五四运动取得的头一个直接的胜利。
徐世昌的三道免职令，均说曹、陆、章呈请辞职，但曹汝霖在其回忆中却否认此事。他说；徐世昌“不等我们上呈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矣”。他认为，徐上台后，一直企图“抑制合肥势力”,上海的南北议和就是这个意图。“适发生学潮，攻击我们，即利用此机以剪除合肥羽翼……不先设法令我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7]。但是曹汝霖这段回忆不尽符合事实。如前所述，五四运动发生后，他们三人先后提出辞职，但政府均予挽留。情况大约是这样的：在政府挽留他们之后，由于局势激剧发展，十分紧迫，于是徐世昌不待曹汝霖再度辞职，即下令辞职照准。此外，陆宗舆于9日辞职时，已当即获准。因此，三人下台的情况并非完全相同。
曹、陆、章免职令下达后，段祺瑞即怒气冲冲到团城对曹汝霖说：“没有辞职，而捏造辞职照准之令，命令亦造谎言，天下尚有公论是非吗！”段大骂徐世昌，说曹汝霖等“为他冒大不韪，借成日债，这种举动，真所谓过河拆桥，以后还有何人肯跟他出力？他对我作难竟累及你们，良心何在，岂有此理！”^[8]说罢即悻悻而去。平日极少作诗的段祺瑞，后来曾写下五言长诗一首赠曹汝霖，以掩饰自己，其中有句曰：“不佞持正义，十稔朝政里。立意张四维，一往直如矢。”^[9]此外，他还为曹汝霖作了种种辩护。
曹汝霖从此退出政界，自号觉盦，据说是取古人年至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的意思，不过从他年近九旬写下的回忆录来看，他仍然不知自己一生之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