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佛又排佛

宋代儒家学者虽然借助佛道理论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但从宋代开始，儒家学者几乎没有不排斥佛教的。因为他们在吸收佛道二教理论时，真正做到了批判继承：经过他们的消化，吸取其有用的，批判其错误的。吸取的，他们不说是吸取，而说是儒家本有的，或许他们这种说法是真诚的。不论如何，他们不认为自己的新创造源于佛道二教。对于他们认为是错误的，则坚决批判，以表明他们的儒家立场。
比如张载。他从哲学本体论上批判佛、道二教。张载说，佛教最根本的缺陷在于“以心法起灭天地”。就是说，他们认为用自己的心可以使天地产生和毁灭，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这是不知天命，所谓天命，就是不知道天如何把它的命令传达给事事物物。张载认为，这是由于一气聚散。万物都是气的凝聚，死后又复归于气。那茫茫太虚，就是天。而太虚，就是气。万物在这太虚之气中聚散，就像冰在水中。冬天水结成冰，夏天冰化成水。这个过程是必然发生的，谁也阻止不了。太虚之气聚成人和物，人和物又复归太虚之气，也是必然的，谁也阻止不了的过程。并不是佛教说的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依佛教的说法，则天地间的一切，甚至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幻妄，都是虚幻不实的东西。这不过是他们的虚猜妄说，不能对世界有个正确的认识罢了。他们不知天地之真，局限于自己一己的所见所闻，以这点所见所闻去推测天地状况，并沉溺于这种推测之中不能自拔，从而认为天地不过是一粒尘土，一片草叶，而人生不过是梦幻。这是“以小缘大”,即把局部的、有限的认识推广到一般的无限的知识，这是不会正确的。
张载对佛教的批判是深刻的，抓住了要害，抓住了根本。佛教的一切教义，都建立在世界是虚幻这一根本问题上。假如他们承认世界的真实性，一切教义也就失去了立足的基础。张载不仅指出了佛教的理论错误，而且指出了这种错误的根源：那是他们把非常局部的一点认识推广到全局、普遍。
张载也批判道教。道教以《老子》为最高经典。《老子》讲“无中生有”,所以他们要返本还元，复归于元气，甚至复归于虚无。张载说，太虚就是气。知道这一点，就没有“无”。因为太虚之气是永恒存在的。它只有聚散，而没有有无。
从佛教传入、道教兴起以后，张载第一个从世界观的高度对佛教进行了批判。张载的批判比韩愈要深刻得多，这表明人们对佛、道二教的认识也比以前深刻多了。
二程对佛教也进行了批判。程颢说，佛教的为害，比杨、墨更厉害。因为佛教说的“近理”。这实际上是承认了，佛教的说法和他们相近，所差无几。因此，很难辨别谁对谁错。他承认佛教所言近理，也就是承认了佛教教义的大部分都是正确的。也说明，他们自己的理论和佛教相近，所差无几。
据说程颢常常读佛经、道经，谈话讲学，也往往引用佛经道经的话。程颐的态度比程颢坚决，他不看佛经、道经，讲话中也不引用佛经、道经的话。实际上，程颐也看佛经、道经。不看他怎么批评？不过他态度更为明朗罢了。程颐说，学佛的人大多要追求忘掉是非，是非怎么能忘呢？是非之中，有许多道理，为什么要忘？心就在这些事中，事以外没有心。世人只是被事牵着鼻子走，所以感到又苦又累。如果不是这样，那物将受我支配，哪里有什么苦累？
心，也就是我们说的精神。精神的存在及其活动，总是与某些具体思想联系着。有心，就是要想问题，无心，就是不想问题。泥像木偶无心，他们不想问题。人的心，没有不被许多内容充满的。我们只能在某些场合中只谈论心而撇开它的内容，在实践中却无法使心脱离内容而存在，因此也就无法忘掉那些是是非非。佛教却要追求那忘却是非、一念不起的心。这样的心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无心。涅槃寂静就是无心。程颐对佛教的批判也是深刻的。
朱熹早年虽也出入佛老，但他对佛老同样有许多批评，并且以自己的行动和佛教、道教划清了界限。他的后继者说，不少学者想求道，想得到那最根本、最高超的道理。但看到儒经的传注是那么多，浩如烟海，无所适从，也难辨其是非。所以向往着那不立文字，也不用修行，用一种简捷明了的方法，可直接得道的途径。他们守着那空虚无物的精神，忘记了儒者讲的天理，并且借儒书的语言来文饰佛教、道教的说法。学者们为了图便利，也信这一套，于是抛弃经典，诋毁圣贤，钻牛角尖，自以为大彻大悟。另外一些见识不高的人，则又计较功利，推崇汉唐。朱熹和这两种人都不一样。他把《四书》作为学者入道的开端，然后再读其他儒经。《大学》使人提纲挈领，《论语》、《孟子》使人融会贯通，《中庸》使人达到理论高峰，明白根本。读书时，也先让人们明白读音、正确解释字句。从字里行间，去领会它的意思。有不懂的，谆谆诱导，从不倦怠，甚至常常讨论到深更半夜。在弄懂的基础上，再自省自问，进入那更高的境界。朱熹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他的一言一行，好像不经意，却都合乎规矩。
这是从入道的途径上讨论朱熹和其他儒家学派的差别，而既然认为那些学派是用儒者言辞文饰的释老之说，那么这也是朱熹和佛教的基本差别。
与朱熹同时的叶适，则又从另一角度批佛。叶适说，张载、二程批评佛道二教都很深刻，但却不知自己从事的全是佛教的学问。佛道二教之所以和儒家不同，根本在于为学的目的和方向。周公、孔子的学说，根本在于建立德行，辛苦劳碌，谦让有礼，用于为世人服务，而不考虑区区一身之得失。佛教、道教主要是考虑自己如何安身处世，立论高超，把建立德行和功业作为与人世周旋的工具，看到可作时就作一下，不可作时就马上逃避，并不以为治理天下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唉！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已被佛、道二教同化却还要来辨明什么儒佛之别的人呢。
是的，宋明儒者，绝大多数的追求，是自己的心性修养，自己如何安身处世，这一点，和佛道二教完全一样。可以说他们出佛入老的最主要的收获，不在于他们某些词句和佛相似，而在于他们的方向。们一面批佛，一面用佛，这就是叶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