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古九首》

拟古九首

(其八)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

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

此士再难得，吾行欲何求？

在陶诗《拟古》九首之中，本篇比较特殊，内容风格与其他八首略有不同。它通过对古代高人义士的追慕以表达诗人忧国伤时的情怀。自钟嵘的《诗品》始，陶渊明即被说成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隐逸虽也不失为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但陶诗并非都是隐逸之作，抒写政治情怀的诗歌占有相当多数。本篇就表现出他少年时代曾经有过远大抱负与建功立业的追求，只是这种抱负与追求在现实中化成泡影，才促使他归隐田园。通过此一类型作品，可以进一步了解陶诗的丰富内涵、鲜明的艺术个性与多样化风格。

因为这首诗是诗人晚年之作，所以开篇以回忆手法入题：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这两句起点很高，并由此而为全诗奠定了基调。 “少时”，在这里并不单指少年，同时也包括青年时期在内。在此一时期内，诗中突出了两大特点：一是“壮”， 一是“厉”。“壮”者，体魄强壮之谓也，但又指理想远大，壮志凌云。 “厉”者，猛烈刚强，同时也指少壮时期“踔厉风发”的精神状态。正因为具有这种体魄和精神，所以诗人才有抚剑远行之想。在此，还应注意下一句中的“独”字。 “独”，在结构上有前后照应，领起全篇，贯串始终的作用。它说明诗人“独行”出游，远至边地，寻访相知的高人。但结果却大失所望，不得不悽悽而归。陶诗中用“独”字之处较多(至少有十六七处)，它在较深的心灵层次上反映出诗人出世独立的高尚人格和鲜明的个性。 “此士胡独然？实由罕所同。” (见《咏贫士》之六)可以看出，这种独立的人格与坚强的个性在“少时”就已经形成了。诗人晚年之所以能克服重重困难，长期固穷守节、躬耕田园，均与此密切相关。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上句用设问句法，使文气略加顿挫。张掖在今甘肃西部，古称甘州，距长城西端之嘉峪关不远。幽州，今河北东北部，距东端之山海关甚近。这两个地名把长城一线的万里空间联系起来。这不是对“谁言行游近”的最好的回答么？实际上，诗人并没有沿长城一线“行游”，这里只不过表达他心怀壮志，有意于事功而已。诗人晚年正值晋宋交替，北方人民正在遭受少数民族上层统治集团的屠戮与蹂躏。这里也反映了诗人对北方人民苦难的生活，对祖国统一的关心。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就字面而言，这两句似乎是“行游”者饮食起居的叙写，实际却是对高人义士的追访。首阳，山名，一称雷首山，在今山西永济县南。伯夷、叔齐为商时孤竹君二子，商亡，他们耻食周粟，隐居首阳，采薇而食。易水，在今河北，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太子及宾客皆送至易水之上，荆轲作歌曰：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众皆落泪。但斯人已逝， 不可复得，所以下面紧接着说： “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表示对夷齐、荆轲等节义之士的仰慕并慨叹相知之难得。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承此作进一步发挥、补充。伯牙，春秋时善于鼓琴的琴师，与钟子期相友善，子期死，伯牙绝弦破琴，痛感世无知音。庄周，即庄子，与惠施友善，惠施死，庄子即不再谈说，因世无相知者。 “古时丘”、 “两高坟”、“丘”、“坟”均指墓地，即诗人仰慕的高人义士的最后归宿。古诗十九首《去者日以疏》： “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面对此情此景，诗人最后感慨万端： “此士再难得，吾行欲何求？”这两句与开篇“独行游”中的“独”字，上下辉映，结束全篇。

这首诗是通过想象来抒写自己少年怀抱的。诗人并没有到过北方，他是通过幻想与虚构来实现抚剑远游的幻想。诗以高人节士为核心把叙事、写景与抒情巧妙结合起来，使人有如临其境，如历其事的亲切之感。由于通篇虚构，章法也较离奇，与陶诗中那些平实而次序井然的结构有所不同。正如吴瞻泰《陶诗汇注》中所说： “此篇无伦无次，章法奇奥。始而张掖、幽州，悲壮游也；忽而首阳、易水，伤志士之无人；忽而伯牙、庄周，叹知音之不再而避世之难得也。”奇奥的章法，正好表现出诗人感情的波澜起伏，使读者通过表面宁静莹澈的平波，看到在深处回荡的激流与盘转的漩涡。

朱熹说： “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是豪放。”(《朱子语类》)辛弃疾说： “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贺新郎》)龚自珍说： “陶潜诗喜说荆轲”， “陶潜酷似卧龙豪”(《杂诗三首》)。本篇与《咏荆轲》这类诗歌一样，一方面表现出诗人具有远大抱负与崇高理想，一方面也反映出诗人理想破灭与精神上的苦闷，寄托了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但是，就风格而言，本篇既不同于恬静的“悠然见南山”式的作品，与“怒目金刚”式的作品也明显差异。这是一首别具风采的佳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