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促织 |
释义 | 促织异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其至此哉!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 《促织》选自清代蒲松龄所著的《聊斋志异》一书。 明、清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苛政和繁重的租税徭役以及连绵不断的灾难兵乱,给广大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若。蒲松龄所生活的康熙时期,虽称盛世,皇家采取了满汉合一、休养生息的政策,但是自然灾害以及不间断的战事,再加上大地主阶级的疯狂掠夺,人民生活依然十分困苦,象作者这样的小地主阶级也深受其害。一向关心民间疾苦的蒲松龄往往通过其作品,猛烈地抨击窳败的封建政治,无情地揭露统治阶级对人民的疯狂掠夺。《促织》就是其中之一。它以主人公成名无法缴纳促织而倍受摧残和折磨,濒临家破人亡的窘境来控诉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层人物——皇帝“偶用一物”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作者所描述的故事绝不是凭空杜撰,而是有所遵循的。据明朝人沈德符所著的《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斗物”载:“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在吕毖所辑的《明朝小史》卷六“宣德纪·骏马易虫”一段记录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宣宗酷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价贵数十金。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谓骏马所易,必有异。窃视之,跃出,为鸡啄食。惧, 自缢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自缢焉。”聂绀弩先生说:“这就几乎是《促织》篇的底本了。”蒲松龄正是在此基础上,以其丰富的联想进行大胆的虚构,笔底生花,落墨成趣,变幻出一个云谲波诡,惊心动魄的用促织名题的故事来。 小说开头,作者就以精炼简扼的语言交待了故事发生的时代和背景:“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此物故非西产;有华阴令,欲媚上官,以一头进,试使斗而才,因责常供。 ”县令的谄媚邀功,给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明朝小史》中所记叙的枫桥粮长家破人亡的遭遇,被移植到主人公成名身上;骏马易虫的简单情节则演化为成名三番苦觅促织了。这三番寻觅各不相同,曲尽其妙。写成名首次捕捉时:“早出暮归,提竹筒、铜丝笼,于败诸丛草处,探石发穴,靡计不施,迄无济。”虽然下了很大气力,但正如前文所言“此物固非西产”,即使捕捉住三两只,也都是“劣弱不中于款”的没用东西。交不了差,成名因而被“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并虫亦不能行捉矣。”在这无计可施,只能坐以待毙的关口,成妻拜巫求神,获得神明提示,成名又一瘸一拐地带着驼背巫师给的图画去捉促织了:“乃强起扶杖,执图诣寺后,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见蹲石鳞鳞,俨然类画。遂于蒿莱中侧听徐行,似寻针芥,而心、目、耳力俱穷,绝无踪响。冥搜未已,一癞头蟆,猝然跃去。成益愕,急逐趁之。蟆入草间。蹑迹披求,见有虫伏棘根。遽扑之,入石穴中。掭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状极俊健。逐而得之。审视:巨身修尾,青项金翅。大喜,笼归,举家庆贺,虽连城拱璧不啻也。”这第二次捕捉写得委曲尽态,千回百转,仿佛历历在目。神冥启示,捕获促织,在清人小说中并非鲜见,褚人获的《坚瓠余集》中记载道:“吴俗喜斗蟋蟀……张廷芳亦好之,至荡其产。芳索敬玄坛神,乃以诚祷,诉其困乏。梦神告曰:‘吾遣黑虎助尔,已化身在天妃宫东南角树下矣。’明日,芳往觅之,获一促织,色黑而大,用以斗,无弗胜者。 ”陈元龙的《格致镜原》一书亦曾讲到类似的故事。蒲松龄并不囿于这种传闻轶事,而是以之为蓝本,进行大量的艺术加工和再创造,如同勾兑水酒一般,变一般为神奇,造出甘甜醇厚的佳酿来。捕捉到这只“巨身修尾,青项金翅”的促织,故事仿佛已经进入尾声了。但作者笔锋一转,又起波澜,成名那九岁的孩子出于好奇,慌乱中误将促织拍死,畏惧投井,遇救后“神气痴木,奄奄思睡”。从而引发出成名的第三番捕捉蟋蟀:“忽闻门外虫鸣,惊起觇视,虫宛然尚在……复之以掌,虚若无物;手裁举,则又超忽而跃。急趁之,折过墙隅,迷其所往。徘徊四顾,见虫伏壁上。审谛之,短小,黑赤色,顾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彷徨瞻顾,寻所逐者。壁上小虫,忽跃落衿袖间。视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意似良。喜而收之。”这番捕捉不同于前两番,不是人捉虫,而是虫就人。作者有意将其写得虚虚实实,迷离恍惚,以渲染成名之子幻化促织的神奇色彩。 通过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也是这篇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主人公成名是一介书生,“为人迂讷”,被狡猾的里胥“报充里正役”,吃尽了苦头,为了缴纳促织,倍受杖掠。作者多次运用白描手法表现其心理活动:因捉不到促织,成就“忧闷欲死”:及在村东大佛阁捉到一只“状极俊健”的促织时,又“大喜”过望;而得知儿子弄死促织后,就“如被冰雪,怒索儿”;找到儿子的尸首后又“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发现儿子尚存一息时,又转愁为喜,将其“喜置榻上”;而一见蟋蟀笼中空无一物时,又“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他的这种从忧变喜,由怒转悲,喜而且惧的心理活动,将其质朴寡言,胆小懦弱的性格和喜怒哀乐的感情变化表现得活灵活现。这种传神的心理描写,突现了人物性格及其精神世界,也增加了故事的生动性和真实性。 作者在这篇小说中还通过多种艺术手法的交替使用,来塑造人物。关于成子误毙蟋蟀,成妻和成名的一系列表现的描写,就是极好的例证。这其中,有细腻生动的细节描写,纯系白描手法:“成有子九岁,窥父不在,窃发盆。虫跃掷径出,迅不可捉。及扑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须就毙。”其描写之精细入微,几乎达到了毛发毕见的程度。蟋蟀猛跃盆外,成子急迅扑捉,小虫腿断肚破,在成子手中慢慢死去的情景,真实得令人产生如闻如见的感觉。而成名那复杂的心理变化是紧紧围绕着亲生儿子和救命蟋蟀展开的。先是怒不可遏地要找儿子算帐。但得知儿子投井,又“化怒为悲,呼抢欲绝”,连茶饭都不顾了。这种真挚的父子情感被作者三言两语就捕捉到了。但当成一看到笼空无物时,又悲从中来, “不复以儿为念”了。成名的这种曲折迅疾的心理变化,是同他那“迂讷”的性格契合无间的,作者维妙维肖地将其展示出来了。作者在这一段中还巧妙地运用了寓意深刻的对比,以成子同促织进行比较。这种对比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价值上的对比,一个小小的蟋蟀在成名夫妻眼里,竟比嫡亲的儿子更重要,真是人不如虫;一方面是感情上的比较,为了一个小小的蟋蟀,成名竟置情深意笃的父子感情和人伦亲情于不顾。“不复以儿为念”。从对比中,读者自可想见封建统治的横征暴敛给百姓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和戕害竟到了何等地步!孔子所说的“苛政猛于虎也”一点也不过分。 至于成名以儿子幻化而成的小虫与村中黠少的“蟹壳青”相角的描写,与上段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村中少年自持虫强,以强凌弱,气势逼人。作者以“掩口胡卢而笑”、“又大笑”、“又笑”三次笑极写其盛气凌人之态,而相比之下,成名则是“自增惭怍,不敢与较”。但小虫斗胜时,成名“大喜”,而村中少年则“大骇”,这又是一次鲜明的对比,只是双方的情态都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这两番鲜明生动的对比之下,清晰地显示出各自的性格特征,丰富了其形象的刻画。而当成喜不自禁地“瞻玩”小虫时,风云突变:“一鸡瞥来,径进以啄。成骇立愕呼。幸啄不中,虫跃去尺有咫。鸡健进,逐逼之;虫已在爪下矣。成仓猝莫知所救,顿足失色。旋见鸡伸颈摆扑,临视,则虫集冠上,力叮不释,成益惊喜,掇置笼中。”主人公成名的心理活动随时瞬变,由“骇立愕呼”到“顿足失色”,转为“益惊喜”。作者在尺幅之内陡兴波澜,极尽变幻,描绘得险象环生,引人入胜。使读者随之亦惊亦喜,最终得到一种酣畅淋漓、赏心悦目的快感。 多种手法并用,在小说创作中并不为少,但象蒲松龄运用得这样普遍,这样灵活洒脱和具有特色,却又为数不多。多种艺术手法的运用,表现了蒲松龄善于博采众长,取精用弘,奋笔发蒙,闳中肆外的斫轮绝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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