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高歌猛进：发展期的高僧

鸠摩罗什来华，大力传述印度佛教龙树中观学说，使得佛教般若学与魏晋玄学从理论上划清界线，从此中国佛教踏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从此时起到南北朝晚期止，中国佛教高歌猛进，大批的经典被翻译，各种各样的学说被人们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同的学派开始出现，佛教在各个领域都得到迅猛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高僧大德不断出现。僧肇、竺道生、慧观等高僧，在本书的其他章节已经介绍，此处介绍其他一些主要的佛教代表人物。
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是著名的佛教翻译家，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罗什的父亲是印度人，从印度越过葱岭来到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龟兹国王对他甚为仰慕，把妹妹嫁给他。于东晋康帝建元二年(344)生下罗什。所以罗什兼有印度、中国两种血统。

鸠摩罗什(黄泽《古佛图谱》)

生下罗什后不久，罗什母亲就出家为尼。罗什七岁时，随同母亲一起出家。罗什从小聪明异常，每天能够背诵偈颂一千首。按照印度输罗迦体，一首偈颂有三十二个音节，也就是每天背诵三万二千音节。“诵毗昙既过，师授其义，即自通达，无幽不畅。”九岁时，罗什跟随母亲到罽宾(今克什米尔)拜当时著名的小乘法师槃头达多为师，学习杂藏、《中阿含》、《长阿含》等小乘经典。达多带他去见国王，国王让罗什与其他论师辩论。论师们见罗什年幼，看不起他，出言很不礼貌。但辩论中却一个个输给罗什。国王十分高兴，按照该国最高的待遇礼遇罗什。十二岁时，其母携带罗什返回龟兹。中途在沙勒国(今新疆喀什)停留一年，学习说一切有部的《阿毗昙论》,还学习了许多外道的著作，如四吠陀、五明诸论以及阴阳星算等等，知识越来越丰富。当时莎车(今新疆莎车)有一位著名的大乘僧人，名叫须耶利苏摩，精通大乘典籍。罗什以前没有学过大乘，此时跟从须耶利苏摩学习了大乘理论，非常感慨，说：“我以前学习小乘，就好比一个人不认识黄金，把黄铜当作宝贝。”从此专心钻研大乘，学习了《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大乘中观派的基本著作。接着他跟随母亲来到温宿(今新疆温宿),当时温宿有一位修道士，能言善辩，名振西域，曾经公开宣布，“谁能够在辩论中胜我，我将斩首相谢”。罗什用中观派的真俗二谛理论与他辩论，这个修道士惘然若失，稽首归依罗什。这样一来罗什的名声如日中天，传遍西域。龟兹王亲自到温宿迎接罗什回国。二十岁时，罗什正式受具足戒，并跟从卑摩罗叉学习《十诵律》。罗什在龟兹传播大乘思想，受到人们的欢迎。据说罗什的师父槃头达多听到这种情况，特意赶到龟兹，质问罗什：“大乘到底有什么好？ 你要改宗大乘？”罗什说：“大乘主张的‘诸法性空’理论比小乘高明。”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辩论，终于说服了槃头达多。槃头达多感慨地反拜罗什为师，说：“从今以后，和尚是我的大乘师，我是和尚的小乘师。”西域各国都把罗什供为天人，罗什每年讲经，诸王长跪座侧，让罗什踏着自己的脊背登座，由此可见罗什在西域受尊敬的程度。
罗什的名声也传到内地。当时苻坚称帝关中，建元十三年(377),太史奏报：“有星见于外国分野，应该有大德智人辅佐中国。”苻坚说：“我听说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释道安，都是大德智人。莫非星象就应在他们身上？”建元十五年(379),苻坚攻破襄阳得到释道安。道安也建议苻坚迎请鸠摩罗什。所以苻坚于建元十八年(382)派遣骁骑将军吕光等人率兵七万西伐龟兹，迎请鸠摩罗什。临行之前，苻坚召见吕光，说：“帝王应天而治，以爱苍生为本。这次出兵，并不是为了贪图财富而讨伐别国，而是为了爱好佛法。我听说西域有个鸠摩罗什，深解法相，熟晓阴阳，我非常倾慕他。贤哲是国家的大宝，你攻下龟兹后，立即派人用最快的速度把鸠摩罗什给我送来。”
吕光领兵攻破龟兹，得到了罗什。他引兵东返的路上，得到淝水之战大败以及苻坚被姚萇所害的消息。于是他留驻在姑臧(今甘肃武威),没有继续东返。过了一段时间，他自建后凉，称元太安。
吕光本人对佛教并不感兴趣。因此，他对罗什不太尊重。不仅如此，他看罗什很年轻，有点瞧不起罗什，有时甚而戏弄罗什。如强逼罗什与龟兹王女结合，让罗什骑牛、骑劣马以看笑话等等。后凉从太安元年(386)吕光建国，到神鼎元年(401)吕隆归降后秦，先后共十六年。罗什滞留在后凉的这段期间没有做什么传播佛教的事。不过，他趁这个机会学习了汉语，为今后的佛经翻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后秦姚萇、姚兴父子因慕罗什的大名，曾经数次遣使后凉，希望得到罗什。后凉吕氏虽然自己并不用罗什，但知道罗什很聪明，怕他为姚秦所用，所以一直不肯放行。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遣军破后凉，吕隆归降，姚兴得迎罗什入关中，待以国师之礼。
从此罗什的主要力量均用于佛经的翻译。从弘始三年(401)入关中至弘始十五年(413)逝世，他所翻译的经典，据《出三藏记集》卷二所载，共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据《开元释教录》则有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由此可见罗什用力之勤。
罗什的翻译事业，是我国佛教翻译史上的一大高峰。他对中国佛教事业的贡献，可以分述如下：
一、鸠摩罗什系统传译了龙树中观派的典籍与学说。中观派学说是佛教般若学的精华。前此，般若学虽然已经在中国流传，《大品》、《小品》等多部著作也都已译为中文，但由于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般若学的六家七宗都没有能够脱出玄学的笼罩。现在通过罗什的传译与弘扬，为当时的学者纠正了谬误，指出了坦途。后罗什弟子僧肇撰写《肇论》,彻底清算了对般若学的错误理解。罗什所翻译的经典很多都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些学派或宗派依据的主要典籍。比如，他翻译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为三论宗的基本典籍；《成实论》成为成实宗的根本典籍；《法华经》是天台宗的根本典籍；《阿弥陀经》是净土宗的主要经典之一。
二、在翻译的风格方面，由于罗什具有高度的佛教修养，兼通华梵两种文字，所以他的翻译一变过去拙朴的古风，改为达意为上的译法。他的翻译兼顾信、雅、达，力求既不失文章的原意，尽量保持原文的语趣，又使中土诵习者易读易懂。由于梵文佛典叙事经常繁杂烦重，为了适应中国人的阅读习惯，罗什在翻译时，常对那些烦重处进行删略。但他在做删略时，一再字斟句酌，态度非常慎重，如他翻译《维摩诘经》时，经常一言三复，精求原意。翻译《大品般若》时，仔细对校以往的旧译本，又以释论(即《大智度论》)来对校，一定要文义相合才付传写。所以，罗什翻译的经典不胫而走，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至今流传不衰。
三、罗什的译场聚集了当时的一代才俊。罗什翻译经典时，边译边讲，因此，它的译场实际又是学习佛学的大学校。常有数千人在这里学习佛法，一代学僧在这里成长起来。其中僧肇、僧睿、道生、道融、昙影、道恒、慧观、慧严等尤其著名，后来大多成为一代宗师。关于僧肇、道生、慧观等人对中国佛教哲学的贡献，可参见本书的其他章节。因此，鸠摩罗什在培养佛教人才方面的功绩也是相当可观的。
罗什一生主要从事佛经的翻译，没有留下多少著作。相传他曾著有《实相论》二卷，从书名看，显然是论述、阐扬中观派诸法实相的观点，可惜该书已佚。另外，罗什曾经注释《维摩诘经》,虽然全文已经不存，但大部分内容尚保存在僧肇的《维摩诘经注》中。后人还辑有罗什答慧远大乘深义十八科三卷，题名为《大乘大义章》。此外留有若干小篇诗文。罗什虽有这么多成就，但他对自己并不满意。他曾经感慨地说：“我如果动笔写一部《大乘阿毗昙论》,一定可以远远超过迦旃延子(印度说一切有部著名论师)。现在在秦地，能真正懂得深奥的佛教道理的人太少了。我现在就好比一个被折断翅膀的大鹏鸟，又有什么可说呢？”言下有一种深深的寂寞与凄凉。
弘始十五年(413)四月，罗什于长安草堂寺逝世。据说，临逝世前，他对大众说：“我所翻译的经典，共有三百余卷。除了《十诵律》还来不及修订外，其余的经典，都能够真正体现原典的本意，并无差失。愿我翻译的这些经典，都能够永远弘通流传。现在我当众发誓，如果我的翻译的确准确无误，我死后焚身，舌不焦烂。”罗什逝世后，按照佛教的规矩进行火化，据说焚化的结果果然“薪灭形碎，唯舌不灰”。
释慧远
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原平县东部)人。晋成帝咸和九年(334)生。幼而好学，十三岁时，跟从舅父到洛阳一带游学，学习儒家的六经，特别喜欢《老子》、《庄子》等著作。二十一岁时，原想到南方去跟从当时的豫章(今江西南昌)名儒范宣子隐居学习，但因为战争频繁，道路不通，所以未能成行。总之，慧远早年是一个标准的儒家士子。
当时，释道安正因为战乱而隐居在太行山中建寺弘法，名气很大。慧远就去见道安。初一见面，就被道安的风采所吸引，以为“真吾师也！”接着听道安讲《般若经》,豁然有所觉悟，感叹说：“与佛教相比，儒道九流，都不过是糠秕罢了。”于是拜道安为师，与弟弟慧持一起皈依佛教。慧远素有大志，皈依佛教后，就一直以总摄纲维，立宗弘法为己任。慧远学习特别刻苦，夜以继昼。勤诵精思，机鉴遐深。道安特别器重他，常说：“慧远就是能够使佛法在中国弘布的人吧！”三年后，慧远就能够独立地开讲佛经。有一次，慧远讲解佛经，听讲的人有些地方不明白，提出疑问。慧远反复解释，听者还是不能明白。后来慧远引用《庄子》来作说明，听讲的人才豁然开悟。从此以后，道安特许慧远可以继续学习中国传统的儒道等书。这件事也说明当时中国学习佛教、讲解佛教的人，即使是慧远这样优秀的人才，也都没有能够完全脱开格义的影响。
其后慧远一直跟随道安。道安后因北方战乱率弟子南投襄阳，行至新野(今河南新野),道安分遣徒众赴各地传教。苻坚破襄阳后，慧远也带领徒众十余人南下到浔阳(今江西九江),因爱庐山林峰清净，就构筑精舍，定居在这里。起先住在龙泉寺，后来因为徒众越来越多，刺史桓伊为他重建寺庙。当时庐山已有一所寺庙，叫西林寺。新建的寺庙因为在西林寺的东面，所以叫东林寺。这座寺庙历经沧桑，至今仍存。
慧远隐居庐山三十多年，深居简出，从不下山。平时送客，也以虎溪为界，不越雷池一步。但这三十多年却是慧远从事佛教活动最重要的时期。他讲经论道、撰写文章、培养弟子、邀请西来经师译经，与全国各地的佛教教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与统治阶级上层相互交接。通过这些活动，庐山成为当时的佛教中心，慧远则成为公认的佛教领袖。

慧远(黄泽《古佛图谱》)

慧远所从事的佛教活动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撰写文章、聚徒讲学，传播佛学思想。在这方面，慧远最突出的表现是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他撰写了《三报论》、《明报应论》等论文，以说明佛教理论的合理性及其社会作用。另外，他极力调和佛教教义与儒家名教之间的矛盾，论述其内在的一致性，从而解决佛教与我国传统思想的矛盾。东晋曾发生几次沙门敬俗问题的大争论。慧远也写文章参加讨论。他一方面坚持世内、世外的区别，强调名教只能约束世内，不能强加于世外，以此坚持佛教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两者可以并行不悖，所谓：“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与治道者也。”(《沙门不敬王者论》)以此调和两者的关系。
其次，派遣弟子去国外取经，并努力组织经典的翻译。如慧远到庐山后，深感江东经典缺乏，派遣弟子法净、法领等人到西域取经。法净等人历尽艰险，从西域取得各种经论二百余部，后鸠摩罗什翻译时就曾经用过这些经本。当时罽宾小乘佛教毗昙学大师僧伽提婆南下庐山，慧远请他译出《阿毗昙心》和《三法度论》,使得毗昙学在江东风靡一时。慧远对组织翻译禅经也出力甚多。如印度佛驮跋多罗来华传播小乘禅学，因与罗什所传的大乘禅学派别不同，佛驮跋多罗到长安后受到罗什门人的排斥，不得不来到庐山。慧远一方面派人北上关中调解此事，一方面请佛驮跋多罗译出《达磨多罗禅经》,使得小乘系的禅学也在我国流传开来。又如弗若多罗曾在关中翻译《十诵律》,但译事未竟就去世了。后来慧远知道昙摩流支携带这部经典来华，特意派遣弟子致书祈请，译出《十诵律》的全本。总之，慧远在佛教经典的引进与翻译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各种经典的传入，开阔了中国僧人的眼界，加速了中国佛教的发展。
同时，化兼道俗。对外，他交接权贵、清流、文人学士，结成广泛的社会关系，通过这些活动，吸引文人学士接受与信仰佛教，化解他们对佛教的敌对情绪。如谢灵运高傲自负，但与慧远交往后，极为心服。又如桓玄曾力图压制佛教的发展，提出沙门拜俗，并要沙汰沙门。但对庐山慧远却另眼看待，提出“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一批名流学士与慧远共同论议佛教的教理，甚至结社共拜弥陀，以期往生西方净土，对巩固与扩大佛教的势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对内，他加强与各地佛教教团的联系，如罗什到达关中，他立即送信致意。什门弟子与佛驮跋多罗产生矛盾，他出面排解。如此等等，加强了佛教内部的团结，也使他成为当时实际的佛教领袖人物。
应该指出，慧远的佛学思想还夹杂了许多中国传统思想的因素，因此，他对印度佛教的理解不免受到一定的局限。例如，他对于报应的理解，就完全站在中国人传统神不灭的立场上，而这恰恰是佛教批判的“神我论”。他在佛学思想方面的局限，从他与鸠摩罗什的往来书信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在他去信向鸠摩罗什致候以后，鸠摩罗什回信，附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既已舍染乐，心得善摄不？若得不驰散，深入实相不？
毕竟空相中，其心无所乐。若悦禅智慧，是法性无照。
虚诳等无实，亦非停心处。仁者所得法，幸愿示其要。
意思是想了解慧远佛学的程度是否已经真正证得诸法实相。罗什在关中深感真正懂得佛法的人实在太少了，慧远的名气很大，他自然想知道慧远的佛学水平到底如何？ 慧远是这样回答的：
本端竟何从，起灭有无际。一微涉动境，成此颓山势。
惑想更相乘，触理自生滞。因缘非无主，开途非一世。
时无悟宗匠，谁将握玄契。来问尚悠悠，相与期暮岁。
即主张用起灭有无等范畴来观察现象与本质等问题。认为本质应为灭、为无，由于活动而产生世界。上述观点反映慧远基本上站在玄学的立场上理解佛教。对于鸠摩罗什提出的问题，可说是答非所问。
东晋义熙十二年(416),慧远在庐山东林寺逝世，终年八十三岁。
释法显
释法显，俗姓龚，平阳郡武阳(今山西襄汾)人，约生于东晋咸康三年(337)。兄弟四人，三人都在幼年时死去。父母担心他也会夭折，三岁时便度为沙弥。二十岁时受具足戒，正式出家。他志行明敏，仪轨整肃。经常感慨传译的经本，尤其是戒律不全，使得中国佛教的教团生活缺乏遵循，立志要到印度去求访经典。
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法显约了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四人，一起从长安出发。他们经过乞伏氏统治的西秦，于隆安四年(400)来到河西走廊的张掖，在这里与宝云等五人相遇。十人结伴而行，同年秋来到敦煌。在敦煌太守李浩的资助下，法显等五人先行。当时出了敦煌就进入西域。在漫漫的沙漠中，“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高僧传》卷三)。他们走了十七天，才来到鄯善(今新疆若羌)。随后向西北来到乌夷(今新疆焉耆),在这里又遇到宝云等。由于乌夷国流行小乘，待客又薄，较难筹措行资。慧嵬等三人折向高昌，法显等七人因得到当地符公孙资助而继续前进。他们向西南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走了一个月另五天，来到于阗(今新疆和田),此时已经是隆安五年(401)。在这里他们遇见先期到此的慧达等。慧达等三人动身前往竭叉国(今新疆喀什),而法显等则留在于阗参加一年一度的佛诞纪念活动。其后，法显等经子合国(今新疆叶城)入葱岭，经过夏安居后，山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国，与慧达等人会合。参加五年一次的无遮大会。
东晋元兴元年(402),法显等越过葱岭进入印度。他们历游多国，来到弗楼沙。慧应在这里病故，宝云、慧达、僧景等就此回国。法显与慧景、道整三人继续前进。元兴二年(403),在翻越雪山时慧景冻死，只剩法显与道整两人。他们于东晋义熙元年(405)到达摩揭陀国，这里是当年释迦牟尼传教与生活的地方。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总算达到了目的。道整表示愿意永远留在这里，法显则一方面学习印度语言，一方面收集经本，准备把这些经本带回国内，翻译流通。为此，他在印度四处游历，寻访、抄写中国没有的经本。
义熙五年(409)冬，他从印度来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为了抄写经论，在这里又居住了两年。义熙七年(411)搭载商船东返回国。在海上飘了五十多天，结果来到南海的耶婆提(或谓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不得不在这里又居住了五个月。义熙八年(412)再次搭乘商船回国。原以为五十天左右就可以到广州，没想到遇到大风暴，在海上漂流了两个多月。风暴厉害时，有些船客说都是法显这个和尚带来的晦气，要把他赶下船去。亏得有人仗义反对，法显才幸免于难。后来船只终于漂到青州长广郡(今山东即墨境),安全登岸。
从隆安三年(399)出发，到义熙八年(412)返回，前后共经十四年。其间，从中国到印度，走了三年多；在印度停留了近八年；归程经狮子国等地，又费时三年。法显在这十四年中，先后经历了近三十个国家，同行的十余人，有的病死，有的冻死，有的中途返回，有的留居印度。只有法显矢志不渝，克服艰难险阻，终于达到求法的宿愿。
法显到印度的目的是求法，尤其是寻找印度佛教的戒律。当时印度佛教经典基本上还都处在口口相传的状态中，无本可写。法显直到摩揭陀国才抄到最完备的《摩诃僧祗律》,此外还抄得《杂阿毗昙心论》、《方等般泥洹经》等，总计带回中土没有的佛教经律论九部。在这以前，还没有一个汉族僧人像法显这样游历这么长时间，经历这么多国家，取回这么多经典。
回国之后，法显主要致力于经典的翻译。他在建康(今江苏南京)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共同翻译了《大般泥洹经》等。他还撰写《历游天竺记传》一卷，又名《法显传》,记录自己十四年赴印度的经历与见闻。这部书至今仍是我们研究古代印度社会、宗教、历史以及中外交通的重要资料。
昙无谶
昙无谶，中印度人。约生于385年。六岁时父亲去世，随母亲生活。后拜沙门达摩耶舍为师，学习小乘经典。他聪敏超群，记忆力强，每天能诵经万余言。还学习了五明诸论，能言善辩。一次，他与大乘法师论辩，无论昙无谶怎样攻难蜂起，始终驳不倒这位法师。昙无谶很佩服，问这位法师到底有什么好经典。这位法师给了他一部写在树皮上的《涅槃经》。昙无谶学习以后，大为吃惊，认为自己以前实在是井蛙观天，从此专攻大乘。到二十岁时，已经读诵大小乘经典二百余万言，对《涅槃经》则特别精通。
昙无谶有个从兄是驯象师，不小心把国王喜爱的白耳大象弄死，被国王所杀。国王还不准亲属为他收尸。亲属们都不敢去，独有昙无谶哭而葬之。国王得知后很生气，要杀他。昙无谶神色自若地说：“您为了执行国法而杀他；我因为是他的亲属而埋葬他。都是合乎道理的，您为什么生气呢？”国王很赞赏他的气概，把他留在身边。
昙无谶会咒术，据说非常灵验。在西域很有名气，被称为“大咒师”。所以开始时国王很宠遇他，但后来对他渐渐冷淡了。于是昙无谶带着《涅槃经》等经本来到罽宾，但罽宾流行小乘，不信《涅槃经》,昙无谶便经由龟兹，来到敦煌，开始了他的汉地传教译经生涯。
后沮渠蒙逊占领河西，建立北凉。敦煌亦属北凉辖地。沮渠蒙逊听到昙无谶的大名，便把他接到姑臧(今甘肃武威),请他翻译经典。昙无谶为了更好地进行佛经的汉译，特意学习了三年汉文，然后开始翻译《大般涅槃经》,当时河西的两个著名沙门慧嵩与道朗，协助昙无谶一起从事翻译事业。由于昙无谶带来的经本仅为上分，品数不足，他便重返印度，寻找足本。刚好遇到他母亲逝世，停留了一年才返回，并在于阗找到中分，后来又在于阗找到下分，这样经本就具足了。昙无谶翻译的《大般涅槃经》共三十六卷，在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前此，竺道生已经提出“一阐提人”也可以成佛的问题，但由于竺道生的观点在当时翻译的经典中无征，所以人们不但不相信，反而把他开除出佛教教团。现在昙无谶翻译的三十六卷本《大般涅槃经》正式宣布“一阐提人”可以成佛，为竺道生的公案打上句号，大大促进了我国佛性论的研究。
除此以外，昙无谶还翻译了《大方等大集经》、《悲华经》、《大方等大云经》、《优婆塞戒经》、《金光明经》等，据《开元释教录》载，总计十九部，一百三十一卷。但这些经典是否全部是昙无谶所译，尚有不同意见。有的研究者考证昙无谶所翻译为十一部，一百一十二卷。当时人评价他的翻译工作，说是：“临译谨慎，殆无遗隐。搜研本正，务存经旨。”(道朗：《涅槃经序》)值得一提的是他所传译的典籍中有一批大乘戒律的著作。印度佛教的大乘戒律，前此一直比较凌乱。直到《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才将有关大乘戒律的内容整理为一个整体。昙无谶把《菩萨地》翻译出来，定名为《菩萨地持经》。又翻译了《优婆塞戒经》、《菩萨戒本》、《菩萨戒坛文》等，并在河西一带传授菩萨戒。他的这些活动，对于大乘佛教在我国的流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东晋十六国时，我国北方兵祸连年，各民族上层统治者相互攻杀，争城夺地。各个政权像走马灯一样地更迭，统治者自己也都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因此，不少统治者都希望能够得到佛教的佑护。而一旦自己兵败地失，又往往会埋怨佛教不保佑自己，迁怒于佛教。据说北凉承玄二年(429),沮渠蒙逊东伐乞伏氏，兵败，世子沮渠兴国被擒。后沮渠兴国又在乱兵中被杀。沮渠蒙逊大怒，说佛教不保佑自己，下令遣斥沙门，五十岁以下的全部还俗。后因劝阻而中止。不过由于昙无谶善咒术，沮渠蒙逊对他还是很信任。据说有一次他对沮渠蒙逊说：“有疫鬼入城，将有瘟疫发生。”沮渠蒙逊不信。昙无谶就使出神通，让沮渠蒙逊亲眼看到疫鬼。沮渠蒙逊大吃一惊。于是昙无谶教以斋戒神咒之法，把疫鬼赶出城去，使北凉免去一场灾祸。
后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听到昙无谶的名气，便派人到北凉索取昙无谶。北魏势大，北凉弱小。沮渠蒙逊既不敢得罪北魏，又怕昙无谶到北魏以后会被北魏所用，从而对自己不利。刚好这时昙无谶因为《大般涅槃经》的后分还没有翻译出来，要求让他到西域去寻访《涅槃经》后分。沮渠蒙逊就假装资助他西行求法，暗中派刺客中途将昙无谶杀害。这是北凉义和三年(433)的事，当时昙无谶只有四十九岁。但也有材料说，昙无谶品行甚不端，并企图用咒术害人，所以被杀。
从总体来说，佛教徒总是尽量与统治阶级保持合作。昙无谶翻译《菩萨地持经》时，由于原本“善开性罪”一条中有反对统治阶级的内容，便特意略去不译。即使如此小心谨慎，仍因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而丧生，实在让人感慨。
僧祐
僧祐，俗姓俞，原籍彭城下邳(今徐州邳县),父亲居于建业(今江苏南京)。僧祐约于刘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5)生于建业。主要活动时期为萧梁，故一般称他为梁朝僧人。据说他年幼时随父母到建初寺进香，便欢喜踊跃，不肯回家。于是父母允许他奉沙门僧范为师。十四岁时，家里准备为他定亲，他就躲避到定林寺(在南京钟山),从法达法师学习。受具足戒后，又受业于法颖法师。法达、法颖都是当时建业著名的僧人，尤精于律学。僧祐学习非常刻苦，竭思追求，无懈昏晓，所以很快成为律学方面的有名学者。除了弘扬律学之外，僧祐致力于整理经典、编撰目录、修造藏经、钻研教史，由此形成我国佛教律学僧人编目造藏的传统。
僧祐编撰的《出三藏记集》是由我国历代大藏经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经录。这部目录的主体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撰缘记”,记载佛教三藏及译经缘起； 第二部分是经录，主要依据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再加上僧祐本人收集得到的经本编成。编撰这部经录时，他“钻析内经，研镜外籍，参以前识，验以旧闻”,收录宏富，态度严谨，在疑伪经的判别等方面颇有创新，在我国的佛教文献学上有突出的地位； 第三部分收录诸经的经序、经记等一百二十篇，记载了这些经典翻译的基本情况以及当时人们对它们的研究状况，保存了古代译经史的许多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第四部分是僧人传记，记载了从东汉到南北朝的译经僧人三十二人。这些资料为后代许多僧传、经录所引用。
僧祐还编撰了《萨婆多部相承传》、《十诵义记》、《释迦谱》、《世界记》、《法苑集》、《弘明集》、《法集杂记传铭》,加上《出三藏记集》,共计八部，合编为《释僧祐法集》。这部《法集》,集录了许多古记遗文，极为可贵。可惜现在除了《出三藏记集》、《释迦谱》以及《弘明集》三部外，其余都已亡佚。不过，即使从《出三藏记集》所保留的目录，也可以得知不少重要的线索。如《法苑集》卷六专门记叙印度梵呗、乐舞在中国流传的经过，对于研究我国的音乐、舞蹈史具有重要价值。卷八专门记载当时修造大藏经的情况，卷十记载禁屠、施药等等，都是研究南北朝佛教史的宝贵资料。
僧祐主持编辑了定林寺、建初寺大藏经，这是我国早期出现的佛教大藏经之一。由于僧祐在佛教文献学方面的卓越成绩，所以当时出现有关佛教典籍的问题，往往咨询他的意见。如梁天监九年(510),郢州(今湖北武汉)头陀尼僧妙光自造《萨婆若陀眷属庄严经》,在优婆夷中甚为流行，妙光也被人称为“圣道”。事情被告发后，官府让僧祐等人考察此经，最后妙光被治罪。
据《高僧传》,“祐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在《法苑集》中，僧祐载录了许多关于佛教音乐、歌呗、法乐、梵舞、造像、雕制的文献，说明他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兴趣与修养。据说当时不少佛像都是僧祐规划、设计的。
由于僧祐才高名大，不少人投在他的门下学习佛教，道俗门徒据说有一万一千多人。其中如梁释宝唱，也是著名的佛教目录学家。又如南朝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也曾在僧祐门下学习，并协助僧祐修造藏经。
梁天监十七年(518),僧祐逝世于建业建初寺，时年七十四岁。
昙鸾
昙鸾，山西雁门(今山西代县)人，约北魏孝文帝延兴六年(476)生。《续高僧传》称他“未详其氏”,可见他并非出于高门大族。由于家近五台山，从小就受到佛教的影响。十余岁时，曾经登五台山访寻佛教遗迹，很是感动，于是出家为僧。出家之后，“内外经籍，俱陶文理”,对龙树中观派学说特别爱好。后来因慕道教的长生术，特地南下求拜在陶弘景门下，得《仙经》十卷北返，欲择地修习。
昙鸾北返途中，在洛阳遇到印度高僧菩提留支。昙鸾向菩提留支打听：“佛教中是不是也有长生不老之术，能不能超过中国的道教的《仙经》?”菩提留支说：“中国哪有什么长生不老的方法？ 即使能够长生，最终还是要死，还要在三界中轮回。”并掏出一部《观无量寿经》送给昙鸾，说：“这才是真正的仙方，依照这部经修行，就能解脱生死。”昙鸾接受了这一番教导，把《仙经》烧掉，从此专心修持起《观无量寿经》。
从昙鸾的这一段经历可以看出道教对佛教的影响与南北朝时佛、道两教的关系。当时修炼长生术的佛教徒不仅有昙鸾，还有慧思等人，可见是一种普遍的思潮。昙鸾虽然在菩提留支的影响下把《仙经》烧了，但从有关著录看，他著有《调气论》、《服气要诀》,至今道藏《云笈七签》中还收有《昙鸾法师服气法》,可见他并没有能够根绝道教思想的影响。
从此昙鸾在北方专门弘化净土思想，由于他对龙树中观思想本来就很有研究，此时接受了菩提留支所传的世亲一系的净土思想后，便用龙树的观点来阐述净土，撰写了《往生论注》。因此，可说昙鸾的净土思想是继承了印度龙树、世亲两系的理论又融入中国道教的观点而集其大成。昙鸾认为，现在已是五浊末世无佛之时，佛教诸法可分为难行、易行两道。净土法门凭信佛愿力以及信佛因缘而得佛力护持，以生净土，犹如水路行舟，是易行道。其他各种法门完全依靠自力，一点他力也无法借持，好比陆路步行，是难行道。他强调依佛本愿力，强调以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中的第十一、第十八、第二十二等三大本愿为中心的他力本愿，认为只要依此修习，就可以往生极乐净土。他的这些思想成为中国佛教净土宗的理论基础。所以近代以来不少研究者认为昙鸾才是中国净土宗的真正创始人。
昙鸾传播的净土思想通俗易懂，修习实践也简单易行，对于广大灾难深重的下层人民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对统治阶级来说，也正好符合他们禳灾招福的需要。因此，净土思想与修习在北方很快传播开来，取得很大的影响。《续高僧传》载：“魏主重之，号为‘神鸾’。”昙鸾晚年移居山西汾州(今山西汾阳)玄中寺，故至今净土宗以玄中寺为自己的祖庭。东魏兴和四年(542),昙鸾因病逝世，年六十七岁。也有研究者认为他大约死于北齐天保五年(554)以后。关于这一点，迄今尚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