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仁义，礼

我认为仁义也是孔子思想核心之一。但与“时”比较，则“时”是基本的，而“仁义”是从属的。这一点，从《易 ·说卦传》所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来比较，不能不处于第二位。
有人说，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吕氏春秋·不二》说：“孔子贵仁。”在《论语》里谈到仁的地方也确实很多。但在《论语》谈义的地方也不少。只是不见有仁义连用罢了。有人说，仁义是孟子的专利品。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只看到了表面现象，其实并非如此。我们知道庄子与孟子同时或稍前。司马迁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今在《庄子》三十三篇中，可以看到有十七篇言及仁义，已超过半数。特别是《天运》说：“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天道》说：“孔子曰善。往见老聃……于是繙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让王》说：“今丘抱仁义之道。”《渔父》说：“孔氏者……身行仁义。”如果只有孟子始言仁义，为什么庄子如此攻击孔子的仁义，而且假托孔子说“要在仁义”呢？ 不仅如此，在《论语》中，虽然不见有仁义连用，但孔子总是把“出则事公卿”与“入则事父兄”、“远之事君”与“迩之事父”、“君君臣臣”与“父父子子”并列在一起。从实质上看，这不也是仁义连用吗？ 所以，孔子在《说卦传》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是孔子思想在人道，亦即人生观方面以仁义为核心的确凿证明，是不容怀疑的。
那么什么是仁义？ 由于孔子在《论语》里，语及仁义多是随方施教，没有作过正面的、确切的诠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后人总是众说纷纭。例如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朱熹说：仁是“心之德爱之理”,义是“心之制事之宜”。其实这些说法都不是孔子立说的本意。我认为对于作为孔子思想核心之一的仁义的最全面最精确的诠释，莫如《中庸》中孔子答“哀公问政”一段话：“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这段话对于仁义包括礼三者的内容、特点以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阐释得非常全面而精确。
首先说，“仁者人也”是什么意思？我认为人和仁本来是一个字，后来由于历史发展，仁自人分化出来，但仍不能不保留原有的含义。这里的“仁者人也”的人字，实际上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仁的产生，二是说仁的适用范围，都只限于人类。《庄子·天运》说：“商太宰荡问仁于庄子。庄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谓也？’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为不仁？’”庄子说“虎狼，仁也”,实际上是对孔子言仁的故意歪曲，借以反对孔子。虎狼固然是父子相亲，但是，它不能把这个相亲推广于全体兽类，而仁则不然。《论语·泰伯》说：“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即人类能把“父子相亲”的“亲”推广于全体人类。所以，庄子说“虎狼仁也”,是不对的。《论语·乡党》说：“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又《颜渊》说：“子夏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吕氏春秋·爱类》说：“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可见，孔子所说的仁，其范围只限于人类。后世有人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不是孔子的观点。
“亲亲为大”则是说仁的适用范围尽管是全人类，但“亲亲”最为重要。因为“亲亲”是仁的起点，仁的原动力。不能“亲亲”而能亲一切人，是所谓“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义者宜也”是什么意思呢？ “宜”的意思是合适，恰当。“义者宜也”的意思是说处理事物合适、恰当就是义。所谓合适、恰当，有没有标准？标准是有的，但不固定。要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所谓制宜，实际上是要求主观与客观能达到一致。客观上的事物是千差万别的。在主观上处理时，也要符合客观上的实际情况，而不应千篇一律。《孟子·滕文公上》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孟子所说的“比而同之”,就是不宜，也就是不义。
“尊贤为大”是什么意思？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尊贤”与“亲亲”不同。“尊贤”讲的是义，“亲亲”讲的是仁。讲义所重在社会，讲仁所重在家庭。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社会上就不讲仁，在家庭中就不讲义。《礼记·丧服四制》说：“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实正确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尊贤为大”,意思是说义的范围所包甚广，不以尊贤为限，但“尊贤”是义中的头等大事。《礼记·仲尼燕居》说：“目巧之室，则有奥、阼，席则有上下，车则有左右，行则有随，立则有序，古之义也。”这是义的范围不以尊贤为限的证明。
“亲亲之杀”是说“亲亲”有亲疏远近等级上的差别。《礼记·丧服小记》说：“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可以看作“亲亲之杀”的注脚。郑玄说：“己上亲父，下亲子，三也。以父亲祖，以子亲孙，五也。以祖亲高祖，以孙亲玄孙，九也。杀谓亲益疏者，服之则轻。”郑说是对的。
“尊贤之等”,是说人的贤才有高下，表现在职位上也应有尊卑贵贱等等级上的差别。《左传·庄公十八年》说：“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荀子·王制》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从上述两段引文，对“尊贤之等”的实际和理论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礼所生也”,是说礼就是由仁的亲亲之杀和义的尊贤之等产生出来的。所以，礼不是别的，它是仁义的表现形式。《论语·颜渊》说：“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孟子·离娄上》说：“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都是证明。孟子所谓“斯二者”就是仁义，所谓“节文斯二者”就是说礼是仁义的表现形式。关于节文的意义，明见于《礼记·三年问》:“三年之丧何也？ 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这里所说的“三年之丧”,就是礼。所说的“情”,指内容。所说的“文”,指斩衰之服。所说的“节”,指丧期三年。总之，“节文”是形式，而“情”为内容。可见孟子所说的“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正是说礼是仁义的表现形式。
仁义作为一种事物，也有它的发生发展过程。而这个发生发展过程不能不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尚书·尧典》说：“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这个“五教”是什么呢？ 《左传·文公十八年》说是“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孟子·滕文公上》说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我认为从真实性来说，《左传》对。因为在尧舜时代国家还没有产生，它是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社会，在家庭间强调父母兄弟和子的义务是合理的。然而孟子的说法也不见得没有道理。因为在战国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限于家庭，加入了君臣、夫妇等等关系，故孟子的解释也是可以理解的。孟子屡次提到“人伦”。于《孟子 ·滕文公上》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同篇又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于《离娄上》说：“圣人，人伦之至也。”于《离娄下》说：“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什么是“人伦”?古人所说的“人伦”,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有社会存在，为了维持社会的安定秩序，使社会能够顺利地向前发展，就不能不讲求如何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孔子所讲的仁义，是孔子用以处理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工具。《论语·里仁》说：“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个“忠恕”,也是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大学》说：“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论语·雍也》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可见“忠恕”是孔子用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而“忠恕”的内容则是仁义。所以，曾子把孔子说的“吾道一以贯之”理解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并不算错。只是孟子所说“孔子，圣之时也”更为深刻，更能抓住孔子思想的本质。
由于礼是仁义的表现形式，所以，仁义同礼来比较，仁义是抽象的，礼是具体的。我们要了解仁义，最好是先了解礼。古人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①人的所有一切语言行动都有礼作为规范，非常繁缛。然而大别之不过八种，即《礼记·昏义》所谓：“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在这八种礼当中，最重要的则是丧礼。在丧礼当中，最能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莫如丧服。《礼记·大传》说：“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郑玄说：“‘亲亲’父母为首，‘尊尊’君为首。”说明在丧服当中所反映的基本内容是亲亲、尊尊，亦即仁义。又孔子作《春秋》,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开篇引孔子的话说：“《春秋》以义。”于《自序》又说：“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可见孔子作《春秋》是专用以反映他思想中的义的。《庄子·天下》说：“《春秋》以道名分。”“名分”就是尊尊，也就是义，与《史记》所说的并无二致。我们看《春秋》里记述事实所遵守的原则，如“据鲁，亲周，故殷”^②,“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③,“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④,“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⑤,等等，都是“《春秋》以义”的具体表现。
最后还要谈一个问题，这就是，孔子思想核心之一虽然是仁义，但是在仁义当中他特别强调“仁”则是事实。例如《孟子·离娄上》说：“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论语》里谈仁的地方也确实比较多。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从历史中找答案。孔子虽然生在春秋时期，但从他的学术思想来说，则如《中庸》所说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即有得于“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思想较多。因此，他强调“亲亲”,强调仁，亦即强调血族关系，是可以理解的。在孔子后，孟子强调义，荀子强调礼，韩非则特别言法，这都是历史条件决定的。恩格斯说：“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根据恩格斯两种生产的理论，劳动愈发展，血族关系的支配力量愈减弱。也就是说，历史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从总的趋势来看，应是阶级关系不断加强，血族关系不断削弱。所以，孔、孟、荀、韩各家思想的侧重点不同，应从历史条件的变化去找原因，而不要仅仅归结为个人的认识。